我要沿着我的道路——独立的道路前进！我相信，不仅对于我所负责的国家和民族，而且对于我所珍视的联盟，这都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接着，他针锋相对地采取了几条对策。他向华盛顿和伦敦各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确定在法国作战时法国行政机构与盟军协同配合的条件，特别说明：在作战地区，地方当局将满足盟国的交通运输、公用事业方面的需要；在后方，法国政府将满足艾森豪威尔将军以盟军总司令身份所提出的要求。为了保证取得联络，每支大部队都配备一名法国行政联络军官随军工作，同时派遣一位拥有必要的职权和随行人员的法国将军到艾森豪威尔身边去，以保证在政府返回法国本土以前这个时期，有政府的一个成员以代表资格前往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接着，戴高乐任命了柯尼希将军和科歇将军分别担任北方战场和地中海战场盟军总司令的助手，同时任命安德烈·勒特罗克埃为解放区的民族解放委员会代表。戴高乐还与艾森豪威尔达成了“应当由法国军队去解放巴黎占领首都”的协议。
6月3日，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颁布法令，正式将名称改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郑重声明盟军必须尊重法国主权，决不同意其他任何政府存在，坚决抵制美国政府企图在登陆后宣布在法国建立占领区军政府和强制发行货币的决定。
15 “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1944年6月6日凌晨，英吉利海峡狂风大作，恶浪滔天，似乎在预示着伟大历史时刻的到来。盟军2 395架运输机和847架滑翔机，从英国20个机场载着3个伞兵师同时起飞；皇家空军1163架轰炸机，把5 853吨炸弹投到了预先选定的德国人的10个堡垒上；美国第八航空队的1083架轰炸机，对德国人的海岸防御工事投弹1763吨。然后盟军各类飞机同时出击，轰炸海岸目标和内陆的炮兵阵地。天地为之颤栗。
天色大亮，数不清的烟囱、桅杆遮没了波涛汹涌的海面。森林般的舰载火炮向诺曼底海岸倾泄出铺天盖地的火焰。整个海岸线硝烟翻滚、弹片呼啸、血肉横飞。大海为之变色。
复仇的日子到来了。
戴高乐站在伦敦卡尔登花园他的办公室窗前，以他那彻夜不眠而布满血丝的双眼眺望着东方天际，心情万分激动！仅差11天就整整4年了。 4年，1449个日日夜夜，苦难深重的法兰西，多少父母失去了孩子？多少孩子失去了父母？多少家园已毁于钢铁履带？多少血泪才酿就一份尊严？啊，有多少志士前赴后继以身报国才创造了这辉煌灿烂的一天！他怀着无比的热情，以他那早已为人们熟悉的充满鼓动力的声音振奋地说：
最后的战斗开始了……当然这是法国的战争，也只是法国的战争！……凡是法兰西的儿女，不论他们在哪里，也不论他们是谁，他们惟一而神圣的义务是尽一切力量打击敌人！……在我们的血和泪所凝成的乌云后面，现在正在重新出现象征着我们伟大的太阳！
无线电波把他的讲话迅即传到法国本土。法国各地的地下军成员分别聚集在收音机前，激动地聆听戴高乐的号召。他们和戴高乐一样，也被这神圣庄严的时刻所激奋。关掉收音机，他们便分头拿起能找得到的武器，静静地从各自藏身的秘密地点走出来，悄悄然而坚定地袭击德军的桥梁和军火库，切断电话线，拆毁铁路线，使敌人的交通、通讯系统绝大部分瘫痪，变成聋子、瞎子。复仇的烈火终于在法国各地熊熊燃烧起来。
在布列塔尼半岛，地下军承担了阻止14. 5万德军向诺曼底增援的任务。他们无视人手少、装备差的困难，频频出击，造成了盟军将在此登陆的假相，有效地把敌军拖了17天。德十五集团军总司令隆美尔元帅的战略是用步兵包围诺曼底盟军的桥头堡，同时重新调配装甲部队，以进行强大的反攻，把盟军赶下海去。然而，他的77步兵师，用了13天时间才走完两天的路程。165步兵师在登陆日的当天就从洛里昂出发了，但直到16日还没有到达前线。275步兵师7日离开瓦恩，14日还在路上。即使是小股部队也寸步难行，有一个营8天才走了60公里。德国的伞兵部队也遭到了同样的狙击，大大延误了战机。号称“帝国”的第二党卫军装甲师，是世界上装备最精良，战斗力最强的战斗部队。但它从佩里高到诺曼底的路上，同样遭到了地下军传奇般的骚扰和袭击。
“修车工”游击队的专长是切断敌人的通讯联络。他们常使法国南部的敌军陷入混乱。“帝国”装甲师师长拉麦丁刚刚接到命令准备开拔时，他们便将敌人储存的大部分汽油变成了一片火海。
“辣椒”管的是铁道线。这是一位年仅23岁的年轻人。他跳伞到利穆赞，组织铁路工人破坏法国南部的铁路运输。总攻开始时，他立即中断了从图卢兹到蒙托邦的所有交通运输，有效地阻止了德国人的军需、弹药和舟桥设备的运输工作，而且使从马赛到里昂的每一列火车都至少发生过一次出轨事故。
“奎宁”是一支仅27人的游击小分队。他们炸毁一座桥梁之后，仅凭一些轻武器与敌人一个重型坦克连激战了6个小时，20人光荣战死。
在地下军游击队的频繁打击之下，德军成了惊弓之鸟，坐卧不安，只好向上司告急。在奥里亚克的德军向上级报告：“形势危急，我军不断遭到袭击。”上比利牛斯的则说：“我方部队不断受到袭击。这些匪帮使我军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多尔多涅的德军人报告得更加惊心动魄：“第11装甲师每天都不得不与散布在多尔多涅各地的恐怖分子互相扭打，部队进展甚慢，有时一天只能前进几公里。克莱蒙—赞朗—利摩日地区完全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全区铁路交通完全停顿。部队行动十分困难。”
别提德国人，即使是盟军，也为这支地下军所表现出的锐气所震惊。战斗一打响，许多原来没有统计到的人也从各自的隐蔽地冲出来，戴上抵抗运动的臂章就赤手空拳地与武装到牙齿的敌人拼。当然，他们一碰上占领军就被镇压了，但这更激起了人们的反抗。他们抛弃一切成见，团结一致地奋勇战斗，几天就耗光了地下军几年间储备的很有限的武器弹药。地下军总指挥只好限制他们的行动，因为这是事先没计划到的。盟军指挥部6月底宣布，战果大大超出期望之外。艾森豪威尔将军认为，法国地下军的贡献等于15个正规师。他们实际上等于是一支在关键时刻从天而降的伞兵部队。
同胞们为祖国而战的牺牲精神和辉煌战绩极大地鼓舞了戴高乐，也更增加了他在政治斗争中的力量。因为直到这时，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关于改名、不允许存在其他政府和抵制战时法郎的法令还没有得到盟国的承认。6月8日，英国国务大臣艾登在另一位大臣达夫·库珀的陪同下与戴高乐共进午餐。艾登建议让法国代表马西格利到伦敦来签署一项法英协议，然后他再陪戴高乐到华盛顿去拜会罗斯福，以便确保罗斯福认可法英的协议。
但戴高乐不愿去央求美国佬的恩赐。他让维埃诺回复艾登：如果英国政府愿意对法国政府的备忘录进行讨论，它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至于戴高乐，他到伦敦不是来谈判的。同时，他再一次聪明地求助于新闻媒介。两天后，他接见了一家新闻社的记者，公开谴责了所谓的“盟国军政府”，指出军政府发行的货币毫无价值，并着重指出盟军与法国地方政权缺乏任何联络机构的局面是荒唐的。
这次谴责立即掀起了一场舆论大战。美国报界对戴高乐发动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攻击，一些有名望的新闻界人士立即奋起反击，为他辩护。在英国，则大多数报纸支持戴高乐，批评罗斯福顽固不化，弄得美国人很难堪。正在前线指挥作战的艾森豪威尔派他的参谋长来找戴高乐，请求他最好尽快对罗斯福进行一次友好访问。刚到伦敦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也来帮着说项。紧接着，费纳尔海军上将又特来转达罗斯福的口信：欢迎他访美，并提出了几个可以进行会晤的日期。在阿尔及尔，美国人也通过正式的外交途径在竭力催促。
戴高乐沉住了气，什么也没答应，只是加紧做回法国本土视察的准备。他的打算是，一边争取流亡伦敦的各国政府支持，一边抢先在已解放的诺曼底地区建立地方政权，使盟国建立军管政府的企图落空。当然，这个打算是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准备的。
像往常一样，形势正按着他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从8日到20日之间，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挪威等国不顾英美当局要他们等待事态发展的紧急要求（此中另有其因，下文再述），正式承认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紧接着，法国本土又传来喜讯：盟军已解放了第一座城市——贝叶市。
6月14日，戴高乐带领10名高级助手，乘坐法国海军“战斗”号驱逐舰，终于踏上了阔别了四年之久的法国国土，受到了贝叶市长、市议会成员和武装人员的热烈欢迎。进入贝叶城后，戴高乐心情激动地从一条街走到另一条街，居民们看到他都十分惊讶。市长高呼道：
“同胞们！荣誉和祖国！我们的戴高乐将军回来了！”
一时间，人们欢腾起来，有的大呼小叫，有的泪流如注。人们纷纷走出家门，跟在戴高乐身后走。人越来越多，不一会便汇成了一股长长的人流。孩子们把他团团围起来，妇女和老人则向他哭诉四年来的痛苦生活和德国法西斯匪徒犯下的滔天罪行。
望着纯朴善良的人们，戴高乐既感动又振奋。这是他在法国本土第一次受到的群众洗礼。这时，他真正感到了自己四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的价值，也更感到了肩头所负责任的分量。他按照原定计划，当即任命高级助手库莱为诺曼底地区专员，拉罗克为司法顾问，德谢维涅任军事代表，组成解放区政权的核心。同时从“战斗”号驱逐舰上卸下了大量的战斗法国货币（当时英美两方都没注意到这两件事的重大意义，过了很久，才发现这是戴高乐为所谓“军政府”和“战时货币”预设的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下午，戴高乐在贝叶市市府大楼前的广场上向全体市民发表演讲。在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戴高乐对他的人民说：“敌人毕竟是敌人，我们的任务就是击败他们！法国一定会胜利。事实上，这就是一场民族革命！”他号召人民积极支援盟军作战，积极支持法国内地军和正规军作战，狠狠打击敌人，为解放自己的祖国作出贡献。他说：“我们法国人要永远记住6月6日这一天，这是伟大解放战争的第一天。从这一天起，我们在法国本土上开始了反攻；从这一天起，我们要获得胜利，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从法西斯的铁蹄下，要获得解放！”
16 “给我的朋友戴高乐将军”
法兰西民族解放阵线更名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之后，英美政府曾向波兰、挪威等在伦敦的流亡政府发了个“紧急要求”，要他们“静观其变”，等待事态的进一步发展，不要忙于给予承认，这是大有原因的。其原因之一，也即它的远因，是罗斯福对执拗得近乎妄自尊大的戴高乐越来越反感，他根本就不相信这位军衔最低的将军能代表法国。同时，他对法国的基本态度也多次讲明了，他不会直接或间接地支持任何总统候选人，任何政党。他确实认为，只有摆脱了奴役的法国人民才能够选择适合于他们的政府形式，并由他们自己选举国家领导人。他衷心希望这场战争是“民主国家的一场斗争”，不应该以建立波拿巴或佛朗哥式的军事政权而结束；他希望由幸存的法国文官和议员们组成未来的政府。因此，他向各军事领导人下达了最严厉的指示，例如要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史密斯将军避免表示支持戴高乐；对沦陷的或自由的法国所奉行的政策，是“只同地方当局打交道”。
未来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因亲临其境，不无遗憾地看出了罗斯福政策不切合法国实际的偏颇之处。他感到自己有责任把实际情况向总统汇报。1944年5月，他向罗斯福写了一份绝密报告，报告中说：“请总统放心，在同法兰西委员会的谈判中，我只涉及军事问题和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民政管理问题。我理解您焦虑的心情，我将不会做任何可能被看作是影响未来法国政府性质的事情。但是，根据特工人员和逃跑的战俘向我提供的情报，我想告诉您，目前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维希‘帮’集团和对戴高乐佩服得五体投地的另一个集团……只要我们解放一些地区，我们就可能发现人们普遍要求加入戴高乐集团……”
罗斯福接到这个绝密报告，心里很不是滋味。6月2日，他向马歇尔发了一份“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措辞强烈的秘密备忘录：“我随时准备看到戴高乐成为总统、皇帝、国王或其他随便什么人，只要这是法国人民自由作出的决定！……但是，我不同意法国只有两大集团的说法。”
这里就道出了事情的真谛：法国当时并不止两大集团！只能说只有这两大集团最大。因为战前法国的议会由三十来个政党组成，敌人来了，这些政党除了少数几个如共产党等还在坚持地下斗争外，大部分都跑散了。但随着东西两大战场的开辟，意大利的投降，德国人失败的前景指日可待，这些政党又重新活跃起来。其中，法国共产党因为组织最严密，抗战功绩也大，实力也雄厚，很希望当然也很有可能建立起自己的政权。
此外更重要的，也即“等待事态发展”的近因，是这时在巴黎又冒出了一个皮埃尔·赖伐尔。
赖伐尔是个诡计多端的野心家。1940年他投降了德国，曾先后担任维希政府的总理和外交部长，甘心事敌，干尽了坏事。当德国人成了惊弓之鸟，盟军即将解放巴黎的时候，他又想出了个讨好盟军以篡夺胜利果实的新点子：组建新政府。他的计划是在巴黎重新召集1940年的第三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建立一个所谓的“联合政府”，把它当作合法的政府来欢迎盟军进入首都。这样就可以取代戴高乐，使他的临时政府还没得到法律上和英美等大国的正式承认之前，就面临着在法国首都已有一个掌握实权的政府这么一个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