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夜里，家住10号楼的小陈一个人在家使用热水器洗澡，不慎煤气中毒，半昏迷状态下他想到热线电话，挣扎着爬到电话机前拨通了电话，我接到电话后迅速赶到，撬开门窗，把他送到渤海医院救治。事后小陈感动地逢人便讲：是老杨的热线电话救了我的命！在11楼住着一个韩国人，一次把电话打到我家，说他家热水器坏了。不知道怎样修好。我立即赶到，用了一个上午帮助他排除了故障，这位韩国人十分感动，又是递烟，又要付小费，我笑着谢绝道：你虽是韩国人，但也是我们大楼的居民，我为住户服务完全是义务的、无偿的，不收费。一席话说得韩国人连连点头。
5年来，我通过热线电话为居民服务达3000多人次，不论刮风下雨，白天晚上始终是有求必应。200多户居民几乎家家都得到过我的帮助和照顾。现在，我成了居民们最信任的人，不论谁家的大事小情，都会想到我。如造船厂退休的李丕安老同志患肺癌多年，一天下半夜两点多，老人的病突然发作，老伴急得不知所措，只好打电话叫醒我。我放下电话直奔他家，马上背上老人去市立二院，经及时抢救暂时脱离了危险，但仍需住院观察，可住院处在9楼，半夜电梯不开，我毫不犹豫地背他上9楼，直到安顿完毕才回家，这时天已经大亮了。
我作为楼长，对大楼的管理始终本着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原则，在楼下成立了住户服务处，—做到小修小补不出楼，以自己一技之长热心为住户服务。5年来，我先后花去自己3000多元钱，从旧货市场购买了木、瓦、油、上下水管工、电工、冲击钻、电钻、尼龙大绳、安全带等十余种维修工具，设立了一个便民服务箱，无偿地供居民使用。几年来仅我个人就义务为400余户安装了防盗门，为160户安装了防盗锁，为100余家维修安装热水器、抽油烟机、上下水管等，还与社会有关部门联系，先后为高楼住户办了4件实事：一是解决煤气供不上的难题。由于高层煤气管道走向复杂，一段时间住户都为气不足，为做不熟饭而犯愁。我多次找煤气公司、房产处等有关部门，并9煤气工人师傅一起干，终于查出了堵塞处，当天晚上所有住户煤气充足后，全楼爆出一片欢呼声。二是解决火车噪声干扰问题，大楼紧靠火车站，空调列车噪音超过83分贝，严重影响了居民休息，许多居民情绪激动，要到市政府找市长上访，针对这种情况，我阻止了大家。我利用一周的时间蹲在火车站做记录，写了一份减少噪音污染的可行性建议复印22份，报到市长和18个有关单位，引起了市政府领导的重视，经过协调有关单位，很快解决了这一问题。三是解决电视收视效果问题。随着周围高大建筑拔地而起，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大楼居民电视收视效果。我9房产部门、住宅公司多次协商、多方奔走，请有关领导到居民家看现场，终于感动了上帝。政府出面成立了由房管处、机电安装公司、楼管会共同组成的公共电视天线安装领导小组，把意大利进口公用天线在18层楼顶竖起来。当全楼居民在家中能够收看到6个频道清晰节目的时候，激动不已。他们奔走相告：是楼长为我们住户办了件大好事！四是解决送报送信的邮政问题。1994年以前，德光巷1号楼一直没有邮政户口，收不上报刊、信件。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到邮政局刘局长、迟书记，当即反映了此事，协调了产权单位，很快补，儿了投递手续，顺利解决了邮政问题。对大楼居民，我提出的要求是：大楼是我家，管理靠大家。几年来，在我的影响和带动下，邻里互助，自觉为他人做好事，正在成为楼院的浓厚风气。
退休后找老杨。企业退休职工实行社会化管理以后，我又被推选为街道企业退休职工自管组组长。我利用当楼长和组长的优势，更热心地开展重点帮扶活动。首先走家串户进行联络，走访调查，建立了全大楼离退休职工名册，了解自然状况、身体状况。我发现楼内离退休人员中，确有一些高龄、重病、特困的需要照顾。我发现也有一部分年富力强，有一技之长的人员。于是，我便组织年纪较轻这部分人老有所为，照顾、关心重点帮扶对象。成立了老年人残疾人服务队，在楼院里，一般性的打针、吃药、挂吊瓶以及临时处置等服务，我们包下来了。这样一来，大大方便了那些年岁大、行动不方便及身患重病的退休老人，我把义务服务重点放在老年人身上，全楼12户80岁以上老人中七八个人认我做干儿子，我像亲儿子一样去照顾和帮助他们，为自己立下三到场的规矩。一是新退休人员，新搬来离退休老人必到场，亲自上门了解具体情况，便于服务；二是离退休人员有病者必到场，一方面给予慰问，另一方面帮助解决力所能及的事情；三是红白喜事必到场，特别是每当有老人病故，搞好丧事料理，到火化场为老人送行。80岁孤寡老人初连萍，我经常到她家里帮助做家务，走访慰一次老人在街上被一群打架斗殴的人撞伤，我在来不及通知他亲戚的情况下，及时送老人上医院，掏出100多元钱为他付上照相拍片、门诊、医药、处置费。当亲戚赶到时，老人已脱离危险。他们深受感动，用大红纸写了一封感谢信送到街道办事处。信中有这样一段话：杨楼长与我们无亲无故，但却能这样热心帮助，我们做亲属的也自愧不如。
在4户残疾人中，照顾最多的还属程智远，两口子都是残疾人，两个女儿小，又在外读书，家庭生活困难，我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家刚搬进新大楼一直没有装修，我便主动帮他设计，代买木料、油漆等建筑材料，尽量节省费用，并找木工、瓦工装修房屋。他家的热水器、排油烟机、吸顶灯等都是我亲手安装。程智远两口子非常感动，从此把我当成兄弟，家里不管什么事都找我商量，包括女儿找对象、家里买秋菜、看病上医院等等。前年腊月二十三日老程因心脏病不幸去世，我和他家人一样悲痛。我不仅承担了所有善后处理的事，而且发动邻里共同照顾他家的生活，我还给老程爱人找了看小孩的活儿，以此解决了家中的生活困难问题。
5年来，我热心为住户服好务，为大楼办实事，大大小小共办了多少事，我自己也数不清。其实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我做这点事和雷锋同志相比，与其他先进模范人物相比，还差得太远。但组织上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大连电视台、大连电台、《大连日报》、晚报、《辽宁老年报》先后报道了我和楼管会的事迹，我本人被评为中山区精神文明建设十大标兵，大连市学雷锋十大标兵、大连市离退休职工十大标兵、最近被推荐为大连市劳动模范。这是组织上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下定决心，一定在这条道路上继续走下去，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到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从巷总理到中国楼长再到国际楼长，万寿芬、高永治、杨汝山等数不胜数的楼长们构成了大连市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是社区精神文明建设中涌现出的一个新的名称。就像是文学上一种新的名词的诞生一样，它往往伴随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诠释、新的概念，也是一种新的方法。它由此会诞生出一个新的结构，把社会最基础最基本同时也是最广大的社会细胞重新排列组合，形成一个最优美的图案：这就是政通人和安居乐业的生活场景。这是古往今来上自帝王下至黎民百姓共同勾画然而却很难企及的理想胜景。
哈尔滨是一个充满爱心的城市。笔者曾到过诸多社区，比如辽河社区、南岗社区、道里残联和社区等处采访，犹如在进行一次精神攀岩，每每别开生面，处处令人感动。
在道里区残疾人联合会办公处，狭窄的走廊两边挂满了宣传助残的语录和图片。我在毛泽东的一句语录前驻足。这是老人家1954年对自己的亲家张文秋老人说的话，他说：盲人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你既然是为被压迫的人谋解放才出来革命的，为什么不去解放这些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呢？张文秋当时是中国残联的一位领导干部，她是一位老革命，大女儿刘松林、二女儿邵华分别嫁给了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二儿子毛岸青。因为是亲家关系，毛泽东对她也就要求格外严格。笔者曾经接触过张文秋老人，也曾看过她当年尚未出版的自传。知道她曾到过残联干过一些时日的工作。但这段话是在何样情况说的不得而知，仅知张文秋当年很好地完成了残联的工作。现在，年逾九十的老人头脑仍然很清醒，她和女儿邵华住在一起，即使在轮椅上，仍著书不止。
道里区有残疾人20222人，占全区人口的3%，其中贫困残疾人1165人，占残疾人总数的5.7%，道里区把残疾人扶贫解困工作当做重中之重，强化政府行为，为贫困残疾人提供社会保障，动员社会力量，倡导社会互助，把扶残解困纳入精神文明建设中，广泛开展一帮一，众帮一，富帮残社会互助活动，在区残联组织下，由各部门、单位、领导干部和先富起来的人士与239名特困残疾人结成帮扶对子，每月定期资助生活费，定期走访解决困难。笔者在道里区残疾人脱贫致富人员档案里就发现了一个叫高歌的残疾人的事迹，现录如下——
高歌，男，48岁，肢残（全身僵直），家住哈尔滨市道里区平安街37号。1969年在珍宝岛自卫还击战中致残。该人系全国自强模范、省漫画协会理事，密山农场发给生活费、护理费200元，妻子多病无工作。为了解决他生活的困难，区政府为其在埃德蒙顿路和安升街摊区各建一处商亭，靠出租使其有了稳定的生活来源。1994年区委书记李延芝与其结成帮扶对子，亲自为其办理了减免商服占道费近万元。1996年七一党的生日，李延芝书记来到高歌家，看他在闷热的房间里躺在床上创作漫画，当即拿出200元钱，让身边的同志给高歌买了一台长城牌电风扇。1996年以来，在李书记和区长陆文君同志的协调下，由区民政局每年为其补助生活费1200元。1997年区残联多次与电信局联系，免费为他安装了一部电话。抚顺街道办事处领导和干部经常到他家帮助解决生活困难，使他从心底里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现在高歌一家人已经彻底脱贫。高歌正在以极大的热情全心全意投入到创作之中，目前一部60万字、纪实手法的长篇小说《求生》已脱稿，不久将出版发行。
道里区扶残解困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仅仅依靠领导干部和企事业单位出钱，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况且社会上的弱势群体并不仅是残疾人员。据统计，哈尔滨市共有下岗职工14.5万人，其中1.7万人的月收入低于城市最低保障184元，需要领取社会救济。道里区是老城区，下岗职工多、个体业者多、老年人多，因之闹心和烦心事也多。这些今日烦心闹心者，可能就是共和国之初的功臣模范，他们在那个历史时期出色地完成了历史使命，也把自己的青春一起给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他们由当年的靓女俊男，变成了老叟老妪。过去风光早已不再，只有真实的叹息伴随左右。而年轻下岗者，除了很少的个人原因外，大部分是由于外部原因所致。我国经济体制正处在转型期，经济结构需要调整，国企面临机制转换，这个共和国最早解放的城市，长期以来背负着工业使命，黑土地上盖起了一片片厂房，哈尔滨成长起一代代新中国的工人，他们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出色地为共和国输送着动力能源。但是，当这些国企在新的形势下由主角渐变成配角甚至成为明日黄花音渐不闻声渐杳时，这种机制转换的强力推进势必会给国企职工产生巨大的心理失衡，不少工人为此而被迫离开了企业甚至下了岗，就像战争年代的一次重大战略转移，往往是一次感天动地的流血之旅。目前，新的社会保障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囿于国家财力物力，社会福利能力还极其有限，这种转型期的真空状态对弱势群体将是一段冗长的阵痛期。
有些家庭几代人都在一个国企里，突如一夜北风来，生活顿时充满寒意，不仅生活水平下降，还关涉到看病就医子女教育等等一系列问题。在提高生活质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口号声中，这部分人内心的苦楚难以言表。因此他们也是痛苦的人，是无辜滑进弱势群体阵营中最无奈的人。
据1998年统计，道里区有下岗职工20100人，残疾人20222人，60岁以上离退休老年人86534人，个体业者34700人，贫困户609户，两放人员602人，这些特殊群体占全区总人口的23%。这部分人中相当一些人是由单位人推向社会变成了社会人，形成就业难、生活难、管理难、思想散、行为散等特点，要想把这个特殊群体的工作做好，就必须要解决吃饭问题、就业问题、生存问题、老有所养问题。而这些问题若要得到真正解决，只靠政府的力量是不够的。因此，社区的地位和作用便开始显现。
道里区是全国社区服务示范区，笔者在这里采访期间，在新闻媒体上发现诸多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