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武则天到三阳宫（在洛阳附近）避暑，有一个西域来的和尚邀请武则天去观赏佛教圣物舍利子，笃信佛教的武则天很高兴地答应了，但是她正准备出发时，狄仁杰却跪到了马前，他振振存词地说：“佛不过是夷狄之神，不应凌驾天下之主之上，再说山路险狭，很不安全。陛下此行实在有所不宜。”当时武则天对狄仁杰的话一笑置之，仍坚持上了路，但是走到半路，她却越想越觉得狄仁杰说得有理，于是又下令打道回府，一边还自我解嘲道：“这是为了成全我这位直臣的气节。”
有人因个性耿直而受摧，而狄仁杰却因耿直而受荣，说明，做人耿直如能变通也能善终。
可方可圆
人生就像大海，处处有风浪，时时有阻力。船头之所以造成尖形或圆形，是为了劈波斩浪，更快地驶向彼岸。那我们是与所有的阻力较量，拼个你死我活呢？还是积极地排除万难，去夺取最后的胜利 ？
生活告诫我们：处处摩擦、事事计较者，哪怕壮志凌云，即使聪明绝顶，也往往落得壮志未酬泪满襟的后果，为了绚丽的人生，需要许多痛苦的妥协。
在复杂多变的旧中国，许多正直而又明智的知识分子，为了维护人格的独立，他们不是锋芒毕露，义无反顾，而是有张有弛，掌握分寸，逐渐形成了“外圆内方”性格。蔡尚思1935年写作《中国社会科学革命史》时，欧阳予倩就告诫这位青年文学家：“秉笔的态度自然要严正，不过万不宜有火气。……可否寓批评于叙述中呢？”他建议书名宜改为《中国社会思想史》。最后，欧阳前辈感叹地说：“蔡先生，我佩服你的努力，可思想界的悲哀，谁也逃不掉呵。”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就是这样在事关大是大非、人格良好的原则立场上毫不含糊，旗帜鲜明，在方式方法和局部问题上委婉圆润，有所妥协。
然而，只圆不方，是一个八面玲拢、滚来滚去的“○”，那就失方圆滑了。方，是人格的自立，自我价值的体现，是对人类文明的孜孜以求，是对美好理想的坚定追求。
“取象于钱，外圆内方”是近代职业教育家、中国民主同盟领袖黄炎培为自己书写的处世立身的座右铭。他在1946年调解国共冲突时，未尝不委曲求全，“不偏不倚”，从未与蒋介石拉下脸，而当蒋以“教育部长”许愿企图将他诱入伪“国大”泥淖时，黄却不为所动，回绝道：“我不能自毁人格”，维护了政治气节。
可方可圆，能够把圆和方的智慧结合起来，做到该方就方，该圆就圆，方到什么程度，圆到什么程度，都恰到好处，左右逢源，就是古人说的“中和”、“中庸”。
“中庸”二字，用今天的话说，并不难理解。一个圆的中是它的圆心；一个四边形的中是对角线的交叉点。100里的路途，走到50里时，就是到了中点，但现实生活中，中庸要比这复杂多了。
宋代程颐这样解释：“不偏之谓中，不易之为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中庸里的中，就是不偏不倚，过犹不及；庸，就是平常、平庸。最和谐的生活从表面上看来往往很平常，很普通，就像围棋手不紧不慢地下着子儿。平常与普通又常常是持中的结果，就像数学中的正态分布曲线似的，越是中间区域概率就越大，事件就更平常。
孔子是一个处世大师，他不如颜回仁德，但可以教他通权达变；他不及子贡有辩才，但可以教他收敛锋芒；他不如子路勇敢，但可以教他畏惧；他不及子张矜庄，但可以教他随和。孔子具备了他们各人的长处又避免了他们的短处，他之胜于人，就在中庸之道。
荀子也深知方圆之道，他说，对血气方刚的人，就使他平心静气；对勇敢凶暴的人，就使他循规蹈矩；对心胸狭隘的人，就扩大他的胸襟；对思想卑下的人，就激发他高昂的意志。他左之，则右之，他上之，则下之。总之，一切以中和为尺度。
这样，你就能不急个躁，不偏不倚；不左不右，不上不下；可进可退，可方可圆。这样，你的人生就达到了化境，不论在何时、何地，你都拥有一个和谐的人生。
巧于变通
在与他人谈论、说理的过程中，有些情况下不可以单刀直入，而要巧于迂回，避实就虚。看来似乎是无关的话题入手，从而打消对方的戒备心理，再把说理引入准备的话题之中。
明末抗清英雄夏完淳是一名神童，当时在南京总督军务的是降归清朝的明朝叛臣洪承畴。洪承畴知道夏完淳少年多志，并且是文武双全，便有意劝他降顺清朝，一开始洪承畴便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会叛乱呢？想来是上了某些好人的当了吧！看你年幼无知，只要你愿意归顺我朝，本总督一定在皇上面前替你美言几句，保你荣华富贵。
夏完淳明明知道高高在上审讯他的清军总督正是大汉奸洪承畴，对他没有民族气节，降顺清朝的行为十分愤慨，现在居然还来劝降他，心中怒火燃烧，决定好好地羞辱他一顿。
夏完淳装着完全不认识洪承畴，大声说：“你才是个叛乱之徒呢！我乃堂堂大明忠臣，怎能说我反叛呢？我常常听人说起我大明朝忠臣亨九先生（洪承畴）是我朝杰出将领，在松山、查山之战中，身先士卒，壮烈殉国。先皇闻讯，悲痛万分。我虽是年轻小子，同样仰慕他的忠烈，誓以身报国，决不投降。”
洪承畴瞠目结舌，手足无措。他身边的人以为夏完淳不认识座上的主审官，产生了一点误会，便悄悄地附耳告诉夏完淳，洪承畴其实并没有死，而是归顺了大清朝，而且还做了大官，现在坐在堂上审讯他的正是洪承畴洪大人。
夏完淳仍不点破，继续说：“你们简直是在诬蔑洪大人，亨九先生为国殉难已久，天下人谁不知道！当时先皇亲自主持祭祀，泪流满面，各位大臣向东遥拜，痛哭失声。你们这些人却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竟然敢欺世盗名，侮辱忠良魂魄，真是可恶可恨！”
洪承畴又羞又恼，狼狈不堪，急忙把手一挥：“带下去！”从此再也不敢审问夏完淳了。
在这个故事里，夏完淳故意绕开审讯人的说理方向，先夸洪承畴是一位忠臣，当着他的面把背叛民族的洪承畴骂了个痛快，而洪承畴也觉得无话可说，哭笑不得，因为夏完淳给他套了一个“忠臣”的帽子。
作为领导，要有自己的风度，不能因为一些小问题，在与别人或下属理论的过程中，争得脸红脖子粗。这样的话，下属再也不会尊重你这个领导了。
求全责备难做人
《宋名臣言行录》说：“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做人如果苛刻过分，就像水过于清澈而藏不了鱼一样，容易失去人缘。宋太宗时，有人私运官货，这是一种违法的行为。太宗说：“对此，不可以过于认真，只须将那些做得过分、影响极坏的首恶分子惩办，如官船有挟私行为，只要他没有妨碍正常公务，就不必过分追究了。”
某机关上任的新官把三把火烧成燎原之势，大刀阔斧，撤换班底，推行改革。但因年轻气盛，不肯听他人意见，遭到抵制，整个管理成了他的独角戏。别人非但没有发挥作用的余地，反而被他视为障碍。最终曲终人散，挂印走人了。由此可见，做领导者有时也应注意管理的策略。
做人最常见的毛病是喜欢求全责备，表现为对人要求过严，希图“完美”，容不得别人半点缺点，见人一“短”，即不及其余，横加指责，不予任用。求全责备常会压抑人的工作积极性，阻碍人的智能的充分发挥；它使人谨小慎微、不思进取；阻碍人的创造性思维与创造性想像力的发挥；它使工作人员缺乏活力，“死水一潭”，缺乏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它造成人才尤其是优秀人才的极大浪费，因为，任何人总是有短处，甚至是有错误的，必受求全者的种种非难，因而使许多人难以得到启用。其实，水过于清，鱼就难以生存。同样道理，领导干部在判定一个人才时，如果拘泥于细枝末节，就不能找到堪当大任的有用之才。
人才与普通人的区别，并不在于没有缺点，而在于缺点与优点相比，短处与长处相比，仅属于次要的。因此，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人才，就要从大局总体着眼，只要大节信得过，小节则不必斤斤计较。
春秋战国时宁戚是卫国人，在牛车下向齐桓公讨饭吃，敲着牛角唱了一首歌。齐桓公感到他不是平凡的人，准备起用他管理国政。群臣说：“卫国离齐国不远，可派人到卫国去调查一下宁戚。果然是贤才，再用他也不迟。”齐桓公说：“去调查他，就可能知道他的一些小过失而对他不放心，因为小过而丢弃了人才，这是世上的国君所以失去天下人才的原因啊！”于是，便封宁戚为上卿。
战国时期齐国宰相管仲，是个不拘小节的人，他的朋友鲍叔牙对此深有感触。鲍叔牙和管仲一起做生意，管仲经常多分给自己钱；管仲三次参军作战，三次逃跑；鲍叔牙与管仲办事，他也出过不中用的主意。但鲍叔牙以为，这都是小节，从总体上看，管仲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是个做大事的人才。齐桓公对管仲的认识，也是如此。齐桓公和他哥哥公子纠争夺王位时，管仲曾用箭射伤过他。后来，公子纠被齐桓公杀死，鲍叔牙推荐管仲为相，齐桓公不同意。但当鲍叔牙说明当初管仲用箭射他是各为其主，不应揪住不放时，便原谅了管仲的过失，而从总体着眼，任管仲为相，结果终生受益。
从另一个方面看，领导者常犯的错误是寻找“足赤之金”，结果往往因小节之失，丢弃了有用之才。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就犯了许多这样的错误。他为人“端严精密”，但由此产生出一个弱点，凡事求全责备。他识人用人，总是“察之密，待之严”，追求完人，对那些有些毛病和不足，而又有一技之长的雄才，往往因小弃大，见其瑕而不见其玉，或者弃之不用，或者使用但不放手。比如，魏延这个人物，有勇有谋，诸葛亮一直抓住他“不肯下人”的缺点，怀疑他政治上有野心，用而不信，将其雄才大略看做“急躁冒进”。还有一个刘封，是一员猛将，可他认为“刚猛难制”，劝刘备把他除掉了。诸葛亮这种求全责备的用人方法，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那就是人才空虚，他不但不能像刘备那样，武有关、张、赵、马、黄五虎大将，文有庞统、孔明等举世瞩目的高级智囊，人才济济，就连一个称职的继承者都没有选拔出来。蒋碗、费祎、姜维，相继无所作为，最后，反倒被黄皓、谯周之流小人所制。西蜀后继乏人，终被人所灭。
早在诸葛亮之前的汉人任尚，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在任尚之前，班超久在西域，后来，朝廷召回班超，让戊己校尉任尚代替班超。任尚对班超说：“您在外族之地多年。现在我来接替您的职务。我任重而学浅，请您多多指教。”
班超说：“塞外的官吏士兵，本不是温顺的，都是犯了罪流放到这里的。这些外族人，怀着鸟兽之心，难以收抚。你的性子过于严厉急躁，水至清则无鱼，处理政事过于精细严苛，反而难以知道真情，也得不到下面的拥护。应当平和简易，对别人的小过失尽量宽容，只要把握住大的原则就行了。”班超走后，任尚私下里对他的亲朋说：“我还以为班超有多高的谋略呢？听他一说，也很平常。”
任尚在西域度过几个年头之后，西域反叛，班超的话得到了证实。
任尚的失败告诉我们，追求完人，不仅得不到真正的人才，反倒激化领导者和下属之间的矛盾，使彼此处于对立状，其结局是领导者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家寡人。这样的领导者结局肯定是悲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