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以抗战为核心主题的报告文学大潮的轰响，已成为该时段文学视阈中的奇观，并借此人盟世界反法西斯报告文学的全球性主流文学话语。当我们抵达世纪之巅以重审的心态面对这一创作奇迹时，自然不该忘记它与“左联”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无法拒认它曾有过的辉煌那便是，在30年代追求民族解放的壮丽斗争中，“无数的通讯，无数的报告文学，把战士的英雄的姿影，把炮火下的战区的惨相，把无数千万受难同胞，无数千万救亡队伍的面影，深深印人了全民大众的胸腌，鼓起了大众舍身杀敌的勇气，加强了大众最后胜利的信心。他们使懦者立，贪者廉。他们的笔像一柄巨大的扫帚，横扫着隐藏在民族暗荫中的卑污、阴私、贪婪……从这个意义上讲，多维视野中以抗战为核心主题的我国30年代报告文学，本质上超越了时代，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本土意识形态，成为20世纪人类反战情结中尤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盟主”的神话：鲁迅的特殊贡献
鲁迅之于“左联”以及30年代报告文学创作的关系，前文有所述及。但作为“盟主”，他对于国外报告文学的热情推介以及对斯诺创作《红星照耀中国》中译本《西行漫记》的潜在而深远的影响，却是鲁迅对中国乃至世界报告文学事业的特别贡献，理应格外受到重视。
一、对离尔基和基希报告文学的积极推介
鲁迅对中国30年代报告文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的名字因此与“左联”和“30年代”之间有了某种更具阐释性的象征关系。为了给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参照性借鉴，自20年代末开始，他便将久负盛名的国际报告文学家高尔基和基希（又译吉须）及时而准确地推介给中国报告文学界。
事实上，早在1927年，曹靖华于旅苏期间翻译了髙尔基的报告文学《一月九日》，并当即将中译稿寄给鲁迅。鲁迅以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双重敏感，迅速捕捉到该作巨大的鉴知意义，欣然为之作序。曹靖华事后回忆：“一年寒假，专程赴沪探访鲁迅先生，就住在大陆新村他的家里。闲谈谈倦的时候，他拉开抽斗，取出一札手稿，递给我说：随便翻翻吧。’我接过手稿，一篇篇先看题目。其中有一篇是《〈一月九日〉小引》。我吃惊起来：《一月九日》，谁译的？’你译的。’鲁迅先生答道。忘记了吗？自从收到你寄自莫斯科的中文本以后，一直就没机会同国内读者见面。最近有位外国朋友上海一个华文刊物的主持人，除印定期刊物外，还想印点进步的文艺作品。他向我索稿，我乘便把这交给他，并随手写了这篇《小引》。’”由此可见：其一，鲁迅认定《一月九日》是“进步的文艺作品”；其二，曹靖华所译《一月九日》客观上经鲁迅之手面世；其三，鲁迅曾特撰写《小引》以示推荐。鲁迅认为，揭露沙皇罪行的《一月九日》是“先进的范本”，报告文学“从此脱出了文人的书斋，开始与大众相见，此后所启发的是和先前不同的读者，它将要生出不同的结果来”。对于中国，重大结果之一便是《中国的一日》等作品的诞生以及大众革命意识的大幅度觉醒。
捷克记者基希是又一位誉满全球的报告文学大师，足迹遍及欧亚非澳。周立波指出，直到基希等人的作品出来，“报告才成为一种不能被人轻视的独特的新形式”。他于1932年来到中国，拜会了鲁迅，深人考察了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准确审视了中华民族的深重灾难，写成报告文学集《秘密的中国》。鲁迅极为钦佩他为真理而冒险的国际主义精神及其报告文学在揭示人类苦难方面所拥有的深广度和人文情怀，希望中国作家向他学习。1936年，在驳斥狄克（张春桥）“田军不该早早地从东北回来”的谬论时，鲁迅特撰《三月的租界》一文，其中将高尔基和基希并论。他说：“假如有人’说，高尔基不该早早不做码头脚夫，否则，他的作品当更好，吉须不该早早逃亡国外，如果坐在希忒拉（即希特勒一引者注〉的集中营里，他将来的报告文学当更有希望。倘使有谁去争论，那么，这人一定是低能儿。”在鲁迅推介下，基希报告文学在30年代及其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了较高尔基更为深远的影响。周立波、黄钢等人都承认是在基希感召下走上报告文学创作道路的。周立波认为，“真确的事实，锐利的眼光，抒情诗的幻想，同是基希的报告重要的因素”。黄钢回忆说，1938年，延安鲁艺文工团的团员奔赴晋东南前线时，在简单的行军背包中，都背着手抄本《秘密的中国》。
鲁迅对髙尔基和基希报告文学的成功推介，有效地缩短了中国报告文学的探索时限，极大地促动了30年代报告文学的写作进程，“助推”功劳与史同在。
二、托起“20世纪永恒的红星”
早在1933年陈赓于上海拜访鲁迅时，就希望他能够写一部关于红军长征的作品，并将有关资料转交鲁迅。因缺乏亲身经历，此事未能如愿。鲁迅后来解释说，自己不在旋涡的中心，写出来也不会好的。但他仍然不能释怀。在白色恐怖中的屡次迁移中，他始终精心保存着这些资料，希望有一天走进“红色旋涡”的中心。没想到，这一夙愿竞让一位西方友好人士替他实现了。这人便是美国记者、杰出的国际报告文学家埃德加斯诺（中文又译为施乐、斯诺于1928年来到中国，深切同情中国人民的苦难，人格上十分仰慕鲁迅，二人遂成莫逆之交。1935年5月，斯诺面见鲁迅时，就中国文学界的诸多重大问题请教鲁迅。关于此次会谈，鲁迅在当年的日记中作了极其隐蔽的暗示一“姚克、施乐同来，未见。”斯诺研究者安危认为，鲁迅为何隐去这次历史性的会晤呢？“很可能是在会见中，斯诺把自己陕北之行的计划告诉了他可以信赖的鲁迅，而鲁迅出于对同志的爱护，是从来不把负有特殊使命的友人写入日记的，对翟秋白、冯雪峰是这样，对斯诺也是这样。”这种解释是可信的。到了1936年，斯诺西行之心更趋迫切，甚至做出以生命为代价的准备。美国学者汉密尔顿在《埃德加，斯诺传》里记述了这一点：1936年5月，斯诺“去上海找宋庆龄、鲁迅、路易，艾黎和史沫特莱，希望通过他们能得到访问红色根据地的机会”。
事实上，斯诺早在1932年就结识了鲁迅，当时林语堂在座。鲁迅给斯诺的印象是，“那双伟大的眼睛却是以其炽灼而感人”，“这是一双机警、亲切、炯炯有神的眼睛，既富有感情又卓具理智”。他认为，“鲁迅是中国左翼作家和艺术家的勇敢领袖”，“是无产阶级事业的出类拔萃的战士”，是教他“懂得中国的一把钥匙”。在鲁迅，不仅支持斯诺与倾向于“左联”的姚莘农合作翻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集《活的中国》，而且鼓励他写出真实反映中国革命现状及其根本出路的现实主义作品。就在鲁迅离世之前，还谦逊而真诚地告诉斯诺：“我实在太老了，不能真正带头走新路，对必将到来的新命运的年轻领袖们，我只能助之以呐喊’。”鲁迅相信，斯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因而，他坚决支持斯诺“朝圣般的”西北之行，30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上空随即升起一颗耀眼的明星《红星照耀中国》。
《红星照耀中国》无疑是国际报告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巨着。甚至可以认为，该作的“缺席”，将在某种意义上导致中国现代文学视阈的不完整。它第一次使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事业”（包括红军长征及其抗日和建国主张）大白于天下，有效地加速了中国人民谋独立、求解放的历史进程。为此，美国《新共和》主编盛赞《红星照耀中国》使作者一跃成为20世纪“做出最伟大个人贡献的新闻记者”，费正清博士称其出版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国内学者在纪念该作中译本发表60周年庆典上一语双关地将它称许为“20世纪永恒的红星”。
鲁迅，“左联”一代盟主，未被充分认识和正确估价的我国报告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一位真正的“盗火”者和“燎原”人，在20·30年代这一相对自由又十分复杂的历史区间，以其纯洁的心灵和超凡的智慧，如此坚定、如此彻底、又是如此一贯地奋力于中国新兴报告文学事业，直至其生命的终结。他的特别贡献，使“左联”与30年代报告文学一道成为永恒。
在行将结束这篇文稿时，我们由衷地感激“左联”，深情地怀念鲁迅先生。当新世纪的战鼓擂响的时候，我们仿佛又听到了鲁迅深沉而激越的“呐喊”，看到了“左联”冲锋陷阵的姿影，心中油然涌起将跨世纪报告文学大旗高髙举起的神圣使命感和历史紧迫感。
首届“左联”执委会常委由鲁迅、沈垴先、钱杏、冯乃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组成，周全平、蒋光慈二人为候补委员。
【附】
“左联”（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新的情势及我们的任务》，原载1930年8月15日《文化斗争》第1卷第1期。
袁殊：《报告文学论》，原栽1931年7月13日《文艺新闻》第18号。
参见1932年6月6日《文艺新闻》第58号栽《如何写报告文学》一文。“左联”《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原载《文学导报》第1卷第8期。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662-663页，第659页。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参见《且介亭杂文末编、
周立波：《谈谈报告》，原栽《读书生活》第2卷第12期。
涂怀章：《报告文学概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8页。
鲁迅：《十四年的“读经”》，原载《猛进》第39期。
茅盾：《关于引起纠纷的两个号》，原载《文学界》第3号。
郭沫若：《国防’污池炼狱》，原载《文学界》第2号。
周扬：《现阶段的文学》，原栽《光明》第1卷第2号。
《从上海事变说到报告文学》，原载《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上海南强书局1932年版。
茅盾：《关于编辑的经过》，参见（报告文学研究资料选编》（下沁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7页。
黎烈文：《略谈〈中国的一日〉》，原载《中流》第1卷第3期。
参见1938年3月27日《新华日报》社论。
鲁迅：《〈一月九日〉小引(鲁迅全集》第7卷。参见尹均生：《国际报告文学研究》，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94页，第119页。
参见尹均生、安危：《斯诺》，人民日报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页，第30~34页。
(美）汉密尔顿：《埃德加’斯诺传》，学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页。
(原栽《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1期）
勇立潮头挽大风
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三次浪潮
与20世纪同龄的中国报告文学走过了百年坎坷而辉煌的历程。它以何种姿态迎候新世纪，这是每一位报告文学的关心者不得不正视并应努力予以回答的问题。所幸的是，在基本完成政治文化向经济文化的转型并业已开始知识文化建构的世纪当，百年来丰厚的报告文学实践及足够的审读时距，为我们准确而宏观地切人审视对象提供了最佳契机。
中国报告文学受孕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脱胎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应和着科学与民主的虓声，《一周中北京的公民大活动》、《唐山煤矿葬送工人大惨剧》等作品应运而生。1920年初，瞿秋白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先后问世，首开我国异域题材报告文学之先河。1921年至1924年，周恩来旅欧期间，陆续撰成30余万言的“旅欧通信”，相继刊于天津《益世报》，作者因此成为中国早期报告文学的实践者。1925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沈雁冰、叶圣陶、西谛等接连发表了《五月卅日的下午》、《暴风雨》、《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街血洗去后》等作品。随后，陆定一的《五卅节的上海》、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郭沫若的《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等引起更为广泛而强烈的注目。
1930年，“左联”正式引进“报告文学”概念，并发出“创造我们的报告文学”的总动员令。以柔石《一个伟大的印象》为标志，中国报告文学创作驶人文体自觉的轨道。总体上看，20世纪的中国报告文学主要受制于三大社会历史语境，即军事政治语境、政治经济语境和知识文化语境。承此，20世纪以来的中国报告文学掀起了三次声势浩大的浪潮，并相应地聚合为三种范型：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50年代的建设型报告文学，80年代的改革型报告文学。
惊涛拍岸一30年代的救亡型报告文学
社会的剧变和民族的苦难，常常是报告文学得以勃兴的源头活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华野心败露。但蒋介石政府忙于反共，对日妥协，不到五年时间，东北三省、热河、察北、冀东等地连落敌手。值此“救亡压倒启蒙”的生死存亡关头，大批热血作家和爱国志士纷纷挥毫上阵，写下了一篇篇炙人肺腑的报告文学作品，为警示国人、激励抗战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完全可以认为，发端于30年代并波及40年代的第一次报告文学浪潮，以争取民族独立为瀬头，客观上充当了全民抗战政治语境的文学“利器”。
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攻上海，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史称淞沪抗战或上海事变。同年4月，阿英从反映该事变的报告文学作品中精选出28篇，结集为《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以南强编辑部名义出版。这是公认的我国第一部报告文学专集。随后，《文艺新闻》编辑部推出《上海的烽火》，成为前者的姊妹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和《上海的烽火》的相继面世，带动了一大批“事变报告文学”，并为30年代的救亡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1936年在30年代乃至于整个20世纪中国报告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中国报告文学名副其实的丰收年。其中，宋之的创作的《1936年春在太原》通过颁发“好人证”诸人诸事，辛辣地嘲讽了山西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防共”丑行。夏衍于《光明》创刊号上推出里程碑式的作品一一《包身工》。作品塑造了“芦柴棒”的典型形象，真实、生动而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残酷盘剥，被誉为中国报告文学由产生步人成熟的重要标志。周立波当时评价：“夏衍的《包身工》是今年关于产业工人的一篇材料丰富、情真意挚的报告文学。在报告文学刚刚萌芽，工人文学非常缺乏的现在，它有双重的巨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