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马克思主义有关考察任何社会现象的发生原因时，只能到社会生活的实际中去寻找答案而不能到人们的内心去寻找的论述，我以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发生原因是不难发现的。自从十年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时开始，中国社会的历史就步入了一个新的转折和充满希望与痛苦剥离时期。这时，垂死的挣扎和新生的阵痛，袭扰着每一个人，给社会的秩序造成的纷乱是空前的。这是一个理性失衡的时代，又是一个特别需要理性的时代。面对这种纷乱的社会思想精神状态，文学创作也开始从苏醒逐渐地走向不适应。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逐一出现之后，文学开始了迷茫的阶段（以小说创作最为突出）。
在面对社会生活现实表现软弱和无力之后，有对技巧的狂热和自我内心的用心搜求表现；有对“根”的审视和对现今的迷失等等。尽管不少作家煞费苦心，然而读者对这一切的冷淡和渴望摆脱生活沉重负载的要求却愈加强烈。文学既不能给社会生活作出准确的说明和解释，又不能比社会现实生活更加丰富和充满戏剧性，形式造作和内容苍白使文学渐渐地失去着读者的热情。在这种严峻的现实生活面前，与真实的社会人生生活无法疏离的报告文学也同样面临着艰巨的考验。小说、诗歌所寻找到的途径，既不能解除自身的困惑，更不会给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那种围绕某一个具体人物而结构作品、展开叙事的传统报告文学写法，因其单一和局限也不易承载重大的社会题材。一方面是充满激烈矛盾冲突的现实生活，一方面是文学的焦困和萎缩。报告文学在它本可以大显身手的时候，显得作为细小。在经过不长的酝酿阶段之后，先有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再有理由的《倾斜的足球场》、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涵逸的《中国的“小皇帝”》等作品发表出来，从此，一度使报告文学作家困惑的问题似乎一下子就解决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特点、功能及其表现形态很快就得到了分明的表现。报告文学的这种新的表现形态，立即受到读者的认可和接受。这样，报告文学创作的一次带有整体性，带有深刻的思想转变和形式变革的创造开始了，展开了。
十分明显，“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创作的发生与发展，首先是社会现实生活对文学呼唤的结果。生活把文学逼到了绝境又诱使报告文学绝处逢生，走到一个新的境地。忽视了社会生活对报告文学的这种决定性作用，把其看成是某种偶然的个人行为是不科学的。正是从这一点上，我以为有人说是社会生活中恶的对象把报告文学推到了前台的意见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这似乎又不能完全说明，为什么单单是报告文学走到了前台呢？所以，在肯定了社会生活这种特殊的决定性作用之后，还必须从作家的主体性方面进行必要的分析研究。
自然不能说一个时代生活只能适应那一种文学样式。但是，却可以说，一定的时代生活对于一切文学样式并不是都完全没有区别的影响的。某一个文学样式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得到风行发展，都是曲折地渗透和表现着这个时期社会的某种心理、情绪和应对着人们的选择与需要的。“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兴起，就是报告文学作家们在当时社会生活纷纭多变的现实面前所作出的合理选择。他们以冷静的心态面对浮躁的生活；以独立的认识判断面对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以更加进步的理性思维面对主观的精神说教和行为的盲从等。所以，没有了报告文学作家主体的苏醒和独立精神的坚持，依然是成就不了“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在严峻复杂的社会生活矛盾考验和人们对作家殷切的期望呼唤面前，报告文学作家自觉地应对现实课题，灵活运用报告文学这种具有强劲社会作用的文学样式，使报告文学作家和报告文学作品的双方都得到了新的有效的提升和发挥。苏晓康就说：“我只是凭着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在生活里谛听到的来自社会深处或是已经挣扎在社会表层的某种呼唤和呻吟，便四处去寻找它们，去摹写它们。”
苏晓康：《麻木冷漠不起来》，《苏晓康报告文学选》，见百花文艺出版社。麦天枢说：“文学的大痛苦不是个人的痛苦，是文学与人民与民族与时代喘息相因的痛苦；文学的磨难不仅仅是个人的磨难，是作家与社会变革结伴相依的磨难。文学如果不想承担甚至直接地承担这种痛苦和磨难，文学便只有委屈文学自己。”麦天枢：《无法逃避的命运》，见《太原日报》，1988年8月15日。报告文学作家们没有背对现实生活，也不愿报告文学在今天这样的时代委屈下去，它们从人们的彷徨呻吟中生发出激情和力量，勇敢地介入了社会矛盾冲突的漩涡。“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品的兴起，就是作家们通过文学手段置理性于社会生活的自觉行为。说这是一种文学的调整也好，讲它是“牺牲文学”对社会的靠近也罢，报告文学作家们对此似乎并不太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在今天，还有许多比文学更显迫切、更显崇高的东西需要去寻找，需要去争取和占有。这时，报告文学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已不再是个纯粹的文学现象了。在一定的程度上，它已经是社会心理、社会情绪、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了。透过这个焦点，可以看到社会诸多生活的折光，透视到更深层面的社会内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是文学，特别是报告文学对刘宾雁式战斗批判精神的报告文学的进一步认识和发展，也是社会理性之火得到进一步燃烧的体现。它是发生于报告文学创作之中，可它的作用和意义，却不是报告文学自身就可以完全包容和占有的。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敢于把众多的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在那些读者极为关心的社会敏感问题上构筑自己的阵地，这首先体现了一种进取的精神。但是，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这种介入，而在于它能够以严肃的态度和接近科学的理性分析来认识和处理这些问题，在这些社会问题面前表示了一种独立新颖的见解。如果说前者更多表现的是一种情感的话，那么，后者则显然的是一种自由与科学的表现。如果我们只看到前者而对后者有所忽视，从而对报告文学作家们不断地介入社会生活表示疑惑不解，以为这是文学的流失，是作家们缺乏创造能力的表现，那就实在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悲哀了。这样认识的结果，非但会使报告文学裹足不前，而且也无法接近和理解现实的报告文学。自然，我们不能简单地承认一切实际存在的现象都富有价值，但也不能为了某种凝固的价值目的而对此外确已存在并很引人震动的现象价值不予承认。有的评论家，之所以对“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作家作品表示不满，提出各样的责备，除去某些当事者的无理纠缠（当然有些也是因为作家的失误造成的）外，其原因就在于论者是以传统的文学观念，或是小说的观念来要求活生生的现实报告文学，或者是单一的从所谓文学的角度来对待报告文学。不必把这些都视为偏失，但若是忽略了活生生的创作现实及来自社会和广大读者的赞扬意见，那岂不成了一种削足适履的行为了吗？在这个一切都面临着变革的环境里，如此的封闭态度，就不无迂腐的味道了。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作家通过对各种社会问题的直接关照，建立起了作家自己的独立人格和主体精神，使过去报告文学中那种更多地出于宣传目的，甚至掺进虚假成分和只在对报告对象进行分析阐述的情形得以纠正和改变。苏晓康这样表达自己的心声，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在成长的时候，人生没有教给我们，应当怎样把对自己负责和对整个社会负责统一起来。我们在禁锢、钳制、压抑中长大。我们肩上没有长着自己的脑袋，所以我们曾经那么荒唐。我们真是被骗得太惨了！当我们终于用自己的脑袋思考的时候，我们能不懊悔得痛哭吗？”苏晓康：《“使命感”之我见》，见《求是》，1988年第2期。为了自己不再受骗，更不去骗别人，他们要重新建造一个“自我”，并在社会生活中发生影响。以苏晓康为代表，以赵瑜、麦天枢、钱钢、贾鲁生、徐刚、戴晴、胡平、张胜友等人为骨干的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是从噩梦中醒悟起来的新一代作家。他们既延续了刘宾雁报告文学那种战斗的批判风格，但对其又有很大的改造和发展。如此看来，说“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出现是一次报告文学创作的重大推进与开拓，还不如说是一批新的作家借助报告文学创作迅速成长站立起来更为深刻准确。“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一般把着眼点集中到某一个或某类带有全局性的社会问题上面，然后在经历多方采访，占有丰富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宏观考察，深入分析，理性判断，最后用全景综合的对象描述方式表现出来。
在这样的作品中，作家自然很重视客观的问题存在，但作家的主体意识和独立性显得特别重要。作家要有全局的视野和把握全局的能力。没有它，作家要么被大量的社会问题现象所吞没，要么在众多的材料面前迷失了自我。正因为如此，写作“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不仅要花费很大的时间精力，更要具备敏锐、智慧和坚强勇敢的思想修养和毅力。苏晓康在河南一次救治洪荒的过程中发现并揭露了贪官污吏的丑行；赵瑜在社会对中国体育成就的一片叫好声中，尖锐地指出中国的体育发展方向和战略构想存在着方向错误和重大失误，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徐刚面对四处疮痍的国土，激情地发出了“伐木者，醒来！”的呼喊等等。一时间，教育危机，知识分子生存环境艰难，年轻人婚恋变异，物价波动引发的诸多问题，交通的困境，民主权利，人格尊严，现实改革，历史的冤案，发展的惆怅等许多问题被报告文学作家提到了人们的面前。可以说，“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几乎涉及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对现实的中国社会生活进行了全视角的描述。这一切的提出和报告，难道是轻松的吗？难道仅仅用对文学的热情和艺术的追求字眼能够完全解释清楚吗？这是报告文学作家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表现，是他们深重的忧患意识和崇高的使命感的表现，更是他们俊杰人格和庄重文风的表现等。恰恰就在这里，报告文学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独出文坛，显示了自己伟岸的身影和经世致用的精神，表现了自己超拔出众的气势和硬朗作派，使广大的读者对其长久地存有热情和殷切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