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法国是我的！”
就像一座火山的爆发必然有一个能量蓄积的过程一样，一位伟人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之前，也必有一个漫长的、甚至是几代人的准备过程。
夏尔·戴高乐当然也必有这样一个过程。
1890年11月22日，夏尔·安德烈·约瑟夫·马里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一个市民和下层贵族之家。为纪念他英年早逝的大伯，其父亨利·戴高乐给自己心爱的二儿子取了他大伯父的名字，叫夏尔·戴高乐。
小夏尔·戴高乐在童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恪尽职守、为国效忠的观念的熏陶。在他最亲的长辈中，祖父朱利安—菲列普·戴高乐是个史学家，著有《巴黎及其近郊新史》一书。祖母若泽菲娜—安娜—马丽·马约则是一位更为杰出的文学家。在当时的法国上层社会，女子涉猎文艺是一件十分时髦的事。但也仅只限于“稍事涉猎”，没有人赞成她们去干什么更有抱负的事情。但思想活跃的若泽菲娜却担任了《家庭通讯》刊物的编辑，还写了十多本虔奉宗教的著作。使她一举成名的小说《阿代马尔·德贝尔卡斯托》至今仍有读者。此外，在她的著作中还有一部关于夏多勃里昂的传记和一部名为《爱尔兰解放者奥康内尔》的传记。这两部传记对她的孙子一生的志趣和成就产生了奇妙的影响。小夏尔毕生敬佩夏多勃里昂，而奥康内尔传记的主题则与戴高乐将军的毕生活动并行不悖。若泽菲娜在后一本传记中赞扬那位爱尔兰的爱国者进行了一场不流血的革命，用尊重法律和秩序的办法解决了问题。这种方法后来戴高乐曾多次借鉴。
小夏尔的父亲亨利1870年22岁的时候，法国正面临着普法战争的失败。年轻的亨利毅然加入了志愿者的队伍，并获得了一枚被他的二儿子视若珍宝的勋章。恢复和平以后，由于生活所迫，亨利不得不任教谋生。这是一位知识渊博并有坚定的道德信仰的人。他没有古怪的嗜好，他爱上帝、爱国王、爱祖国、爱青年，坚定地把上帝和国王的思想灌输给青年一代。他神情严肃（小夏尔简直就是他的翻版！），长着一双象牙一般的手，常常创作希腊哀歌。在政治观点上，他自称是“一位悔恨的君主主义者”。星期四下午，他常带着妻子和五个儿女去拿破仑墓或凯旋门前静默志哀；星期天则常带他们去当年他曾在此战斗并且负过伤的凡尔赛或斯坦战场。戴高乐将军在《战争回忆录》里专门提到在他童年的心灵上形成的某种“思念法兰西”之类的教育，就是通过方形王旗和简练的碑文，通过对法兰西民族历史上的光荣和牺牲的追忆，通过罗斯丹·特泰依等著名作家的作品以及史诗歌曲等进行的。
而小夏尔的大伯父，那位他直接继承了其名字的夏尔·戴高乐，则对小夏尔的影响更加奇妙。他在一首诗里写道：
在每一个遭到侵袭的军营里，
每个人都在与敌人激战。
他们是不问举起军旗发出第一声集合令的人的军衔高低的。
这几句小诗，就很明确地预示了或者不如说是促成了他侄子于50年后以准将军衔向全国发出了著名的“六一八”反侵略号召。
戴高乐诞生的时候，法国正是路易—拿破仑亲王进行波拿巴主义实验的时候。身材矮小、盛气凌人的拿破仑三世，为了维护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实行反动的军事独裁，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竭力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多次参与欧洲争霸战争。他吞并了意大利的萨伏依和尼斯，远征墨西哥，征服了阿尔及利亚，还发动了侵略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并把侵略魔爪伸进了越南和柬埔寨。1870年7月19日，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首先向普鲁士宣战，由于人民不支持，法军连吃败仗。8月中旬，法军被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被围困在北部要塞梅斯，一部分由路易·波拿巴自己率领，被包围在色当要塞。9月1日色当大战，他可耻地成了普鲁士人的俘虏。10月27日，由巴赞元帅率领的17万大军也在梅斯向普军投降。
第二帝国失败了第三共和国的陆军部长——布朗热将军热衷于搞政变。丑闻也层出不穷，格雷维总统的女婿达尼埃尔·威尔逊一直在进行勋章和奖章交易且大发其财，事情败露后总统和他的政府在慌乱之中抛弃了他的追随者逃跑了。在布朗热危机达到高潮的同时，巴拿马运河公司的董事长费迪南·德莱塞普斯和他的同事被控有贪污罪。此案揭露出党魁政客、政府官员、议员、报刊编辑广泛受贿，但在政府的庇护下，法院竟宣判受贿人“无罪释放”！
除此以外，困扰法兰西民族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是政局的不稳定。在法国议会中，从来没有一个持久稳定的资产阶级大政党，而是党派众多，山头林立，具有“多党政治”之称。各党派为一己之私，很容易联合，更容易散伙。党派之间的不断争斗，引起内阁频频更迭。1873—1890年这18年间，先后更换了30多届内阁（从1875—1940年这短短的65年间，第三共和国共更换了102届内阁政府；而1946—1958年这12年间，第四共和国也更换了24届内阁。这成了法国多党政治的一大奇观）。平均每届政府执政时间仅六个多月！
这样的社会现实，理所当然会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保皇派和居心叵测的政客为了转移公众的视线，居然又制造了一个所谓的“犹太军官德雷菲斯向德国人出卖情报案件”，煽动沙文主义情绪，在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反犹太主义恶浪。虽然后来查明德雷菲斯是清白无辜的，但政府就是不愿意重新审理此案。
夏尔·戴高乐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听父亲讲述他在德国人包围巴黎时负伤的经过，听母亲回忆她的双亲在得知踌躇满志的巴赞元帅率领全军投降的消息时潸然泪下的情景。严格的亨利着力向儿子指出：理想中的法国庄重威严，笃信宗教，国势强盛，而如今道德堕落，国难当头，问题丛生。尤其是那桩丑恶无比的对年轻犹太军官的陷害事件，严重损害了法国军队的荣誉和威信，致使不少军官辞职，年轻人报考圣西尔士官学校的人数也减少了一大半！
要完全理解当时的情况，夏尔·戴高乐的年纪还实在太小，但小时候的记忆也足以使他在成人后认识到，德雷菲斯事件对他的父辈意味着什么。国耻和荣誉、爱国和祸国、宗教和信念，都是当时整个法国、更是戴高乐家人餐桌上交替谈论的话题。在这样的家庭道德氛围中，小夏尔·戴高乐报效祖国、重振法兰西、再塑军队形象的宏愿，也像他的身体一样，逐渐成型。
这个家庭传统的文学氛围，也对小夏尔人格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他10岁生日那天，父亲带他去看罗斯丹的《小鹰》。他被这出爱国主义的戏剧迷住了，一回到家就一本正经地宣布他将来长大了一定要当兵。后来，他把这位爱国诗人的作品《西哈诺》全部背了下来。爱国诗人佩居伊也是夏尔·戴高乐终生崇拜的对象，他诗中的女主人公圣女贞德的爱国主义形象，和他的“法国是母亲，她的儿子们的责任就是为她效劳”的观点，影响了这位未来的法国总统的一生。此外，他对荣获诺贝尔奖的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作品也十分喜爱。当时的柏格森被称为自由思想的代表，是直觉主义的捍卫者。他提倡的那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和对伟大个人命运的坚定信念，成了这位年轻的胸怀大志者心目中的武器和旗帜。后来，当戴高乐成为军事理论家和政治家的时候，他还常常以柏格森的理论为动力。
这一切，使年少的夏尔·戴高乐形成了他“对法国的一定之见”，这就是——为了祖国的振兴和富强，每一个公民都应做出自己的贡献。而在国势日衰的情况下，只有参军当兵才是报效祖国的最好方式。
当然，10多岁的孩子“当兵”只能是游戏，但他的游戏也体现了他幼小的心灵所感悟到的责任心。一天，他的小弟弟皮埃尔嚎陶大哭地跑回家来，妈妈问他出了什么事，他说：“夏尔打我了！”妈妈追问根由，皮埃尔说：“我们玩打仗，我装特务，送情报时被抓住了。我没有执行司令官的命令……”
“哪个司令官？”
“就是夏尔！”弟弟说，“我没有把情报吞掉，我把情报交给敌人了。夏尔把我痛打了一顿！”
还有一次，也是玩打仗，哥哥格札维埃因为一直装扮反面的德国皇帝而感到腻烦了，想换着当一回法国国王。但夏尔坚决不答应，他生气地连连顿足，高声叫喊道：
“不行！不行！法国是我的！”
他自己当时也没意识到，他激动时不假思索喊出来的这句话，竟谶语般地预示了他一生的追求。
2 “大元帅”
1909年8月，圣西尔军校的一纸通知，实现了夏尔·戴高乐儿时的夙愿。也是从这一刻开始，他便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自觉地加紧了对于一个巨人的必不可少的人格锤炼。
按照国防部的规定，新生入校前必须先当一年兵。戴高乐的这一年是在驻阿拉斯的第三十三步兵团九连度过的。他不喜欢这种日复一日的军事操练和削土豆皮之类的和平时期的士兵生活，而是一头扎进坐落在古修道院里的阿拉斯市立图书馆里，埋头苦读那些僧侣们精心收藏的丰富的图书。他这种鹤立鸡群的行为当然引人注目。过不久，与他同时进连队当兵的同学有的被提升为上士，也有的被提升为中士。有人问他的连长德蒂尼上尉，为什么不把戴高乐提升为中士，上尉答道：“我怎么能把这样的小伙子提为中士？他只有当上大元帅才会称心如意哩！”
这是第一次由一个下级军官用玩笑的口吻挑明了戴高乐心底的志向，戴高乐根本不以为侮。正式进军校学习之后，他在练习本上摘录了著名作家维克多·雨果“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的名言来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更加勤奋刻苦学习。为了磨炼自己的记忆力，他强迫自己把课文倒过来背诵。他一向不善言谈，嗓门又尖又高，为了弥补这些缺陷，他更是有意识地强迫自己，抓住一切机会向同学们做即席讲演。他从小就个子高大，14岁就如成人一般，进了军校，他不论站立或坐下，都比其他人高出一头，加上他本性孤傲，神情严肃，不苟言笑，使人感到很难接近。为了融洽和同学们的关系，他又强迫自己多与同学接近。
他以优异的成绩从圣西尔军校毕了业，获得了少尉军衔。按照学校的规定，毕业生可任选一个团供职。戴高乐选中了自己当了一年见习兵的第三十三步兵团，回到了阿拉斯。
这一选择真可谓至关重要！
这时三十三步兵团的团长已经易人，新任团长是后来当了元帅和第三共和国最后一任政府总理的菲利普·贝当上校。有一天，贝当上校在斯卡贝河岸上给他手下的军官们讲解火力的重要性。贝当上校的观点在当时的法军总参谋部算是很先进的，因为其时大多数人仍认为刺刀比枪炮优越。当贝当上校讲到孔代王子的一次军事演习时，年轻气盛的少尉戴高乐竟毫无顾忌地立即打断他的话头，指出蒂雷纳元帅是用炮火压倒孔代而拯救了阿拉斯。听了他的插话，在场的下级军官们都大惊失色，但被冒犯的团长却立即对这个高大的年轻下级军官产生了兴趣。贝当亲密地挽起了戴高乐的胳膊，离开了军官队伍，边散步边热烈地讨论起孔代和蒂雷纳两人各自的长处。这是戴高乐首次得到贝当的青睐。这种交往后来发展成一个高级将领和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门徒之间的情谊。这位高级将领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各种方式为他的年轻门徒攀上世界级巨人的峰巅做了铺垫，虽然有时并不是自觉的、情愿的。
1913年的法国国庆日，贝当上校骑马检阅他的部队。当他检阅到戴高乐少尉负责指挥的队列时，发现戴高乐已经把队伍解散了！这是严重违犯军纪的，上校团长勃然大怒，下令禁闭戴高乐。戴高乐认为自己是奉命行事，代人受过，但军令既出，也只得乖乖地坐进禁闭室，眼巴巴地看着第二天星期日不能像往常那样到巴黎去度假了。不料贝当上校在最后一刻取消了一切处分。戴高乐欣喜若狂，一口气跑到火车站，跳上了刚刚开动的火车。当他气喘吁吁地走进一间包厢时，却发现那里已坐了一个穿便服的中年人。此人正是贝当！
“啊，小伙子，你差一点就赶不上车了吧？”上校略带调侃地发问。
“是啊。上校，不过，我想我准能赶得上。”年轻少尉不动声色地答道。
“可是那时你还关着哩！”
“那倒不假。但既然处罚不公，我相信你一定会撤销的。”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此时，戴高乐意识到：“法兰西将经历巨大的磨难，人生的乐趣就在于有一天能为她做出某种非凡的贡献，而我将有机会这样做。”他满怀激情，几乎是急不可耐地参与了战争。每次战斗，他都身先士卒打得英勇顽强，并三次负伤。其中最重的是第三次。那是1916年初，戴高乐上尉主动请求把他的连队调到战斗最激烈的凡尔登前线。3月2日，德军重炮猛轰法军阵地。突然间，有人高喊：“援军来了。”戴高乐大受鼓舞，转过身去，发现了一群血迹斑斑的戴着法军钢盔的士兵。他定睛一看，马上看出只是一些穿戴法军盔甲的德国人！他立即命令全连上刺刀冲锋。几乎就在同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了他。他的上司布尔多上校眼见他倒在血泊中，以为他已阵亡，万分悲痛地写信给他的双亲和已晋升的贝当将军。贝当将军痛苦之至，“追授”这位年轻而英勇的门徒一枚最高荣誉十字勋章，并写明了如下理由：
指挥该连的戴高乐上尉素以其在德智训练方面的优异成绩著称。是日，其所在营遭敌猛烈炮击，伤亡惨重，同时敌人又从四面向其连队逼近。该员率部勇猛出击，与敌展开激烈肉搏，这是不违背其军人荣誉感的惟一选择。该员在激战中以身殉国，不愧为在各方面均无与伦比的军官。
若他真的就此“以身殉国”，那么二战战史和整个西欧的现代史都得改写了。耐人寻味的是，那个与他肉搏的德国士兵救了他，并使他捱受了二年八个月凄惨的战俘生涯。但即使成了囚犯，他也从没逃避过自己的责任。起初他被关在弗里德贝格的战俘临时收容所，一恢复健康，他就开始挖地道，并且通过地道逃到了荒郊。由于他个子高大，躲不住，被逮住了。不久后的第二次越狱也功败垂成，因为他偷来的德军制服短得几乎连手肘和膝盖都遮不住。第三次逃跑也未成功，反而被转押到了因戈尔施塔特的惩罚营。
对于戴高乐，因戈尔施塔特惩罚营反而成了他攀上峰巅的一条捷径。在那里他结识了大批越狱未遂的优秀人物，这些人在他未来的奋斗中都发挥了各自的、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如雷米·鲁尔，此人后来成了《时报》的专栏作家，经常从舆论上支持戴高乐；贝尔热—莱弗罗尔，未来的戴高乐著作出版商；卡特鲁少校，1940年的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是最早响应戴高乐“六一八”号召的高级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