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武汉危在旦夕，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刚剐发展壮大起来的民生公司，面临着有史以来最艰巨的考验。一向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卢作孚说：“国家对外战争开始了，民生公司的任务也就开始了。”他临危受命，担任民国政府交通部常务次长，负责指挥、调度长江上的全部民用船只抗战。我国抗战史上著名的宜昌大撤退，从此开始了。当时的宜昌如同一个大仓库：三万以上待运人员、九万吨以上待运物资拥塞于此。学者徐友渔在他的《卢作孚与宜昌大撤退》中这样写道：
……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陷，为了坚持长期抗战，大量的军队、人员、武器、设备、物资以及工厂机关必须撤退转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后方。问题在于，以民生公司的运力，搬运这些人员和物资需要一年的时间，但枯水断航期40天之后就要来临，更何况，凶残的日军正挥师西进，而他们的轰炸机已经在长江航线上实施轰炸。
卢作孚和民生公司的船长们、水手们是在频繁响起的、刺耳的防空警报声中，在敌机的狂轰滥炸和疯狂扫射中，像蚂蚁搬骨头一样，把堆积如山的物资和成千上万的人员从长江中下游搬运到上游地区的。在这场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他们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轮船被炸沉，人员伤亡惨重，但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建了一条挽救民族危亡的钢铁航线。
这次撤退，后来被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称为“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而民族实业家卢作孚的坚忍不拔、大智大勇，则更加彰显了中国人民在抗御外敌入侵时英勇不屈的伟大精神。
就是这样一个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贡献了一生的知识分子，却在“三反五反”这场政治运动中自杀了。
关于卢作孚的死及其产生的影响，章立凡先生根据其父章乃器的日记，对当时的情况做过这样的回顾：
1951—1952年“五反”运动期间，以工商界人士为主的民主建国会受到冲击，统战部曾提出“火烧工商界，打劫民建会”的口号，父亲在民建会内被连续批判了八个晚上，认为他的观点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过火的斗争造成一些企业家自杀，民族航运巨子卢作孚就是在这种形势下离开人世的。但在全国政协的学习座谈会上，却有人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卢作孚自杀的前一天（1952年2月7日），父亲在日记中记载，与会者正为“资产阶级猖狂进攻”的提法争执不下，引起争论的人是梁漱溟。
一开始是哲学家张东荪不阴不阳地说：“商人到社会主义都要发财。非有彻底觉悟，资产阶级即不够朋友。”
接下来梁漱溟发言：“看到‘猖狂进攻’心不安。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进攻’太夸大，说不上阶级斗争。力子（按：指邵力子）告[诉]我不反攻无产阶级政权印垮，才初步想到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
针对认为“不要资产阶级”的口号“太刺激”的观点，政治学家邓初民分析说：资产阶级是“由革命到反动，由唯物到唯心”。帝国主义压迫时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可以革命，但不能领导），到解放后无敌人压迫，进步性消失了。这次资产阶级“客观上是进攻，主观上不自觉”。他还说：“小资也是资。[大]资纠正了，小资也自然纠正，再不反我也要贪污。”
梁漱溟再度发言：“‘进攻’的提法没分寸，资产阶级主要是工业资本家。用‘侵蚀’比‘进攻’好，对‘进攻’可提高警惕。”他“要求人与人间相互尊重，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并举范锐（旭东）、卢作孚为例，说明资产阶级也有好人。
正当梁漱溟老先生为“猖狂进攻”的提法感到“心不安”，极力要向人们指出“奸商——商人——资产阶级并不相等”的时候，希望人们注意“不好的不止资产阶级”这个善恶判断常识的时候，一场铺天盖地的群众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热火朝天地展开了。配合这场运动，资产阶级被宣传机器重新塑造成“奸商”，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看看下面这些新闻的标题，我们或许仍然能感受到当时严酷斗争的激烈气氛：
1952年2月9日，《新民晚报》：《不法资方软化职工的五条毒计》：
1952年2月22日，《天津日报》转发新华社电稿：《武汉奸商严贵堂泯灭天良竟把烂电线卖给志愿军》；
1952年3月8日，《进步日报》：《三星罐头厂奸商颜玉祥丧心病狂竟用坏肉罐头暗害解放军》……
“毒计”、“泯灭天良”、“丧心病狂”，这些中国语言里最具污辱性的词语都被用到了“奸商”身上。当年，以品格高尚著称的卢作孚显然也受到类似的羞辱，他的主要罪名就是用“糖衣炮弹”对国家干部进行“拉拢腐蚀”。
梁漱溟曾说：“作孚先生胸怀高旷，公而忘私，为而不有，庶几可比于古之贤哲焉。”卢作孚把民生公司交给国家之后，虽然仍然担任公司总经理，却不拿公司的股份，一家人过着简朴的生活，布衣素食，连宿舍里的家具都是向民生公司借的。这样一个“贤哲”，还是成了“五反”运动的斗争对象。
“三反五反”之后，1953年夏季，党和国家领导人决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不但要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为社会主义工商业，而且要把资本家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自1949年到1952年，执政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态度是“利用、限制”政策。毛泽东曾经说，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节制资本”。到1953年，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此，全国的私营业主就彻底失去了存在意义，统统成了“改造”对象。这也是向列宁主张的“过渡时期”学说靠拢，消灭私有制、消灭资产阶级，全面向社会主义过渡。继孙中山在民主革命中以俄为师之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再拜苏联为师，采取了“计划经济”模式。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总是不可避免地留下了许多苏俄或苏联的印迹。
1954年9月，政务院通过《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
到1956年，全国各地公私合营结束之时，私营在全国已经不复存在，八十几万原私营业主失去了产权，成了定期领取定息的被赎买者。另据一项统计，全国城镇个体劳动者（即今天所说的个体户）由640万人锐减至16万人。这十几万人较多散布在南方，特别是交通不便的边边角角，做一点修鞋修车之类拾遗补缺的小生意糊口。个体经济从此也一蹶不振。
2006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获全票通过。中国又进入了崭新的五年，在改革开放、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脚步。这是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的全新规划。曾经延续了五年的“计划”，第一次变成“规划”。一字之差，准确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长期规划的功能定位，反映了我国发展理念、经济体制、政府职能的重大变革。
今天，我们站在十一五规划的实施期间，回顾新中国建立之初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或许能够更清晰地观察到近六十年来我国对发展路径的不断选择与探索，以及由此产生的沧桑巨变。
1955年7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全部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而奋斗》，其中写道：“我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以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的计划。发展以工业为中心的国民经济，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为先进的工业国，是中国人民长时期以来的共同愿望……”
第一个五年计划从1951年开始编制，到1955年7月由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历时四年，数易其稿。中国人在彷徨、摸索、修正的过程中，艰难地开始了为实现“长期以来的共同愿望”而努力奋斗的新旅程。
1953年7月15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破土动工。1956年7月13日，从总装配线上开出了第一辆国产的“解放”牌汽车。此外，在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个建设项目中，到1957年底，有一百三十五个已施工建设，有六十八个已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入生产。我国过去没有的一些工业，包括飞机、汽车、发电设备、重型机器、新式机床、精密仪表、电解铝、无缝钢管、合金钢、塑料、无线电等，从无到有地建设起来，从而改变了我国工业残缺不全的状况，增加了基础工业实力。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一千二百四十一亿元，比1952年增长百分之六十七点八。1957年的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三。
“一五”计划的成绩是巨大的，是从1953年至1980年的五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它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我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基础。
面对这一系列让人惊喜的新局面，中共中央最高决策层同时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