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又失败了。无论是孙中山，还是陈炯明，他们没有一个赢家。关于这次孙、陈决裂，无论在当时还是日后都有许多种出于不同角度的描述、基于不同立场的评论。在当时，最具影响的评论大概是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写的系列言论，这里谨摘录几句：
……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一种主张上的，中突。陈氏主张广东自治，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做根据，做到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
作为一个完全的局外人，胡适的说法应该是客观公道的。事实上，当时孙中山和陈炯明确实为中国、广东设计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势必将中国、广东引向不同的未来。孰优孰劣，后人既不宜评说，也不必评说了。但是，它却再次表明，中国在走向现代化国家的前进道路上，总是这样歧路丛生，崎岖难行。
广州政权建立之初，在“粤人治粤”，改造广东，建立模范省的政策引导下，广东各地举行了首次基层选举。为防止陈炯明势力在广东坐大，孙中山授意总统府参军吴铁城返回原籍参加香山第一届县长竞选。1922年初，在家乡人民的支持下，吴铁城当上了香山第一任民选县长。吴铁城就任后，立即从城区建设着手，致力于改变家乡的陈旧面貌。他同时规划了十条道路。可惜这些建设工程刚刚开工，政治形势就突然发生了变化。孙、陈分裂，孙中山急调吴铁城担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军司令。
从1922年初到1923年初，吴铁城在香山主政的时间不到一年。因此，那十条道路的建造工程都只开了个头，多年后才全面竣工。在这些道路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由西向东、穿城而过的“大马路”。它自1922年吴铁城当选香山县县长后开始修建，直到1932年唐绍仪出任中山模范县县长期间才最后建成开通，并被命名为孙文路。
今天，徜徉在已经辟为旅游步行街的孙文西路上，我心里不由生出许多感慨。这样的工程建设速度，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肯定是难以想像的。在孙中山的故乡，一条纪念他的道路竟然耗时十年方才得以开通。然而，这样的建设速度，所代表的恰恰就是当时的社会发展速度。中华民族在历史性的困厄与迷茫中，在现代化路径的选择与争论中，已经流失了太多的时间。
在那个风云激荡的岁月里，除了“联省自治”或“倡言统一”这类存在于上层的政治歧见之外，一股更强大、更具革命性、更贴近民众的革命力量正在无声地凝聚，并且即将爆发出让人惊诧的力量。
1919年6月11日，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陈独秀与高一涵等著名学人，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由他本人起草、由胡适译成英文的《北京市民宣言》，当场被捕。这位富于反抗精神的知识分子，切实履行了“出了研究室就迸监狱，出了监狱就进研究室”的自我人生设计。
在陈独秀被囚的九十八天里，全国各地报章纷纷发表消息、评论，指责政府当局“利用黑暗势力，以摧毁学术思想之自由”，远在湖南的青年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发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为这位“思想界的明星”大声疾呼：“陈君之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是留着一个大大的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民国大学等在京院校纷纷致函北京警察总监，要求执法当局“爱护士类”；国民大会上海干事部、江苏省教育会、全国学联、中华工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甚至广东护法军政府主席、总裁岑春煊等人也纷纷发出函电，要求立即释放陈独秀；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章士钊、胡适等人更是多方奔走，通过各种渠道设法营救。
在陈独秀的故乡安徽，省长吕调元，桐城派古文大家马伯通、姚叔节等人纷纷致电当时在北京掌握政权的皖系军阀，要求对陈独秀“保全省释”；在上海，由旅沪皖人组成的安徽协会几次致电北京安徽会馆，要求他们以同乡关系“速起营救”。
在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9月16日，陈独秀终于重获自由。他一从监狱里走出来，立即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在《新青年》上发表新诗，以示祝贺。
1920年4月21日，在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即将过去一周年之际，陈独秀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将五四的精神概括为直接行动与牺牲精神：“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
这种“直接行动”，“不诉诸法律”，“不依赖代表”的激烈宣示不仅是他个人的思想转型，是他从此投身无产阶级革命的标志，而且也代表了当时一股新生的，彻底改变了未来中国走向的社会主义思潮。
正当陈独秀和那一代五四先驱高举民主与科学的伟大旗帜，对全国人民进行现代思想启蒙时，列宁的十月革命取得成功，建立起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政权。他派出的共产国际代表也来到了中国，并向中国的知识分子声称，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都是“虚伪的”，是“欺骗”被压迫人民的诡计。这种宣传，使得急于为腐朽的旧中国寻找新生的一大批热血的知识分子，从渴望民主和科学集体转向了马克思主义。而中国追求进步的目标，也从学习欧美，渐渐转向了学习苏俄。在一股新的激情作用下，陈独秀把他自己提出的民主和科学“救中国”的旗帜放弃了，把他自己誓言“为之断头流血在所不辞”的启蒙运动放弃了，开始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
陈独秀出狱后不久，即离开北京大学转往上海。1920年春，也就是他将五四精神定位于“直接行动”的那段时间，李大钊介绍共产国际远东局全权代表维经斯基（吴廷康），及担任翻译的俄籍华人杨明斋来访，陈独秀与他们相谈甚欢，以为找到了新的同志。8月，他主持创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共产主义小组），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9月1日《新青年》在上海重新出版，吸收陈望道等左派知识青年参与编辑，思想倾向迅速发生转变。11月起，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人以《新青年》及《共产党》月刊为阵地，梁启超、张东荪以《时事新报》为阵地，就社会主义问题展开了长达一年多的论战。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群体出现了思想分野。
同样是在1920年的11月，陈炯明开始作为省长主政广东，他立即电邀陈独秀出任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他们也可以算是老朋友了，陈炯明还在漳州的时候，就和陈独秀建立了联系，两人一直频繁通信讨论中国时局。陈独秀在接到陈炯明的电报后，经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量，认为在广东有利于开展建党工作，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邀请。
陈独秀于12月到达广东，很快就成立了广东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1921年春，陈独秀在陈炯明的支持下设立宣传员讲习所，宣传和普及马克思主义。由于陈独秀在公开演讲中经常批判传统道德，一些守旧分子说他祸乱广东，发起了“驱陈运动”。陈炯明则对此一笑置之，还出资让陈独秀创办了《广东群报》，以便开启民智。这份报纸很快就被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全面掌握，几乎成了它的机关报。此外，广东共产主义小组还在广州、佛山建立了许多工会组织，发动工人开展维权斗争。陈炯明本人也对广东工人运动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多次发表演讲，称赞工人阶级的斗争精神，还采取过一些实际行动，提高工人的待遇。那段时间，广东的工人运动已经成了全国无产阶级运动的典范，仅广州地区就已经成立了近百个工会组织。1921年，到广州旅行的黄炎培见到这种新气象，回到上海后曾发表演说，高度赞扬陈炯明对工人运动的支持。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这里是出席中共一大会议的上海代表李汉俊及其胞兄李书城的寓所。参加会议的有：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毛泽东、何叔衡、王尽美、邓恩铭、陈潭秋、董必武、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受陈独秀派遣参加了会议。他们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列席了会议。在会议进行过程中，突然有法租界巡捕闯进了会场，会议被迫中断。于是，最后一天的会议，便转到了浙江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艇上举行。从此，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希望之舟，扬帆起航了。
由于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书记，便辞去了广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去上海主持中央的领导工作。
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携手推动社会进步，共同塑造民族与国家未来的伟大事业，即将开始了。
1922年8月，孙中山从广州返回上海后，一边继续谋划平叛和北伐大计，一边加强了与共产国际及苏俄方面的联系。
1918年，早在俄国革命成功之初，孙中山就在上海代表南方国会给列宁与苏维埃共和国发去贺电，祝贺十月革命胜利，表示对俄国革命党所进行的斗争“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正当西方各国冷眼看待苏维埃共和国，使其国际外交处于十分孤立的困境中时，孙中山的贺电无疑会让这个新生的政权备感温暖。“列宁见信后，高兴地赞誉这封电报为‘东方的曙光’，他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齐契林复信给孙中山，感谢他的贺电，向孙中山这位‘中国革命的领袖’致敬，并强调共同进行斗争的必要性。”
在西方列强的压力与排斥下，两个地理位置相邻，而又都急于革命、急于站立起来的大国，从此越走越近。这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格局。
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位代表维经斯基。据维经斯基回忆，在这次会见过程中，孙中山对一个问题特别感兴趣，那就是如何将华南的斗争与遥远的俄国斗争结合起来。他抱怨广东的地理位置无法和俄国取得直接联系。他希望与苏俄通过电台及时沟通信息，他一直在询问，俄国能否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或满洲里建立一个可以与广州联络的大功率电台。
1921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会后，马林即积极准备去广西桂林拜访孙中山。12月10日，马林由中共党员张太雷陪同从上海出发，23日到达桂林。张太雷担任中文翻译，马林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
在这一系列会谈中，马林根据共产国际的政策方针，主张苏俄与孙中山结盟，并向孙中山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两点建议：一是要有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社会各界人士；二是要有武装核心，要办军校。孙中山对马林的这两点建议表现出浓厚兴趣，但考虑到当时的外交形势，却无意立刻与苏俄结盟，只愿视之为“平等待我”之国家。关于外交问题，马林也与孙中山交换了意见。他以《建国方略》为例子，直言孙中山的想法过于天真，让西方列强来帮助中国开发资源、发展实业是根本不现实的。孙中山则坚持自己的观点：还是希望寻求列强的支持和帮助。不过，孙中山对俄国实行的新经济政策大加赞赏，误以为与自己提倡的民生主义、实业计划不谋而合。
从马林所提出的两点建议来看，他那时大概就产生了让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促成国共合作的想法。
继马林与孙中山在桂林举行会谈之后，青年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处书记达林，又作为苏俄的正式谈判代表来到广州。1922年4月27日，达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到广州总统府拜会孙中山。孙中山正急于北伐，希望得到苏俄的军事和经济援助，表示正在考虑与苏俄建立“某种关系”。
不到一个月后，广州的形势发生突变，孙中山避险登上永丰舰。在军舰上，他曾和身边的同志说：“今日中国之外交，以国土邻接，关系密切言之，则莫如苏维埃俄罗斯。”在极端困难的时刻，他的联俄思想得到进一步加强，他说：“苏俄在我身处逆境时，也是我唯一的朋友。”
曾经代表陈独秀出席了中共一大的包惠僧，在晚年写的《回忆马林》中直言：“国共联合统一战线是马林一手搞成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马林在桂林与孙中山会晤后不久，即明确提出了中共党员及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加入国民党的设想。陈独秀等人虽然持反对态度，但马林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强力支持。而当时广州形势的急剧变化，又恰好为两党合作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1922年8月，经马林提议，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杭州举行特别会议，史称“西湖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国焘、高君宇，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及翻译张太雷。会上马林传达了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提议。经过异常激烈的争论，最后大家同意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但陈独秀等人提出的前提条件是，孙中山必须取消打手模及宣誓服从他个人等原有的入党办法，并根据民主原则改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党员才能加入进去。否则，即使是共产国际的命令，也要坚决反对。
张国焘后来在《我的回忆》里，对当时国共合作的背景做了这样的说明：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
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军阀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地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人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49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采取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