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5月7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发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晚6时以前就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修正案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8日下午，袁世凯在政府会议上发表了“泪随声下”的演说，决定全盘接受日本的修正案。
当年8月，就在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筹划复辟帝制同时，粱启超、蔡锷这对师生也在密谋倒袁起义。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寝食难安地当了八十三天皇帝之后，被迫撤销帝制。6月6日，在举国上下一片咒骂声中一命呜呼。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后改名《新青年》）出版了，揭开了我国文化思想启蒙运动的序幕，在昏沉沉的中华大地上投下了一丝文明的光亮。
1919年，孙中山在上海写作他毕生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建国方略》，向人们勾画出了中国的发展蓝图。
“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换得假共和”。自辛亥革命的民主成果被袁世凯一步步毁掉之后，近百年来，人们一直在反复吟诵这句诗，借以表达心中的无奈与愤懑。
孙中山在任职民国临时大总统期间，处处受人掣肘，诸事不利，举步维艰，最后不得不黯然去职，这种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国情和政情又有了另一番理解，因此曾经以为：“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实足当之。”可事实证明，“思想”与“经验”、“手段”往往是统一的，很难分离的。况且，袁世凯的“思想”最多只能算是新旧混杂，以旧为主，以新为辅，当他的旧思想与旧经验、旧手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便十分得心应手地开起了历史的倒车，制造了葬送民主的悲剧。
从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到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遇害牺牲，中国的民主共和之路让人们看到过短暂的希望之光，随后又急速坠入了更加昏暗的迷途。
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受挫后，孙中山、黄兴、李烈钧、胡汉民、谭人凤等人陆续流亡日本。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困难时期，也是民主革命者的困难时期。“当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生活十分艰苦，衣食不周，甚至向公费留学生索取一点食物糊口，或购买烤红薯果腹。”
在失败的巨大压力下，在异常艰难的处境下，孙中山与他的许多老同志、老朋友发生了难以调和的冲突。
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的教训之后，认为“不服从”、“无统一”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原因。同盟会、国民党“无奉令承教之美德，致党魁则等于傀儡”，因此，他要另立中华革命党。这大概算是在同盟会基础上的另一次“毁党造党”。一年前，宋教仁刚刚将同盟会由暴烈的革命党改造成适合议会民主、政党政治的“国民党”，现在，孙中山完全走向另一极端，又要将它改变成一个比原来的同盟会更加激进的“中华革命党”，而且，“凡人党各员，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可”。
经过前期筹备，中华革命党开始招收党员。因“本党系秘密结社、非政党性质”，连人盟誓词都染上了强烈的洪门一类秘密会党的色彩，所以参加者似乎不甚踊跃。1913年9月到1914年7月，登记在册的党员共六百九十二人，其中绝大部分在日本，只有一百多人在国内的上海、大连等沿海城市。著名人物有陈其美、戴季陶、蒋介石、林森等，但少了许多同盟会的元老、中坚人物和国民党中的军界人士。
多年来一直忠实追随孙中山的黄兴公开表示，入盟誓言中的“附从孙先生”欠妥，根本不符合民主原则，实在无法“附从”。李烈钧说得更直接：“牺牲一己之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并且强烈反对让人在入党志愿书上按手印指模等等类似帮会的做法。同盟会元老谭人凤等也对此类做法深表不以为然，采取了抵制的态度。
此时，孙中山与黄兴之间虽然存在隔阂，但在反袁的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两人谁也不想就此分手。不久，由于《甲寅》杂志社被砸事件，这种隔阂变成了裂痕。1914年5月10日，两份杂志同时在东京问世：一是胡汉民主编的《民国》，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以此作为机关刊物，宣传喉舌；一是章士钊主编的《甲寅》，黄兴、李烈钧等党外进步人士的言论阵地。《甲寅》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时评，严词抨击袁世凯颁布《报纸条例》，钳制舆论，限制出版自由。结果，这篇时评却引起了孙派的误解，认为黄派这是指桑骂槐，暗有所指。中华革命党人夏重民领着一伙人直接打上门去，捣毁了《甲寅》杂志社。孙、黄之间的矛盾由此变得尖锐，并且公开化了。同时，它也凸显了中华革命党的帮会特性，使社会精英阶层对这个新组织有了明确的认识。
黄兴为了不伤害同志之间多年感情，避免革命阵营全面分裂，于1914年6月30日，也就是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前夕出走美国。27日，孙中山到黄兴寓所为他送行，两人始终“未谈国事”。孙中山兴之所致，挥毫辑录古诗词联句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几天后，黄兴在前往美国的轮船上，放眼滔滔不绝、不知何处是岸的茫茫大洋，感时伤怀，即兴赋诗一首：“口吐三峡水，足蹈万里云；茫茫天地间，何处着吾身？”表达了对个人和国家前途的无限迷茫。
“孙黄分家！”别有用心的袁世凯听到黄兴出走美国的消息，兴奋莫名，借机大肆造谣生事。更为恶毒的是，为了平息全国人民对他与日本签署“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愤怒声讨，他竟然贼喊捉贼，混淆视听，反而污蔑孙中山投敌卖国，让人散布谣言说：“孙文正在勾结日本，以出卖祖国为他东山再起的条件。他向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建议，他取得政权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应当仿照英国与印度、加拿大的关系，成为日本的一个自治邦。日本打算封他一个王爵，不久即可发表。”他还编印了《国贼孙文》一书，并于1915年颁布《惩办国贼条例》，将全体国民党人比喻成当年引领清兵入关的吴三桂。
黄兴与孙中山分手后，原同盟会、国民党中的军界人士李烈钧、程潜、陈炯明等人也相继离孙中山而去。一个多月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些没有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军人们借机发起了“欧事研究会”，邀请黄兴参加。针对袁世凯的无端攻击，1915年2月11日，程潜等“欧事研究会”成员发表联名通电，澄清所谓“效法平西（满清曾封吴三桂为平西王）以图一逞”的不实之词。25日，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键再次发表联名通电，全力驳斥国民党人投靠日本，“乞援思逞”的谣言，揭露袁世凯采行“一人政治”，“只知有私而不知有国，致国家陷于危亡”的丑恶面目。双方隔空论战，互相指责。
与此同时，由于广东、湖南分别是孙中山和黄兴的故乡，国民党人比较多，袁世凯对这两个省的暴力镇压尤为严酷。广东都督龙济光本来就是杀人不眨眼的旧军阀，此时更是大搞白色恐怖，制造了多起惨案。1914年3月，龙济光的部队到农村“清乡”，一路烧杀淫掳，以致当地百姓逃避一空，流离失所。广东地方绅民为了阻止龙济光的暴行，专门派人到香港给旅京同乡梁启超发电报，请他代为与袁世凯政府交涉，解救家乡父老于水火。这封电报被报纸登出来之后，龙济光反诬广东绅民“受乱党利用，破坏济军名誉”，袁世凯更是为其辩护：“该督忠勇诚朴，夙所依重。”
1915年7月，龙济光被中华革命党人行刺受伤。刺客钟明光被当场逮捕，龙济光命令处以寸磔（碎解肢体）之刑，引起全国上下严厉谴责。这种骇人听闻的、在清朝末年戊戌变法之后就已经“永远删除”的酷刑，竟然被袁世凯“夙所依重”的爱将重新捡了起来，用以对付革命党。
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后，反袁的主要方式是组织暗杀，局部暴动，运动军队、会党等方式，“走的仍然是辛亥革命前的不发动群众、单纯军事冒险的老路。所以，他们在反袁的斗争中虽仍很坚决，但先后在湖南、江苏、浙江、广东等各省所组织的一些小规模的武装起义没有什么大的成就，并均相继以失败告终”。
然而，中国已经不是旧日的中国，风尚已经不是旧日的风尚，人民已经不是旧日的人民。经过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的身体力行，民主共和思想开始渐入人心，并且形成了势不可挡的历史洪流。
正当孙中山在日本领导中华革命党进行的反袁斗争历尽艰辛却效果不彰，一次又一次陷入困境的时候，国内一股强大的进步力量在迅速崛起。孙中山的广东同乡，中国近代史上卓越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学者、作家梁启超和他的学生蔡锷为推翻袁世凯的独裁政权付出了至为关键的努力。
梁启超，一个自从发动戊戌变法以来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百科全书式”的巨人，终于在反袁斗争中写下了他政治生涯中最为光辉的一页。
以极端卑鄙的手段除掉了“最忌者”宋教仁，以武力手段逼走了孙中山和黄兴之后，处在权力巅峰的袁世凯将《临时约法》当做一纸空文，于1913年10月10日由临时大总统摇身变成了正式大总统。随后，他又解散国会，指斥议会政治不适合国情，废除《临时约法》，颁布秉承他的旨意起草的《中华民国约法》，规定大总统“总揽国家统治权”，还进一步肯定了大总统终身制。如此倒行逆施，擅权独裁，他还嫌不够，又不合时宜地做起了恢复帝制，父子相传，万世一系的黄粱美梦。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二十一条”日文原件面交袁世凯，他神情暖昧地说：“这是解决中日悬案的一个重要公文，也是大总统向日本表示善意的一个绝好机会。如果这件悬案解决了，日本政府也愿意向大总统表示善意，将来大总统高升一步，我们日本愿意加强中日两国的亲善合作关系。不过，这是中日两国的直接交涉，在交涉过程中，请大总统绝对保密。”
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总共分五项：第一项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四条；第二项关于日本在满蒙享有“优越地位”七条；第三项关于日本与中国合办汉冶萍公司二条；第四项关于所有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第三国一条；第五项关于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日合办警政和兵工厂，日本享有开矿、建港及筑路优先权等七条。这些条件不仅为日本吞并满蒙提供了充分便利，而且日本在中国取得了政治、军事、财政的监督权，取得了警政权及军火垄断权，第一步是将中国变为日本的“保护国”，第二步便是实现“中日合并”。
公正地说，对于这个卖国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是不想接受的，也做了一些有限的抵抗。他还违背与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之间的密约，通过自己的外国政治顾问莫里循（George Ernest Momson，另译莫里森、马礼逊），故意将条约内容透露给《泰晤士报》，希望在报纸上披露后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由欧美各国来出面干涉阻止。可是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各国无暇东顾。英、美、法三国驻日本公使虽然向日本政府提出质问，却没有形成进一步干预的行动计划。
从2月2日到4月17日，日本方面与袁世凯政府举行了二十五次谈判，袁世凯政府提出的对案及修正案都不被日本方面接受。期间，日本还不断增兵来华，以武力相威胁，企图压迫袁世凯政府就范。4月26日，日本自行提出修正案：第一项到第三项，仍然维持原案；第四项不写入条约，改由袁世凯政府“自动”发表声明；第五项与本次交涉分开，日后另行协商。显而易见，这个修正案在内容上未做丝毫让步，只是在形式和步骤上略有缓和，以此减轻对西方三国的刺激，同时也在表面上对袁世凯政府做出了让步的姿态。
袁世凯仍然想和日方讨价还价，5月1日，又命令外交部提出了新的修正案。日本却想抓住欧战这个时机，迅速签约。5月7日，日本政府突然向袁世凯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于9日晚6时以前对日本提出的修正案给予满意答复，否则将采取必要手段，发出了动武的暗示。
这时袁世凯正做着皇帝梦，既没有做过与日本全面开战准备，也没有这个勇气和决心。客观地说，一个国贫民困、长期靠借外债维持的政府，也确实不具备与强国抗衡的实力。8日下午，他在政府会议上发表了“泪随声下”的演说，决定全盘接受日本的修正案。
5月25日，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正式签订这个亡国条约。同时，袁世凯亲笔写了两道密谕，告诫各省文武长官，不要忘记了5月9日这个日子，教训惨痛。
中日立约前后，全国上下群情悲愤，纷纷提出抗战要求，并展开了空前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上海人民率先捐献救国储金，支持抗日救亡，各地踊跃响应，海外华侨大批汇款回国，华侨青年自愿回国参军，人民团体规定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在一片声讨浪潮中，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通电辞职。
在对外屈膝投降、出卖国家民族利益之后，袁世凯自以为已经与日本政府有了默契，从6月开始，紧锣密鼓地暗中筹划起总统变皇帝的把戏了。让袁世凯万没想到的是，正是日本媒体把他妄图恢复帝制的野心率先捅了出来，闹得传言四起，议论纷纷，一时打乱了他的复辟计划。
由于事发突然，条件也尚未成熟，袁世凯只好发表违心的讲话，继续欺骗舆论：“辛亥革命初起时，清政府愿意让位给我，我坚决不肯接受。为了保障皇室安全，我不惜牺牲一己出任艰巨。如果我乘人之危取而代之，就是欺孤凌寡，不仁不义，我不是这样的人。古往今来帝王子孙都没有好的结局。天下最愚蠢的事情就是做皇帝，我没有蠢到这种程度。为了爱国救国，我已经牺牲了自己，我不愿意再牺牲子孙。”
袁世凯的这番鬼话或许可以骗得了别人，却骗不过目光敏锐的梁启超。他早就对袁世凯，的企图有了准确的判断。袁氏父子为了恢复帝制，先进行了多方试探，特别是想取得梁启超这样的社会名流支持。1915年初，梁启超突然收到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发来的请柬，邀请他出席“春宴”。梁启超依时赶到后，发现只有袁克定和杨度两个人在座，心里就产生了几分怀疑。席间，袁克定得意洋洋，指点江山，已经流露出几分不可一世的皇太子做派。而更加引起梁启超警觉的是，袁克定还专门和他谈起了国体问题：“近来舆论都说共和不适合国情，卓如先生有何高见？”梁启超沉吟许久，含糊其词地以“只问政体，不问国体”相应答，两人话不投机，袁克定很是扫兴。
经过此番对话，梁启超彻底看清了袁氏父子妄想恢复帝制的野心，预感到一场新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急忙把家眷从北京搬到了天津，他本人则于3月25日绕道上海回到广东老家，准备静观其变，伺机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