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问题”的审视报告
报告文学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映，历来肩负着两方面的责任，这就是赞美文明和进步，揭露愚昧和丑陋。因此，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应是报告文学的题中应有之意。过去，因为多种复杂的原因，报告文学的批判功能长期不被认识和运用，或者是在运用时受到了不应有的限制。五十年代一些作家就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却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之后，这方面的作品几乎就再也没有出现了。
到了1986年后，报告文学创作伴随着拨乱反正，反思历史，倡导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的发展，面对许多矛盾和困难时，突然发现，要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困难，必须首先要敢于面对矛盾和问题，对所存在的社会生活环境、生活状况必须要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于是，许多以观察审视各类社会生活问题的报告文学出现了。这种创作现象的作品，被人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这种概念脱胎于茅盾早年有关报告文学的“主要性质是将生活中发生的某一事件立即报告给读者大众”，“报告作家的主要任务是将刻刻在变化，刻刻在发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问题立即有正确尖锐的批评和反映”的观点。
报告文学反映社会问题，始于五十年代。《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就是这样的作品。“文革”后的《人妖之间》直接面对的是王守信贪污案件，但作者的目的却不仅仅是把这个案件的过程如实地告诉给读者就完事。他要寻根问底，他要弄清楚为什么王守信从一个不识几个字的煤厂女工一步步地上升为宾县燃料公司的经理，并与省里、国务院的部里及少数外地省份的人都联系上，最后大有权倾宾县之势，贪污56万元人民币（在当时，56万元是个十分惊人的数字）。在沿着案件的踪迹考察之后，作者认为：为数不少的干部思想作风变坏，经受不住金钱的诱惑，使王守信借以结成一个严密的关系、金钱网络，然后谋私谋利，这是个非常值得人们重视的问题。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超过了王守信贪污56万元钱本身。作者提出，管理好党的干部，纠正不正之风，这是当时一个十分重要的党的建设和社会问题。《人妖之间》发表之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强烈反响，人们为作品表现出的勇气和深度感到高兴，也为报告文学可以如此地面对社会重大矛盾事件和问题感到欣慰。
但是，表现“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概念在更多的作者、读者头脑中清晰起来，是较为集中地出现了一批视角相近，手法相近的作品之后。这些作品是：赵瑜的《中国的要害》、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沙青的《北京失去平衡》、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麦天枢的《爱河横流》、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陈冠柏的《黑色的七月》等作品。这些作品明显地摆脱了此前那种多就一人一事而展开报告的表现方式，而是把在社会生活中感觉到，发现到的某一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作为思考的核心点，然后围绕这个点再把观察描写的对象扩大到更大的范围中去，最后依据众多真实，具体的社会人生现象对问题进行一种比较认真深入的宏观思考表现。这样的作品，看似对象分散，但它内容丰富，问题单一集中，对社会的覆盖面较大，所以，一般都具备相当明显的普遍性和典型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一经出现，很快就受到了读者的重视和欢迎。
像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抓住“独生子女”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而不少家长及社会忽视对他们进行正常严格的教育，不少人家自觉或不自觉地都采取了放任溺爱的作法这样的社会问题，通过广泛调查后，用大量精彩生动的故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文学性的报告，指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样对待独生子女，不只对他们的健康成长不利，对国家民族的未来也是堪忧的。赵瑜的《中国的要害》，通过对太行山区交通严重不畅，公路时常堵塞，有时一堵就是一个星期、十天的时间，给当地的经济造成的妨碍，人民生活改善存在的困难进而意识到交通“要害”，不只对太行山区，对于整个中国也是个重要的问题。像贾鲁生的《丐帮漂流记》更是为人们打开了一道神秘之门。作者亲身混入丐帮，与他们同吃同游荡，看他们偷抢，看他们私下的组织网络，从中了解了许多孩子之所以流入丐帮的原因，了解了丐帮中同样存在着森严的等级的内情等，为人们认识了解丐帮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同时也为社会有关方面重视和解决这些人的问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像麦天枢的《爱河横流》、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孟晓云的《多思的年华》就以年轻人的感情生活，爱情生活为对象，把许多为了爱或不爱而去追求幸福，摆脱痛苦的行为报告给读者，让人看到了感情种子在中国新一代人心灵中的萌动，也让人看到这种萌动对于老一辈人，对于传统的社会道德，社会规范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自然在想爱和求爱的过程中，因人而异地还存在着许多复杂的问题，有些人的行为也许不融于传统，但也不融于文明。在改革开放的中国，人们对于感情的要求已不再是羞于谈及，感情的把握，已不再交于他人的自觉和要求终究是合理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初发阶段，多以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热点问题为对象，它确实对人们了解自身有着启蒙的作用。它以其对社会生活的巧妙切入诱发出读者对它的空前热情。
随着读者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兴趣的增强和作者视点、思维的扩展，更加贴近社会运行发展机制的不少问题被作家们捕捉住，并更多付诸理性色彩地表现出来了。在这个阶段，苏晓康、张敏的《神圣忧思录》首先以大影响于社会各方。《神圣忧思录》，涉及对国家民族有现实和长远影响的教育问题。以大量真实的人，真实的事历述了教师因为其收入微薄，经济困窘，社会地位低下，而使他们多年形成的教育神圣观念产生动摇，许多人不愿对参与教育活动发生兴趣的状况后，作者感到了比教师经济困难、教育经费紧张更为严重的问题，当教育神圣的旗帜倒下之后，那么国家兴盛、教育为本这样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将如何在中国得到落实。
神圣的不再神圣，这是作者对当时教育危机最严重的“忧思”。这篇作品发表之后，正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在两会会场立即就掀起了一个谈论教育，关注教育的热门话题。我们的体育界，历来是个热衷于讲名次、争金牌的地方。可是，赵瑜的《强国梦》却跳出常规，认真地对多年来人们对体育理解，参与的观念行动进行审视。赵瑜并不简单地反对争名次夺金牌。但是，他认为体育的最终目的在于使人们身心健康，使人们的生命在锻炼中得到强化。而我们的体育活动中，从指导思想和训练体制，恰恰丢掉了这个最为重要的东西。一切为名次，千方百计夺金牌。在名次和金牌上附挂了太多、太重的政治功利性因素。在许多时候，竟然不惜以牺牲全民健身利益保尖子，甚至不惜牺牲运动员的身心健康求名次、求金牌。在对运动员的培养上，也是只重运动，不考虑其文化心理乃至生存的技能培养，使得不少运动员在年轻轻的结束了运动生涯之后，竟然成了个绝少生活技能的“半残废者”，成为社会的负担。我们的一些人，总讲要“体育强国”，这自然有某种象征性，但体育到底还是体育，金牌的多少并不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强弱水平。赵瑜的《强国梦》对体育的认识和理解，其本意就在于吁请人们正确适当地认识体育活动，给体育运动以恰当的地位和评价。
可以说，这样的提请和作者表现出的不少理解是发人深省的，他对于人们在参与和接触体育活动时持一种平和的态度，体会什么是奥林匹克精神是十分有益的。与赵瑜的《强国梦》同一题材的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则从技术训练的角度对体育运动作了全景式的观察与报告。
胡平、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也是瞩目于愈来愈热的出国潮流而发出的思考之作。改革开放后，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需求而出国。或商贸、或科技交流、或相互进修，出国是正常的。于是乎，在这各式各样的出国行为中，就演示了不少值得人们深思的悲喜剧。然而，这些喜悲剧的出现又不纯粹是个人的行为所致，在不小的成分上，它同我们的教育制度，人事制度，知识分子政策有关。社会未能给知识分子提供合理正常流动的条件，也未能给知识分子应有的重视和酬劳，对于知识分子试图有所发挥的积极性也未能给予重视或尽可能多地提供条件。正是由于这种种的原因，许多人把改善境遇的希望寄托到了出国上。在大量行色匆匆的出国者身上发现并提出与知识分子相关的问题供人思考，这是《世界大串连》最为引人重视的地方。麦天枢的《西部在移民》，写一项旨在改变一部分群众的生存困难、国家拨出巨款迁移甘肃、宁夏的整70万人到河西走廊定居的工程，却因为环境的、历史文化的、政策的原因，以及愚昧落后的习惯，干部粗糙的工作作风等，造成了许多新的矛盾。到头来让人真不知道此举“究竟是悲是喜是幸福还是痛苦是希望还是绝望了”。如因为贫穷，农民铲草皮做燃料，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更不利于发展生产；穷得一无所有，可每家都在迅速地繁殖后代，人口增长极快；为了脱穷，国家移民，可竟有不少人宁愿守着穷死也不愿离开等。这部作品在较多的层面上对国家的穷困面貌及传统的负面现象有所表现，真实地反映出生活中的两难境地，直让人感到生活每发展一步都是多么地沉重。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是第一部认真地对土地问题进行报告思考的文学作品。我们脚下的土地，过去只识得它是国之所有，生死之托。可如何认识它，利用它，把它在必要时推入商品市场，却是许多人，甚至连土地管理部门的人也不明白的。作品写了在利用土地时的缺乏计划，使许多年不该占用的土地被占用了，浪费了，在防治生态失衡方面的工作不力，使许多土地沙化碱化流失了；在不知土地价值的时候，又轻易地把不少土地租让给别人低息使用造成遗憾等等之后，大声地向人们提出，我们的土地资源不是无限的，我们的土地正在迅速地在荒废减少，必须在新的观念上来认识使用土地，让祖先留下的基业更好地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后代。这部作品站在土地上看土地，却又超越土地本身，在认识观念上的升华使人感到洞明，会让人在面对别的问题时也引起多一点的思考。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是对湖南娄底市市长借用权力“非法拘禁人民代表”案的追踪报告，作者不畏权势，为寻求民主、公正而仗义执言及在事件进程中发出的许多感叹，实实有着“事件”以外有关法制、民主的思考。像这样一些在较大生活范围内表现问题，提出和思考问题的作品还有许多，像苏晓康的《最后的古都》、《自由备忘录》、钱钢的《唐山大地震》、傅溪鹏的《沉重的车站钟声》、白描的《一颗遗落在荒原的种子》、吴民民的《留日学生心态录》、麦天枢、张瑜的《土地与土皇帝》、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胡平、张胜友的《历史沉思录》、《东方大爆炸》、李宏林的《八十年代离婚案》、麦天枢的《白夜——性问题采访手记》、柳明的《别有一难在人间》、马役军的《婚姻大世界》、胡平的《秋天的变奏》、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乔迈的《失去了，永不再有》、赵瑜的《兵败汉城》、瘦马的《人工大流产》、梅洁的《大血脉之忧思》、丰收的《西部大监狱》、谭旭的《天下第一难》、何晓鲁的《江西苏区悲喜录》、解思忠的《盛世危言》、何建明的《本世纪告别愚昧》、吴海民的《金圆新闻》等，这些作品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各个方面，尽管作者在对问题的认识方面会有不同的表现，但作者们关注社会现实，力图通过自己的作用，对问题的认识解决有所助益却是要充分肯定的。简单地从作者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一面就认为是只看问题，找毛病，那就是很大的偏颇了。在生活中，一个正确问题的提出就是对生活的一个有益的关注。这些“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正是报告文学作家们热情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表现，也是作家们对生活投入，责任意识的表现。自然，也是他们对报告文学社会功能从认识到实践的一次次十分有效有益的运用，它将十分有利于报告文学的发展。
在关注人们直接的生活内容的时候，报告文学作家们还不失时机地把目光传向人与大自然的关系乃至整个生态环境领域。这是一种新观念的觉醒，也是阔大心胸的表现。它摆脱了短期的功利行为和目的，是对人类的一种长远和终极关怀。沙青在《北京失去平衡》中首先对北京地下水在开采利用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报告和看法。不久又在《皇皇都城》里对北京在处理垃圾问题上遇到的困惑、焦虑进行了报告。
作者把这些老百姓平常不大关心过问的问题十分突出地提示出来时，人们这才知道吃水、垃圾处理过程中的严重问题和危机。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通过对武夷山等地对森林的乱砍滥伐，严重地造成植被破坏，水土流失等悲惨状况，大声地发出警告。岳非丘在《只有一条长江》中对长江流域各地许多只计收益却不管两岸植被破坏，水质污染的行为发出怒吼。希望人们能从大局出发爱惜和保护这惟一的长江不遭受污染，造成灾难。徐刚的《沉沦的土地》，也是从许多土地流失的惊人和流失的不可思议的现象提出问题，作品把尖锐的批判和深深的忧思结合在一起，在痛苦的现实面前让人类产生出反省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