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段祺瑞在听说执政府卫队打死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并且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但是，人民不会因此原谅他，历史也不会因此原谅他。不到一个月后，这个执政府就在全国一片抗议声浪中彻底倒台了，他本人也作为屠杀无辜青年的刽子手遭到了历史的唾弃。
人民是公正的，人心是公正的。这种公正，就表现在他们对待政治人物的态度上，表现在这种态度的对比上。现在，让我们再回头看看1925年的北京。
孙中山逝世了，日月同悲，山河垂泪，举国哀痛。由于孙中山在全国人民心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段祺瑞下令为孙中山举行国葬：“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崇德报功之至意。”
根据孙中山希望像列宁那样保存遗体，葬于南京紫金山的遗愿，1925年3月12日，他的遗体先被移至协和医院进行防腐处理。19日，灵柩自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社稷坛拜殿安放，准备举行公祭。移灵时，由孙科、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于右任、张继、陈树人等亲属及国民党主要负责人，分组轮流举送。那天，前来向孙中山致哀的各界群众蜂拥而至，据史料记载：“由协和医院至中央公园几无一片隙地，总计约十二万余人，实为北京空前未有之盛举。”
中央公园的大门、社稷坛石门、社稷坛拜殿门口都搭起了素雅的三彩牌楼。灵堂上扎了灵龛，灵龛内停放着孙中山的灵柩。灵龛的上方匾额为“有志竟成”，两旁侧联为“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灵柩上覆以青天白日旗，灵柩前悬挂孙中山大幅遗像。
从3月23日开始举行公祭，到4月1日下午，公祭处共收花圈七千余个，挽联五万九千余幅，横条幅五百余件，唁电唁函不计其数，前往现场瞻仰孙中山遗容及签字留名的吊唁者达七十四万余人。其规模之盛大，礼仪之隆重，不仅自民国成立以来绝无仅有，就是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公祭时，豫军总司令樊钟秀特致送巨型素花横额（阔丈余，高四五尺），当中大书“国父”两字。他的唁电挽幛，均称“国父”，这是孙中山先生在公开场合被尊称为“国父”之始。当时的台湾同胞感念孙中山先生不已，纷纷举行追悼会，台湾《民报》亦尊称孙中山先生为“国民之父”。1940年3月21日，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一致决议，为表彰其“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被四表，功高万世”之伟大事迹，通令全国，自同年4月1日起尊称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中央公园公祭结束后，经治丧处黄开文（民国大礼官）、许世英、李烈钧等人协商后，定于4月2日上午，11时举殡，将灵柩移至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塔内暂厝，等南京中山陵完工后再正式奉安。
当日上午，北京各机关、团体、学校、商户挂半旗致哀。城中礼炮齐鸣，一派肃穆，三架飞机，绕空护送。参加送殡的群众，约三十余万人。从西直门一直送到碧云寺的就不下两万多人。行进中，他们高呼口号：“孙中山先生主义万岁！”“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
下午4时25分，灵柩抵达香山碧云寺，各院门早已经搭起牌楼，挂起挽联。在众多的挽联中，有两副写得十分贴切：一副是二重门牌楼的挽联：“空手创共和，生死不渝三主义；大名垂宇宙，英灵常耀两香山。”另一副是塔龛内的长联：“功高华盛顿，识遇马克思，行易知难，并有名言传海内；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或许是冥冥之中有定数，孙中山的一生确实与“香山”有着某种神秘的联系。他生于南方的香山，他的灵柩则暂厝北方的香山。他以自己的生与死沟通了中国的天南地北。
从铁狮子胡同去香山碧云寺的路，曲折而漫长。
2008年，我从铁狮子胡同去碧云寺拜谒孙中山衣冠冢。沿途经过圆明园遗址、中国国际关系学院、颐和园、中共中央党校、国防大学……好像又经历了一次曲折的近代史。
中国的近代史，是追求现代化的历史。2008年，孙中山逝世八十三年之后，他在《建国方略》里所设想的《实业计划》大多已经变成了现实，有的甚至远远超出了他的想像。在交通方面，不仅铁路贯通了南北东西，遍布全国的高速公路网络也已经逐渐形成；在通信方面，电报早成了明日黄花，电话、手机已经进入千家万户；在远洋港口建设方面，“于中国中部、北部、南部各建一大洋港口，如纽约港者”的愿望早已实现，而且深圳等地的新兴港口正在迅速崛起，成为吞吐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大型贸易口岸。此外，在“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水泥）之大工厂”，“设机关车（火车机车）、客货车制造厂”，以及发展“粮食工业”、“衣服工业”、“居室工业”等方面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孙中山无论如何不会预料到，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工厂”。
今天的中国是行走在“中山路”上的，不管是在南京的紫金山，还是北京的香山，他的英灵一定会看到今天的一切。
1929年5月22日，孙中山的遗体换人美式铜棺南下紫金山中山陵奉安之后，换下的楠木棺及衣物等重新封入碧云寺金剐宝塔，作为孙中山的衣冠冢。在碧云寺金刚宝塔上，有一株九龙柏，其下有碑以志旧事：“民国初年，孙中山至此，见该树濒于枯萎，曾亲手清理积石，扶植此柏。1929年移灵前，孔祥熙再见此柏已是青翠茂盛，特撰写‘总理亲手扶植塔顶侧柏记’以示纪念。”从此，一南一北，孙中山有了两处安放魂灵的家园。
孙中山的衣冠冢位于香山碧云寺金刚宝塔石券门，金刚宝塔下面的山脚处，有个孙中山纪念馆。展厅里不间断地播放着反映孙中山生平的纪录片，他的影像在屏幕上不停地跃动着，他的声音在寺院内的苍松翠柏间长久地回荡着。前来拜谒孙中山衣冠冢的人便在他当年演讲时的慷慨陈词中，向矗立着宝塔的山顶攀登……
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是一个整体推进的革新过程，它是政治的、文化的，也是经济的。近代以来，在许多政治、文化人物努力改变专制政体，进行全民思想启蒙的同时，为数众多的商人和实业家也在为民族的现代化事业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商业救国”和“实业救国”，是中国进步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色。
1925年，作为革命者的孙中山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但是，他曾经为之付出毕生心血的现代化事业并没有就此终止，“中山路”还在不断向前延伸。举国上下，大江南北，到处活跃着一批优秀的中华儿女，继续为这个民族的繁荣富强坚持不懈地奋斗着，这其中，也包括许多香山籍的商人和实业家。
在今天的中山市，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漫步在孙文西路上，你会发现一幢古老的西式建筑，它就是香山商会旧址，现在的中山商业文化博物馆。迈进那扇临街的大门，一步就跨进了从清末到民国，香山实业家们所走过的那段凝重的历史，街上的喧嚣也顿时被抛到身后远去了。
正对着博物馆大门的，是围成弧形的五尊人物塑像，他们分别是著名买办实业家、曾以《盛世危言》影响了一代中国精英的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著名买办实业家、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唐廷枢，著名买办实业家、有“茶王”和“地产大王”之称的徐润，四大百货公司中先施和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郭乐。有这五位在中国工商业发展史上声名煊赫的人物在，这家小小的中山市商业博物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近代商人的“祖庭”了。这五个人，已经清楚地勾勒出了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谱系。
除了这些塑像，博物馆一楼主要展示的是中山商业发展史；二楼用大量图片和文字资料反映孙中山、郑观应等人早期商业思想；三楼是专为四大百货公司设置的展室，先施、永安、大新、新新曾经纵横沪、港、穗商界的四大百货公司，都是香山人创办的。无论在实业界，还是在商业界，香山人都曾经引领过中国的进步潮流。
有人说，“推开商业文化博物馆那极具岭南特色的厚重木门，仿佛迈进了中山商业的历史舞台，一幕幕精彩的剧集就在此处上演了……”；还说，“翘首而立的五位商界先贤，似乎要向游客述说当年中山商业发展中的辉煌”。
当参观过所有展室，一步步从三楼走下来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孙中山、郑观应等人对改变当时中国那种落后处境的急切和焦虑，体会到了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改良派人士在洋务运动中的努力与无奈，也觉察到了以“四大公司”为代表的民族资本在发展进程中所经历的曲折与磨难。
马应彪的先施公司、郭乐的永安公司、蔡昌的大新公司、李敏周的新新公司，这四大公司共同开创了中国民族百货业的先河。郭乐则更进一步，在创办永安百货之后，他又涉足民族纺织业，成了颇具影响的实业家。
郭乐，1874年生于香山，幼时家境贫寒，父亲靠务农为生。1892年，因家乡遭受水灾，十八岁的郭乐跟随许多同乡一起到澳大利亚的悉尼谋生，先后做过雇工、小贩和店员。1897年，他和几个同乡共同集资一千四百澳元，盘进一家侨商果栏（鲜果店），改名“永安果栏”，郭乐任经理。“永安”，这个在日后闻名全国商界的老字号，就这样出现了；郭乐也从此开始了经商生涯。
为了减少中间环节，增加利润，郭乐经常亲自前往盛产香蕉的斐济组织货源，与当地人建立密切联系。1905年前后，他联合另外两家侨商果栏，在斐济组成了以永安为主体的生安泰公司，自辟蕉园，实现了自产自销的经营模式。最盛时，这里曾经拥有十八处蕉园，一千余雇工。此外，郭乐还利用永安果栏兼营华侨存汇款。这时的郭乐，既是商人又是农场主，同时还经营金融资本。
在海外完成了原始积累之后，郭乐开始逐渐将经营重心向国内转移。1907年，他在香港设立了永安百货公司（并附设银业部），让自己的弟弟郭泉担任司理。1909年，郭乐由澳大利亚回到香港，自任总监督（高于总经理，直接掌握企业实权的职务），增加资本，扩大规模，将永安百货公司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年，在香山石歧设永安公司银业部，充分利用这个著名侨乡的地位优势，经营侨汇、储蓄。几年后，他又在香港开办永安水火保险公司，还兼营酒店和房地产。郭乐这种把商业和金融业结合经营的做法，对永安资本的不断扩大起了重要作用。
1913年，郭乐着手筹建上海永安百货公司。1918年9月，新建的永安公司大楼在上海南京路落成开业，以经营“环球百货”为主，兼营旅馆、酒楼、茶室、舞厅、游乐场、银业部等。到1936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永安百货公司盈利共达港币二千三百九十六万元，资本利润率平均每年达百分之五十点四，十九年的盈利近于原始资本的十倍。
从永安果栏到永安百货，郭乐虽然靠经营零售业起家，却一向倾心实业，总希望能自产自销，这大概就是他较普通经销商更为出色的地方。过去，永安果栏使他一度成了农场主；现在，永安百货又开始促使他向工业生产转型。
1920年，上海永安百货公司开业两年后，郭乐发起招股筹办上海永安纱厂，这是郭氏企业由商业经销转向工业生产的开端。1922年9月，永安纱厂正式投产，郭乐自任董事长和总监督。永安纱厂开工时，正值民族纺织业的萧条期，若干同业在外国资本，特别是日本资本的打压下被迫停工、出让。由于永安企业资金雄厚，有联号支持，以及设备新、效率高等优势，提高了竞争力，不仅维持了局面，而且变危机为机遇，于1925年初以低价收购了设备较好的大中华纱厂，更名为永安二厂。此后，他又同样以收购、合股的方式办起了永安三厂、四厂，发展成为上海第二大纺织企业，生产规模仅次于当时的行业老大、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公司。
上海永安公司和上海永安纱厂齐头并进，使郭乐经营的永安企业渐渐进入了鼎盛期。纱厂生产的纺织品大都由永安公司经销，走上了一条逐步以国货取代洋货的民族工业发展之路。
然而，从总体上说，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历史，是一段饱受挫折的历史；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一段遍地荆棘的艰难历程。张謇、范旭东、郭乐等人辛苦开创的事业，先后在内战不止、政府腐败，以及来自日本的经济、军事侵略中走向了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