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抵抗组织和西方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进行的。艾伦·杜勒斯是美国派驻瑞士的战略服务处负责人，这一任职一直到二战结束。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的副领事。吉斯维乌斯经常到伯尔尼旅行。他是密谋者之一。他主要是从贝克或戈台勒那里将情报交给艾伦·杜勒斯，让美国随时了解各种密谋计划的发展情况。
接触杜勒斯的德国密谋者还有舒恩菲尔德和特罗特·佐·索尔兹，索尔兹既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又是密谋者。一次，索尔兹来到瑞士，向艾伦·杜勒斯提出“警告”：“若西方盟国拒绝考虑与一个反法西斯的德国政府签署体面的和约，密谋者们将转向苏联。”艾伦·杜勒斯对德国人表示同情，但他认为美国方面无法给予任何保证。
这些德国密谋者们总是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西方盟国，他们之中的一些人，把一战后德国的苦难，甚至把希特勒的上台都归咎于西方盟国。
密谋者们长期坚持为德国从西方盟国那里争取体面的和平谈判，但在争取和平谈判以前，他们对杀死希特勒又缺少坚决的行动，结果使西方盟国怀疑他们的活动是法西斯政府设下的圈套。因为希特勒政府始终没有放弃与英美达成一个体面的谈判，然后集中兵力对付苏联，再去对付英美。这是希特勒在大战前惯用的外交战术，“慕尼黑会议”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西方盟国认为，既然这些自称是密谋者的德国人那么痛恨纳粹法西斯，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去推翻法西斯政府，而不是争取西方盟国给德国一个体面的谈判。
3.“7·20”暗杀事件
1944年，随着德军的节节败退，密谋集团终于下定决心对希特勒动手。当时，进行刺杀的任务由冯·施道芬堡承担。施道芬堡中校参加了密谋集团，他成为密谋集团真正的领袖，尽管不是名义上的领袖。
★冯·施道芬堡
冯·施道芬堡于1907年出生在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
1943年4月，施道芬堡在突尼斯战场上身负重伤。他左眼失明，右手及左手的两个指头被炸掉，左耳与右膝也受了伤。
施道芬堡用他左手仅存的3个指头给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写了封信，说他想在3个月内重新服役。
在长期的治疗之中，他有大量时间考虑问题，最后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但他必须要做点儿事情来挽救德国，他还有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1943年9月，施道芬堡回到了柏林，担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
施道芬堡不久就找到了他需要的关键人物，他们是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埃里希·菲尔贝基尔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及一部分年轻的校级军官。
1944年初，有个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表示了对施道芬堡等人接近的倾向，他就是战功显赫、人称“沙漠之狐”的隆美尔。
但是，施道芬堡等人中的很多人对他曾向希特勒献媚、争宠的作法记忆犹新，认为他是纳粹分子与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到战争败局已定，要背弃希特勒，因而不愿接受他。
施道芬堡认为，政变的关键是暗杀希特勒，施道芬堡把这个艰巨的任务留给了自己，他开始用仅存的3个手指头练习拿夹子捏碎引爆炸弹的玻璃瓶。
1944年6月底，施道芬堡不但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还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
这使施道芬堡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希望全部寄托到了他的身上。
在连续两次暗杀计划失败以后，施道芬堡7月19日下午，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工作情况。施道芬堡通知了贝克、维茨勒本、奥尔布里希特等人，他们会在施道芬堡暗杀行动后飞到柏林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周围驻军的有关军官都接到了通知，7月20日为行动日期。
6时刚过，施道芬堡驱车前往伦格斯道夫机场。
在他随身携带的皮包里，不但装着他向希特勒报告时所要的文件，还有一件裹着炸弹的衬衣。
这颗炸弹用一根金属线控制着击发雷管的撞针，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了从启动到爆炸所需要的时间。
这颗炸弹，装的是最细的金属线，从启动到爆炸只需10分钟。
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施道芬堡登上了等候他的飞机，这是陆军总监、密谋集团主要成员之一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被用来担任这次重要的飞行任务。
7时整，飞机开始起飞，10时刚过，飞机飞到了腊斯登堡。施道芬堡的副官嘱咐驾驶员在下午2时后，要准备随时起飞回柏林。
施道芬堡从机场乘一辆轿车前往被称为“狼穴”的元首大本营，它位于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森林之中。
在大本营的食堂吃完早餐以后，施道芬堡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这位将军也是密谋行动中重要的人物，他负责把爆炸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给柏林的同伙，以便他们迅速开始行动。
爆炸后，菲尔基贝尔要迅速切断大本营的电话、电报与无线电通讯，使之和外界隔绝，密谋计划是否成功，能否做到这点至关重要。
施道芬堡在去大本营会议室前，先来到了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的办公室。
凯特尔告诉他，墨索里尼要在下午2时半到达此地，汇报会要从下午1时提前到12时30分。报告要尽量简短，希特勒希望会议尽快结束。
当凯特尔与施道芬堡走进会议室前厅时，会议已经开始了。
施道芬堡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电话总机旁的上士说，他正在等柏林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电话里将通知他最新的材料，电话一来要马上叫他。
这个举动是异常的。
因为参加过希特勒主持的会议的人都知道，希特勒在场时，所有人都不敢随便走开。但是，上士对此并没有怀疑。
施道芬堡站在科尔登与勃兰特的中间。他把皮包放在了桌子下面，让它靠在右边的橡木底座里侧，皮包离希特勒的腿大约有6英尺。
施道芬堡看一下表，12时37分，从砸破玻璃瓶到现在，过去了5分钟，还有5分钟，炸弹就会爆炸。
施道芬堡在没人注意时溜出了房间，临走时还告诉身边的勃兰特，让他留意一下脚下的皮包，里面有机密文件。
全神贯注听希特勒讲话的勃兰特并未留意施道芬堡的嘱托，他认为那只鼓鼓的皮包很碍事，就把它放到了橡木底座的外侧。
如此一来，炸弹与希特勒就隔着一个厚厚的底座了，正是勃兰特这个无意的举动，改写了以后的历史。
不久，炸弹按时爆炸了。
施道芬堡正与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距会议室不远的地方。看到会议室烟火大作，人体碎片飞向空中，心情非常振奋。
施道芬堡急忙和菲尔基贝尔将军告别，马上出了腊斯登堡大本营，飞往柏林，执行下个使命：指挥军队占领首都。
施道芬堡的汽车通过重重岗哨向机场飞驰而去。机场并未接到警报，因而未采取特别的警卫措施。
施道芬堡乘坐的汽车开进机场时，等候他的飞机早已发动。施道芬堡刚一登机，飞机就马上离开了跑道。
下午3点45分，施道芬堡乘坐的飞机平安在柏林伦格斯道夫机场上降落。
但是就在这决定命运的时候，他在柏林的同伙们竟然无所作为。
预定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元首与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与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应在得到希特勒被炸的消息以后马上发出准备好的文告与各种命令，并在广播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然而，此时他们甚至还没有露面。
此时300英里外的腊斯登堡，却是另一派景像。
希特勒并未被炸死。勃兰特把装炸弹的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的行动救了希特勒。
希特勒头发烧焦，两腿灼伤，右臂受伤不能行动，耳膜被震坏，脊背被椽子划破。当他在凯特尔挽扶下从屋子里走出来时，人们已认不出他们的元首了。
凯特尔毫发未伤，与他在一侧的人中，一位速记员被炸死，勃兰特上校、科尔登将军与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将军因伤重身亡，豪辛格将军和站在桌子四周的约德尔将军、戈林的参谋长包登复茨将军等均受了不同程度的重伤。
在爆炸刚刚过去时，人们都在惊魂不定地猜测爆炸的来源。
希特勒认为是敌方战斗机偷袭时扔下的炸弹，约德尔则按着被吊灯砸得满头是血的头说是建筑工人在地板下安装了定时炸弹。因为施道芬堡的炸弹把地板炸了一个大窟窿，所以看起来还真有点儿像。
人们在惊惶与混乱中，发现施道芬堡不见了。
这时，希特勒开始怀疑施道芬堡。希特勒在得知施道芬堡在下午1时乘飞机飞往柏林时，便通过希姆莱下令，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下飞机时立即逮捕他。
但由于菲尔基贝尔切断了大本营与柏林间的通讯，这个命令一直未传到柏林。
直至这时，大本营里还没有人怀疑柏林会发生什么事。大家认为，这仅仅是施道芬堡的单独行动，如果他不乘飞机飞往苏联，抓他并不是件难事。
在下午5点左右，腊斯登堡中断4小时的通讯设施终于恢复了使用。
这时，大本营收到了柏林的报告，表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爆发了军事叛变。
在得知这一消息以后，希特勒手下的将领们开始相互埋怨，互相指责、争吵。
希特勒沉默地坐在将领们中间，一愁莫展地吞下随身医生递给他的各种药片。
不久，他火冒三丈大发雷霆，叫嚷着要把施道芬堡等人连根拔掉。
与此同时，施道芬堡到达伦格斯道夫机场以后，马上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话并让他立即按计划行事，不要等他到达班德勒街以后再动手，因为从机场到那里还需要45分钟的路程。
柏林卫戍司令哈斯将军命雷麦少校率领的大德意志营去占领政府所在地，这位军官立即开始行动。
恰巧一名年轻的宣传部纳粹党指导员汉斯·哈根正在给全营官兵讲课，他马上对这个命令起了疑心并到宣传部报告给了戈培尔。
雷麦在奉命逮捕戈培尔时，他反被说服和与腊斯登堡的元首大本营通了电话。
施道芬堡的同伙们不但没有占领电话总局，甚至连线路也没有切断，这个失误是极其严重的。
一两分钟以后，希特勒的声音出现在了电话里。当雷麦在听筒中听到他曾无数次从无线电广播听到的熟悉声音时，他坚信元首没有死。
希特勒在电话里立即提升雷麦少校为上校，并且命他镇压叛乱，他只需服从戈培尔与从腊斯登堡飞往柏林的希姆莱的命令。
对于雷麦来说，这一切足够了。他立即按最高统帅的命令，从政府所在地撤回他的部队，并且占领了位于菩提树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巡逻队去阻挡那些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前往密谋集团总部所在地，准备抓获所有的首犯。
这位少校在1小时内所做的工作，恰好是施道芬堡的同伙应该做而未做的事，他散发出的魄力令班德勒街正在密谋的那些将军们相形见绌。
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以后，连忙向陆军各主要司令部发出了执行“伐尔克里”计划的命令，巴黎、维也纳与布拉格已做好了准备。
下午6时30分后，全欧洲都听到了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的公告，宣告称有人行刺希特勒，但以失败告终。
虽然施道芬堡在半小时后给陆军各司令官发布了通报，告诉他们希特勒已死。但广播对施道芬堡等人所带来的损失是无论如何也补救不了的。施道芬堡的同伙在布拉格与维也纳进行的行动又缩了回去。
施道芬堡的同伙们闻听到此消息后，一个个呆若木鸡。不久，他们得知柏林卫戍司令哈斯将军被逮捕，希特勒的党卫队接管了柏林的所有部队，并准备向他们发动袭击。
就在党卫队行动前，态度模棱两可的前补充军司令弗洛姆便解除了施道芬堡等人的武装。他比党卫队还要急于剪除掉这些曾和他有关的人，不但能够灭口，还能以此向希特勒表示忠诚。
弗洛姆下令立即在院子里枪毙施道芬堡与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奥尔布里希特、参谋总部上校基尔海姆。
在行刑队开枪前，施道芬堡高喊：“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
贝克将军也落到了弗洛姆手里，他虽然被允许自杀，但两次开枪均没有成功，只好由一名上士结束了他的生命。
午夜，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里，仅有的一次反希特勒的严重叛乱，在短短的11个半小时内被平息了。
希特勒在会议上大声咆哮：“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到人民法庭。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以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4.“人民法庭”的审判
“人民法庭”在1944年8月7日对密谋集团成员开始了第一次审讯。希特勒集团在对被告极尽侮辱之能事以后，8月8日法庭对维茨勒本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与哈斯将军及另外4名军官判处了极刑。
普洛成西监狱里，8名被判死刑的人被送到了一个小房间，房间的天花板里挂有8个挂肉用的钩子。
被告们被剥掉上衣，绑住双手，脖子被套上了钢琴弦做成的绞索，绞索的另一头被挂到了肉钩子上。
一架摄影机录下了行刑的全过程，8名被判死刑的人被吊了起来，缓慢而痛苦地死去了。
行刑过程的影片马上被冲洗了出来，以便供希特勒当天晚上在柏林的总理府内观看。
维茨勒本是“7·20”密谋事件的策划者和领导者之一，他的反纳粹主义的思想并不是从德军在苏联连续惨败时才开始的。他的头脑中早就形成了这种思想。
1881年12月4日，维茨勒本出生在普鲁士的布雷斯劳，出身于佩剑贵族。在他的家族中曾出现过很多效忠王室的军官。维茨勒本信仰基督教，立志做一名人道主义者。他自幼接受军人教育，毕业于格罗斯利希费尔德高等军事学校，后在第7警卫团服役。一战爆发时，他只是一个连长，参加过对凡尔登附近弗克斯堡垒的进攻，因功荣获两枚铁十字勋章。后来，他负了重伤，治愈后在参谋部任职。
1934年2月1日，维茨勒本出任第3师师长，后来出任第3军军长兼任大柏林第3军区司令。维茨勒本受过高等教育，喜欢宣传基督教精神。他目睹过1934年罗姆暴动事件后的大屠杀，给他的心灵带来强烈的刺激。从此，他开始强烈反对法西斯匪徒所采取的野蛮手段，后来逐渐发展到反对法西斯主义。
在当年的大屠杀中，施莱歇将军和布雷多将军惨遭屠杀。当时，维茨勒本的参谋长曼施坦因情绪十分激动，请求维茨勒本向陆军司令弗里契上将报告大屠杀事件。不久，弗里契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希特勒解释说，施莱歇和布雷多是卖国贼。至于证据，希特勒却拿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