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按照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各自前行，最后终于在中世纪之后彻底分道扬镳。
欧洲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之后，历史性地告别了漫长的黑暗时期，昂首走向现代文明；同期的中国正经历着内忧外患，仍然沉沦、迷醉、封闭在一乱一治的传统泥淖里不能自拔。
1514年，葡萄牙人代表欧洲率先来到广东沿海，开始反复叩击古老中国的沉重之门。香山，顺天时，得地利，从此成为近代中西文明的第一个碰撞点、交汇点。
许久以来，在中国一直广泛流行着这样一句西谚：条条大路通罗马。它喻示了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殊途同归。然而，事实上，总有一些民族能够以理性和智慧率先发现捷径，并且幸运地选择捷径，而有些民族则长期习惯于故步自封，因循不前，甚至在蒙昧中走上与文明发展背道而驰的歧途。
这样两种不同的历史走向，被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从科学史的角度归结成两个具体的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诞生？在许多领域里，中世纪时的中国人是远远超过同期的欧洲人，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诞生？这就是著名的，让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李约瑟难题”，或称“李约瑟之谜”。
众所周知，没有现代科学，就没有工业革命，没有工业革命，也就谈不上现代文明。从更广义的范畴审视“李约瑟难题”，它所追问的其实就是在中世纪之后，曾经有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国为什么被欧洲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这的确是一个意义重大的“难题”。从这个“难题”的发现者李约瑟本人，到经济、文化、历史等多个领域的学者，都曾对此提出过自己的真知灼见，却似乎都没有为它找到十分圆满的答案。
李约瑟首先从“智性的因素”和“社会经济结构”入手，试图解答自己设下的难题。就“智性因素”，他说：“中国哲学永远不可能产生出那会在欧洲占主导地位的对自然界的构思形式。”而欧洲的科学家恰恰是在对自然规律的穷原竟委中获得了灵感。更进一步，他又分析了中国人与欧洲人在世界观上的差异：“自然律是由神的规律引申而来。可是，中国人从来没有‘造物主’的观念。在他们的哲学或宗教里，‘创世’的概念是不存在的。他们以为这是不值得加以研究的。”
李约瑟把现代科学的特色归结为“假设和实验方法的应用”。我们或许可以把“神的规律”理解为一种假设，而将对“自然律”的不断追究理解成一种“实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宗教信仰，更不曾有过“上帝的法典或律则”，从而，也就彻底失去了那个作为现代科学产生的“假设”。
不可否认，哥白尼、伽利略等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们正是在探索、求证“上帝的法典或律则”的过程中，培养了理性的精神，从而也孕育了现代科学的萌芽。
除了这些哲学与宗教方面的“智性因素”之外，李约瑟同时也强调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同才是更重要的，因为，“现代科学的出现是社会经济的因素促成的”。就此，他又做了这样的比较：“曾经有过一段时间，人们以为中世纪时的欧洲贵族比中国官僚主义更强固，可是事实刚巧相反。在欧洲，当时机一到，商人与城市居民竟能与贵族联盟，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先建立了商业资本主义，之后是工业资本主义。在中国朝廷，文人官僚们看起来好像比欧洲的骑士软弱，其实，他们比后者强得多。中国的商人从未成功地摧毁这个官僚阶层。”（李约瑟：《中国与西方》，第32页，群星出版社2008年4月第1版）换句话说，现代科学是与现代资本主义相伴而生的。
近代的衰落，百年的屈辱，是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难愈的伤，更是理性的中国人需要不断省思、探究，进而引以为戒的永久命题。
前不久，经济学家林毅夫又一次关注起了“李约瑟难题”。他先对在当前学界具有代表性的主流观点做了这样的介绍：“目前一种被广为接受的‘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中国技术创新的停滞缘自人地比例的失调，在前现代社会中国先进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科学技术使得中国达到了很高的经济发展水平，然而由于儒家文化重视以男性为主的传宗接代伦理思想使得中国的家庭盛行早婚多育，人口的较快增长和膨胀使得人均耕地不断下降，劳动力越来越便宜，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随之减少，因而尽管14世纪中国已接近工业革命门槛，但‘人口的数量已经多到再也不需要任何节约人力的装置了’。同时，人均剩余因为人均耕地下降而减少，也使得工业化所需的积累不足。相较之下，欧洲则由于人地比例合理，拥有未加利用的经济潜力，当知识积累足够冲破工业革命大门时，‘节约劳动的需求仍然十分强烈’，且还存在大量农业剩余可供积累。”
林毅夫显然并不认同这个“‘高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所以，他又提出了自己的“假说”。其主要内容：一是“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一是科举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
关于“技术发明方式的转变”，他认为：“不管在前现代社会或是现代社会，技术发明的机制本质上都是依靠‘试错和改错’。在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前，不管是在中国或是西方世界，新技术的发明一般来自于直接从事生产的工匠或是农民在生产过程中偶然的偏离常规方式的试错的结果而发现。到了18世纪的工业革命以后，技术发明首先转为发明家有意识的‘试错和改错’的实验的结果，到了19世纪以后，发明家的实验则更进一步转为在现代科学引领下的实验。”
那么，中国为什么未能及时实现“从经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转为以实验为主的技术发明方式”的飞跃？林毅夫的解释是，因为15、16世纪的科学革命没有发生在中国。至此，我们仿佛跟着林毅夫的思路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李约瑟难题”的原点。
林毅夫的进一步解释是：“李约瑟认为中国的官僚体系重农抑商，因而无法把工匠的技艺与学者发明的数学和逻辑推理方法结合，是中国未能自发产生科学革命的原因。我个人认为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原因不在于恶劣的政治环境抑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力，而在于中国的科举制度所提供的特殊激励机制，使得有天赋、充满好奇心的天才无心学习数学和可控实验等，因而，对自然现象的发现仅能停留在依靠偶然观察的原始科学的阶段，不能发生质变为依靠数学和控制实验的现代科学。”
“李约瑟难题”不仅意义重大，而且还具有一种让人浮想联翩的魅力。仅仅在以上这几位学者的简短论说里，就已经跨越了科学、哲学、宗教、伦理、经济、文化等诸多研究领域。他们纷纷从各自的观察角度出发，努力向这个“难题”发起冲击。
然而，这“难题”实在是个过于复杂的大问题。它的核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按照截然不同的发展模式前行，最后终于在中世纪之后彻底分道扬镳。其结果，就是林毅夫所说的：“在西方科技日新月异之后的短短百年时间，曾经拥有辉煌成就的中国，国际经济和政治地位一落千丈，使中国和西方国际地位的比较出现巨大的逆转。”
近代的衰落至今仍然让所有的中国人痛心疾首。越是如此，我们越应该理性地回顾历史、评价历史。其实，审视历史，就是审视我们自己，审视我们和我们的祖先走过的路。
若以宏观的视点解读历史，一个民族的兴衰荣辱肯定不是某个单纯的因素所能决定的。同时，历史发展道路的分界点也往往不是在瞬间出现的，它是一个相对漫长的演变过程。这种演变既有文化传统作为深层依据，也是由许多偶然机遇逐渐积累起来的必然结果。李约瑟说，现代科学在欧洲出现，“正好像某种霉（菌），当条件适合，温度、湿度都适合，蘑菇便长出来”。欧洲现代文明的孕育过程也是如此。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从解放人的肉体，到解放人的思想与灵魂，这一系列颠覆传统思维模式、彻底改变人类生存处境的重大事件不断上演，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终于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发展链条。它们都是让欧洲文明之“霉”，迅速成长为“蘑菇”的要件。
在欧洲历史性地告别中世纪，昂首阔步走向现代文明的数百年间，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仍然沉沦、迷醉、封闭在一乱一治的传统泥淖里不能自拔。自1514年开始，葡萄牙人代表欧洲率先来到广东沿海，开始反复叩击古老中国的沉重之门。令人惋惜的是，尽管他们所发出的声音一阵强似一阵，却未能及时唤醒那个嗜睡的东方巨人；令人欣慰的是，香山，这片在大海中生长出来的土地，顺天时，得地利，从此成了中西文明的第一个碰撞点、交汇点……
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在那些民族精英的意识里都有回顾并试图修复昔日黄金岁月的倾向。不过，这同一种倾向，在东西方两种文明中的表现和结果却都大相径庭。
有人说，历史就是中国人的宗教。中国人一直活在历史里。他们特别信古、迷古、崇古，不仅喜欢制造尧舜禹的贤君神话，还津津乐道于各种盛世传说，动不动就发起怀古之思，总想“梦回大唐”。可事实上，自从秦始皇一统天下，焚书坑儒，彻底结束“百家争鸣”的文明创新时代之后，中国人从未将这呓语般的“梦回”转化为一种改变现状的具体行动，更没有引发哪怕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或许，这一切神话与传说本来就是可疑的、虚幻的，它们既经不住追考，也不可能再现。于是，那些对于黄金岁月的回顾，要么沦为今不如昔的牢骚，要么化做生不逢时的呻吟，要么堕落成“祖上也曾阔过”的阿Q精神。
也是一种对黄金岁月的“回顾”，在欧洲则逐步酝酿发展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伟大变革，并且彻底改变了欧洲的人文景观与历史走向。文艺复兴，这个词汇的本义就是对古代美德、技术、知识和文化的再发现与再利用。欧洲人认为，这些古代的思想精华已经在公元第五个世纪后，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倾颓而失落在野蛮人统治的时代。因此，他们在中世纪的漫长历史里，一直在进行着再造辉煌的努力和尝试。
与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瞬间爆发式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在许多历史学者的研究著作里，他们都客观地将文艺复兴分成了两个阶段。他们认为，先有十二世纪“中世纪的文艺复兴”或称为文艺复兴的雏形，然后才有十四、十五世纪那次真正的文艺复兴。
在十二世纪，第一所大学首先诞生在巴黎，随即类似的发展也在牛津出现了。到了十二世纪二十年代，已经有独立的教师群聚集在牛津市中心的各个学校里教授艺术、神学、民法和教会法规。这些新型大学构成了十二世纪“中世纪文艺复兴”的核心，并为两百年后真正的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英国当代数学家、哲学家阿尔弗莱德·诺思·怀特海说：“中世纪是一个漫长的训练期，使西欧知识界形成了秩序观念。”
随着新型大学在各地相继建立，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思想与带有人文主义色彩的文学作品再度流行起来，许多科学知识（欧几里德、盖仑、托勒密）也被重新发现。
亚里士多德既是科学家也是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无所不包，却绝无强加于人的“信仰”因素。在他看来，人们所观察、思考、接受的一切，都是可以再进一步深入分析的。虽然后世的科学家发现，亚里士多德的错误远远多于正确，但无论对错，他从不拒绝科学探讨。他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似乎融古代智慧于一体。他是伟大的神谕代言人，也是将基督信仰建立在理性和信念基础上的象征；他是古代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后代学生挑战的对象。所以，有史学研究者说他是“跨越中世纪科学的悲剧性人物”，长久占据着舞台中心，直至最后被自己锻造的武器击倒。
在第一所大学于巴黎诞生近两百年之后，一位名字叫做弗朗西斯克·彼特拉克的年轻人，来到了当时意大利最著名的大学城博洛尼亚。他是一位公证人的儿子，他父亲希望他在这里学习法律和宗教。当时的博洛尼亚是一个会让所有人都感到新鲜和神奇的地方，浓厚的学习氛围，到处洋溢着学生欢聚之乐和对独立思想的追求。在十四世纪时，这里首先开始讲授人体解剖课程。这里的女教授也特别美丽动人，甚至有这样一段传说：每当美女教授内维拉，达德里亚讲课时，总要戴上面纱，避免学生们为她的美色分心。
彼特拉克喜欢博洛尼亚的精神，却不喜欢学习法律条文。他曾经说：“很痛苦地获得一种技能，此技能之执行（指律师业务）需以不诚实之态度为之，而我又不愿如此，但除不诚实一途之外，我别无他法可实践之，这实在是违反我的兴趣的。”
博洛尼亚的大学没有把彼特拉克培养成像他父亲那样的公证人或律师，却造就了一个天才诗人。他到处搜集古罗马人的遗著，如饥似渴地阅读维吉尔、西塞罗和塞内加等人的作品。哲学与诗歌，为这位年轻人打开了一扇尘封已久的智慧之门，让他窥视到了既古老又崭新的奇妙世界。他渴望像古代先贤们一样自由地思考与写作。在父母过世之后，他立刻放弃了折磨人的法律课程，全身心地沉湎于诗歌的创作和爱情的浪漫中了。
与此同时，但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作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三杰”，一脉相承，步步进逼，逐渐打破了基督教对艺术家创作题材的垄断，直至最后毫无保留地把热情和赞颂呈献给了活生生的人。
但丁的《神曲》是一部有关善恶与赏罚的基督教史诗，描写他在地狱、炼狱以及天堂的旅程和见闻。虽然诗中的许多人物角色都是他同时代人，让人产生许多具有现实感的联想，但他反映的思想终究还是道德和训诲式的。他以令人敬畏的严肃精神看待基督教信仰，就这一点而言，他是中世纪人，他对教会描述的伟大超凡的宇宙结构深信不疑。同时，他也是文艺复兴人，他大力批评教会对人性的摧残，开启了新时代的批判精神。所以，他的精神之子薄伽丘把他看做一个模范、一座灯塔、一位导师。
薄伽丘的传世之作《十日谈》是黑死病的产物，书中的十位青年男女因躲避瘟疫逃出佛罗伦萨，他们在乡间停留期间，用唱歌跳舞、轮流讲故事消遣时间。这是一本爱生活的书，即使在瘟疫流行期间，薄伽丘仍然不忘欣赏人世间的完美、善良和快乐，所以近代意大利评论家桑克提斯对应但丁的《神曲》干脆将《十日谈》称之为“人曲”。其实，从一座满目凄凉、令人窒息的死城，忽然来到风景优美、阳光灿烂、到处欢歌笑语的人间乐园，这种对比强烈的情景转换本身就是一个隐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