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栽树，后人乘凉。1894年，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里提出，中国欲强，须“急兴农学，讲究树艺”。1915年，在孙中山的倡议下，当时的北洋政府正式规定以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自此我国有了植树节。后因清明节对我国南方来说，植树季节太迟，同时也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1930年南京政府决定将孙中山逝世那天—3月12日定为植树节。
1979年，在邓小平提议下，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定，每年的孙中山逝世纪念日——3月12日为我国的植树节，以纪念一贯倡导植树造林的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的英灵化做了一片绿林，荫庇后人；孙中山的精神化做了一棵棵参天大树，迎风傲雪，茁壮成长。
来到中山陵园，就如同进入了一片原始森林。雪松、龙爪槐、龙爪柏、日本冷杉、圆柏、黄杨……名木荟萃。由陵前广场拾级而上，在墓道的人口处，是一座冲天而立的三门牌坊。牌坊上端正中的横楣上，镶有石额一方，上面镌刻着孙中山手书的“博爱”二字。
博爱，一个坚定的革命者，终于在他的人生终点找到了最后的精神归宿。
“南京十年”的另一个城市建设重心是东方大都会上海。与《首都计划》几乎同时出台的另一个城市规划就是《大上海计划》。《大上海计划》与《首都计划》有一个共同点，都以中山路为构思核心；这个规划与《首都计划》又有一个不同点，它的中山路不是一条哪怕有些曲折的延伸线，而是一条近乎封闭的圆圈。
1927年7月，上海被国民政府确定为特别市。此时的上海已是我国第一大都市，在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举足轻重。作为重振国民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任上海工务局局长的沈怡组织中外专家着手制定《大上海计划》。
上海是一座以租界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城市。当时市政府所能管辖的只有闸北和南市这一北一南两个城区，当中隔着由外国人控制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租界内商业繁华，寸土寸金，列强为了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以“越界筑路”为手段，逐渐向外拓展，对华界进行蚕食。有资料显示，仅公共租界越界筑路所围成的区域即达四万七千亩（三十一平方公里），甚至超过了正式租界的面积（三万三千五百零三亩，合二十二平方公里）。
在国际地位悬殊，靠外交手段无法解决争端的被动情况下，上海工务局局长沈怡灵机一动，采取了以修路对抗“越界筑路”的反制措施。
1928年3月26日，中山路开工典礼在龙华举行。这条中山路表面是为了联络闸北和南市的交通，其实是为了包围租界不断向外扩展的界线。沈怡的举动，让租界当局毫无办法。完工后的中山路就像一把大钳子，租界方面以“越界筑路”不断扩大地盘的企图，被彻底粉碎了。
以建造中山路为起点的“大上海计划”从制定到开工，一共中断了两次，都是由于日本的侵略。
1929年8月起，上海市政府按照孙中山要将上海建成一个“东方大港”的宏伟目标，先后公布了《建设上海市市中心区域计划书》、《黄浦江虬江码头计划》、《上海市分区计划》和《上海市道路计划》等一些专题性和全市性的计划，统称“大上海建设计划”。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对城市开发和建设做出总体性的规划和设计的大型蓝图。
正当“大上海建设计划”处于实施高潮之际，“一二·八”事变发生，上海的华界遭到日寇空前浩劫，损失惨重。虽然战事一停，市中心计划立即复工，但战后的诸多重建工作还是影响到了“大上海建设计划”的顺利完成，虬江深水码头的建设就因此宣告失败。“八·一三”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道路、楼房夷为平地，战壕纵横、坟地遍野，市政府大厦前的孙中山铜像被推倒，成了日军的战利品，建设“大上海”的美好梦想也随之破灭了。
今天，“大上海”的建设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并且当之无愧地成为代表中国现代化成就的“东方之珠”。
在上海的采访经历是令我难忘的，仿佛走进了一条从历史走向未来的时光隧道，让人应接不暇，浮想联翩。
当初以限制租界当局“越界筑路”，蚕食华界土地为初衷而兴建起来的中山路，现在已经成了上海市区的交通主干线。中山东一路、东二路，中山南路，中山西路，中山北路，路路相连，环环相扣。
中山北路西起内环延安西路立交桥，东至黄兴路。附近有中山公园、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学院、同济大学沪北校区、鲁迅公园、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
中山西路北起内环延安西路立交桥，南至内环漕溪路立交桥。附近有东华大学、上海商学院，地铁站有延安西路站、虹桥路站……
中山南路西起内环漕溪路立交桥，东至十六铺。周围有上海体育馆、龙华烈士陵园、鲁班路、南浦大桥……
中山东路北起人民英雄纪念碑，南至十六铺，由中山东一路和中山东二路组成，紧邻黄浦江。周围有南京东路、延安东路、外滩观光隧道……
中山路俨然成了一个集中展示上海历史、文化，以及改革开放之后最新建设成就的环形舞台，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真想看尽它的全貌，我专门打了辆出租车，让司机沿着中山路一直向前，向前。可是，为了迎接2010年在上海举办的世博会，整个中山东路都在进行改造，两侧到处是被板壁围起的工地，一片尘土飞扬……
上海的中山东路是神秘的，也是值得期待和憧憬的。
没有北伐战争，就没有“南京十年”。如果说南京和上海的中山路是北伐战争的结果，那么广州的中山路则代表了这场战争的起因。作为国民革命的发源地，广州的中山路最具革命意义。
省港大罢工期间，在罢工委员会的发动下，三千多名青壮年罢工工人自愿参加筑路工作，他们组建十五个义务筑路大队，包干劳动。经过半年的苦战，终于在1926年建成了一条西起农林下路东到黄埔的公路，当时即命名为中山公路。后来，中山公路的西段更名为中山一路，与它相连的百子路、大东路、惠爱路等更名为中山二、三、四、五、六、七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为配合珠江大桥通车，又建成了中山八路。从此，广州中山路便成了贯穿东西的城区主干道。
从清末到民国初年，这段现在叫做中山路的地段一直是广州的政治经济中心。清代的布政使司、巡抚部院、广东都司等都设立在此。1916年，中国四大百货公司之一的大新公司在此落成。此外，广州历史上的一百多家百年老店，这里就集中了七十多家。
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广州是一座充满激情的革命之城，中山路则是为这股革命激情提供血液的主动脉。毛泽东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坐落在中山四路上。现在，它已经是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也是广州市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7年12月国共分裂后，共产党人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广州起义，为纪念起义牺牲同志而修建的烈士陵园，则位于中山三路。
今天，广州中山路已经发展成一条绿色交通走廊，地面道路宽阔，地下新建的地铁穿梭其间。无论是地面还是地下，它都见证了广州的百年发展史、建设史。
长期以来，“南京十年”曾被看做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全盛时期，并认为资产阶级是这个政权的支持者和受益者。现在，这种观点则不断被修正和否定，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这其实是个误会。1927年以后的蒋介石虽然镇压了他昔日的盟友共产党，却并不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同路人。事实上，他所建立的也不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府，而更接近于一个军事独裁政权。对此，《剑桥中华民国史》予以如此概括：
自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所享有的政治主动权，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又得到了加强，但却被1927年后重新建立的极端权力和权威政府剥夺了。这个官僚机构比起清政府，其目标更具有野心，成功地取消了19世纪商人阶级获得受惠的社会自治权。
从民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南京政权的建立，本质上是一次官僚政治卷土重来的历史倒退。因为蒋介石政府所关心的，仅仅是“从政治上削弱城市绅商，并从经济的现代化部门牟利”。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始终未能形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始终在权力的边缘徘徊，始终受到官僚政客以及军事强人的欺骗与敲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