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军，陈家党”之说。尽管他本人不承认，可事实谁也否不了。梁肃戎长期从事国民党的党务工作，自觉不自觉地成为陈立夫体系中的人，加之他到了南方，在立法院的一系列选举中，均和陈立夫保持一致，深得陈立夫的青睐。梁肃戎是他意志的执行者和宣传者。梁肃戎靠近陈立夫，并没有卖身投靠的心，完全是从政治上出发对自己要求的客观结果。他把陈立夫对自己的关心看成是组织的关爱而接受的，直至抱病卧床，还在向陈立夫汇报东北的党务工作。
这时陈立夫的处境已经十分艰难，无心于工作。蒋介石到台湾，开始反思自己的失败原因，实行开明政治，因为他不能再失去台湾。他的一系列举措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整顿国民党，开始清理cc。陈立夫是cc体系的头子，首当其冲。
陈立夫离去不久的一天，梁肃戎听到了国民党中央限令“陈立夫二十四小时之内出境”的消息。
临行前，陈立夫去向蒋介石告别，蒋介石不见他，让自己夫人接见。
陈立夫向蒋夫人说：
“有人说蒋、宋、孔、陈是四大豪门家族，不过，姓陈的没钱，请你转告总裁。”宋美龄安慰他，并送他一本《圣经》，说：
‘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指着墙上的蒋介石像说：“夫人，那活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陈立夫这时已经四十九岁，离开台湾到美国去养鸡。
陈立夫没有忘记梁肃戎，行前托立法委员李永新送给梁肃戎二两金子，让梁肃戎看病。
梁肃戎很受感动，推辞不受，说：
“他被驱逐出国，自己也没什么钱，我们都清楚，我怎能收呢？”李永新说：
“肃戎啊，他人都走了，你不收，让我给谁呢？”陈立夫走了，留下的二两黄金，使梁肃戎得以走出病境也留给梁肃戎无尽的思念与感激。
04假CC
梁肃戎加入国民党自觉不自觉地成为cc中的骨干。担任了cc的执行秘书，与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不仅是上下级关系，且生出友谊。梁肃戎感念陈立夫，为陈立夫的出走，心中常生出惆伥。
蒋经国执政之后，请陈立夫回到台湾。
五十余年后的陈立夫百岁华诞会上，梁肃戎为陈立夫鸣不平：
“他同蒋公的关系，从早期当他的秘书起，真正对党的贡献是从1928年一直到1948年的20年间。果夫先生和立夫先生两位兄弟主持中央组织部的期间，建立国民党内的制度，发展壮大……这样一个对蒋公忠诚，对国民党有贡献的人，后阶段却未能够继续发挥他对党的付出，肃戎以一个忠贞国民党员的身份，表示很遗憾。”可见，对于蒋介石给予陈立夫的贬免，梁肃戎是不满的。
陈立夫是陈果夫的弟弟。陈果夫，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生于1892年，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陈立夫，原名祖燕，1900年生，天津北洋大学工学院毕业，留学美国西兹堡大学。陈氏二兄弟是陈其业之子，陈其美（陈英士）之侄。
蒋介石是陈其美民国初年任沪军督督时的部下，在上海打流的日子里，在交易所结识了陈果夫，搭档一起，做投机。蒋经国读书时，经常从陈果夫处取钱，陈立夫读书时，蒋介石也供过他的学费，称呼蒋介石为“蒋三伯伯”，两家关系甚为亲近。1924年陈果夫应蒋召去广州。1925年陈立夫从美国学成回上海，陈果夫要他立即去广州拜见蒋介石。蒋当时是黄埔军校校长，便安排陈立夫为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此后很长时期内，陈立夫一直随侍蒋介石左右，参与机密。
1926年北伐时期，蒋介石因取得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位，野心膨胀，显露出反革命的真实面目。为排挤共产党人而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实施“整理党务案”，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人全部被赶出，蒋介石窃取了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派自己亲信陈果夫出任组织部副部长，代理部长，从这时开始，整个组织部就落入二陈的手中。
cc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结党为蒋是二陈的宗旨，所以，最初成立时的基本任务是两条：一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的宝座，对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等，极尽诽谤、排挤之能事}二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权利，造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
什么是cC派呢？梁肃戎是这样回顾的：
“国民党党务工作原先都由广东人负责，从1928年10月陈果夫接任蒋中正先生出任组织部长开始到1948年7月，前后20年间，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轮流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中间只有1939年11月到1944年5月是由来家骅接任。
组织部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重心，因为它主管下级党部的组织和人事任免，加以他们兄弟俩与蒋介石关系密切，所以国民党中央整个组织与人事，始终都在他们手上，因此有所谓CC（Central Club）之说。不过他们却不承认，陈立夫就曾公开说明，根本就没有这个俱乐部，是共产党用以挑拨离间国民党的伎俩。
暂且不论到底有没有cc，不过整个国民党党务归他们兄弟俩负责倒是事实。当时他们对内订立一切党内法规，对外大量吸收党员，使国民党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党的调查统计工作日见成效，党的组训及宣传也进入系统化。可以说以学者、留学生等文人为主，类似近代政党形态的国民党是他们兄弟俩奠定的。也因此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一般人也将他们当组织部长时所建立的各省市党部、特种党部人员列为cc系。我在东北从事党务工作多年，当然属省党部系统，因而被认为与cc有关。
抗战时期，国民党党部之外又成立一个系统，叫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三青团的宗旨是要把国民党的青年团结起来，拯救国家。万万没有想到造成党内对立局面，中央便有‘中央党部’、‘中央团部’之分。中央党部设有中央常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团部也设有常务、监察委员；地方上有省党部主任委员，也有三青团干事长。双方分庭抗礼，国民党因而分裂成两个派系，一个是cc，称‘党’，一个是青年团，称为团。抗战胜利后，党团在各地磨擦得很严重，后来党团合并，由党部的人担任主任委员，团部的人出任副主任委员，可惜仍是貌合神离。
陈立夫本人一直不承认cc，90年代的一天，把梁肃戎找去，说：
“肃戎，我都不是cc，你是什么cc”。
梁肃戎说：
“立公，你是真cc，你不承认；我是假cc，打成的。”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认定陈氏兄弟搞cc，又把陈立夫贬了呢？
“cc与蒋介石的矛盾焦点，在于老蒋想让蒋经国逐步接管党务系统，而cc却决不肯让出既得阵地。1946年3月，蒋介石想明升暗降地把陈果夫任命为浙江省主席，并当面对他说：
“你做一部分事情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陈顶撞说：“现在中央谁做得好”，拒绝了蒋的提议。
1946年5月，陈氏兄弟建议把蒋经国任教育长的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与cc把持的国民党中央党校合并，成立“国立政治大学”，其意是想吞掉蒋经国的三青团干校。蒋氏父子将计就计，同意两校合并，并提出由蒋介石兼任“国立政治大学”校长，由蒋经国任教育长，这就反形成蒋经国“吃”cc的态势。cc闻讯大哗，暗中唆使“政大”学生闹事，喊出“不当孙子学生”的口号，抵制蒋经国。蒋介石把陈立夫召去大骂一顿，才平息了风波，但蒋经国已无脸就任，被迫辞去教育长职务。
1947年9月，蒋氏父子反击，召开六届四中全会暨党团联席会议，促成国民党与三青团合并。合并之后，三青团的中央干事自动成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三青团的中央监事自动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于是，在1940年才取得国民党党籍的蒋经国，便率领他在三青团网罗的一大批亲信，堂而皇之地进入国民党中央。显然，硬性打入了cC势力范围。
但是，二陈兄弟毕竟浸淫党内派系斗争多年，经验丰富。
表面上顺着蒋介石，暗中却与蒋经国为难，使蒋经国的人马在各省市的党部中无法插足。蒋介石气愤地说：
“这次统一党团组织，彻底改造本党的努力可以说是毫无成就”。
1948年8月至10月，蒋经国在上海“打虎”，cc则在暗中捣乱，使双方矛盾更加尖锐。
1949年1月，蒋介石在下野前召见亲信，愤愤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打败我的是自家的国民党”。然后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一班人。”当时蒋气得赌咒发誓，扬言今后永不进中央党部的门。可见他对cc积怨已深。
到台湾后，有三个因素促使蒋介石最后下定了整肃cc的决心。
第一个因素是，原被蒋介石视为心腹大患的桂系已告解体，其他派系或是有将无兵，或是有兵无将，均不具备争权夺利的实力。因此cc作为蒋家打手的利用价值降低，而阻碍蒋经国扩张权力的一面却突显，特别是在台湾一个岛上，突然涌入原来的中央各部及各省的班子，僧多粥少，需进行权力再分配。要确保小蒋能在权力再分配中捞到好处，就必须排除具有实力而又是争权的cc。
第二个因素是，此时蒋政权生存的关键在于拉住美国，而美国对cc最反感。美国批评蒋介石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他重用cc，1948年美国总统竞选时，陈立夫曾带大笔金钱到美国为杜威助选，谁知当选的竟是杜威的对手杜鲁门。这次“押错宝”，使杜鲁门对蒋介石一直怀恨在心。蒋若抛出陈立夫做替罪羊，可能会使杜鲁门消气，改善美蒋关系。
第三个因素是，当时台湾的另一个实力派陈诚与cc关系搞得很僵。陈诚在大陆时即常遭cc指责，任“台湾省主席”时采取一些措施，又屡被cc派操纵的“立法院”非难。在退台后的权力调整中，陈诚派与cc派都想扩张权势，双方矛盾加剧。为了保持内部的团结，蒋介石也需要压抑cc派。
于是，蒋介石一方面到处宣讲“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企图借“改造”把cc挤出党务系统；另一方面，又不断向cc把持的中央党部加压力，迫其就范。
从1950年6月起，凡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呈送蒋介石的文件，蒋均退还不阅。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几次开会，蒋也拒不出席。至6月22日，cc派大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萧铮提出建议，鉴于总裁拒不出席中常会，全体中常委应自觉辞职，以便让总裁放手实施“改造”。当天，国民党中常会决定采纳萧铮建议，全体中常委辞职，并派于右任、居正、邹鲁三位元老晋见蒋介石，求他出席会议并指示“改造”方针。随后，蒋介石召见陈立夫，问他对“改造”有何想法。
陈立夫察颜观色后，主动提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有人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由他和陈果夫承担，因此他们兄弟不宜参加党的“改造”。这种说法本是以退为进，投石问路之意，但蒋介石听后默默不语，由此陈立夫知道大势已去。
与此前后，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陈诚派与cc派闹得不可开交。按照国民党宪法规定，“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行政命令唯有经“立法院”批准方具有法律效力。但在李宗仁当“代总统”时，为使亲蒋的何应钦能以“行政院长”身份抗衡李宗仁，蒋介石曾授意cC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此项特权在李宗仁赴美后，已由“立法院”收回。1950年3月，陈诚从“台湾省主席”升任“行政院长”，他“组阁”后不久即表示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当时“立法院长”孙科不肯去台，“立法院”工作由“副院长”陈立夫主持。一日，陈诚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要求此事，被陈立夫婉拒。陈诚不肯善罢干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予以讨论，“立法委员”群起而攻，迅速将此案否决。陈诫得知授权案被否决的消息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称：授权案被否认是cc反对所致，本人决心马上辞职，“行政院”院会立即休会，这在台湾政坛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
当时，陈诚曾向蒋介石建议，把陈立夫、萧铮等统统送到火烧岛监禁。陈立夫见事情闹大了，而蒋介石叉早有偏袒陈诚之意，乃避居台中，并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出国。最后，蒋介石出面安抚了陈诚，并通过在家养病的陈果夫转告陈立夫，准其离台。
7月12日，吴稚晖等215名中央委员联名上书蒋介石，请他领导本党进行“改造”。数日后，蒋介石下令，免去陈果夫“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职务，裁撤“中央合作金库”（原由陈果夫任理事长）。“中国农民银行”（原由陈果夫任董事长）保留名义，只设保管处；这就一举削去了cc的三大经济支柱。
7月21日，蒋介石召集全体国民党中常委谈话，没有通知cc的“大炮”萧铮和邵华。在这次会上，蒋介石点名指责了陈立夫。
7月26日，蒋介石宣布由他个人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及中央评议委员名单，除谷正纲和张道藩外，包括陈立夫在内的相当一批cc要员靠边站。陈果夫则只挂名为安慰性的中央评议委员，此时他已是缠绵于病榻之上的垂危之人，于翌年8月25日病逝台北。
8月初，蒋介石又下令改组由陈果夫任董事长的农业教育电影公司，让蒋经国接办。这就又削掉了cC掌握的一大舆论阵地。
8月4日，陈立夫怀着无比怆凉的心情，以参加道德重整会议的名义，率全家离开台湾。据说他启程前，陈诚曾托张道藩和余井塘给他捎去七个字——“陈立夫是个混蛋”。
立法院第一届七百多位委员中，CC最盛时，达三百多位，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到台湾，也一直保持在一百六七十人左右。
cc自己成立了一个决策机构服务小组，二十多人，梁肃戎和张志智担任执行秘书，办公地点设在台北市许昌街二十六号。故而人们称cc，常以“许昌街”做代称。
05反对修正《出版法》
蒋介石为了强化他的独裁统治，控制舆论导向，限制言论自由，组织心腹修正《出版法》，导演了一场秘密请立法院通过出版法的丑剧，这遭到了梁肃戎为首的立委反对。
1958年3月，行政院函请立法院修正“出版法”。
有研究资料日：这一“修正案”由蒋经国控制的特工系统制订，以“行政院”名义提交“立法院”，但身为“行政院长”的俞鸿钧并未能看到草案，更不可能提任何意见，只能扮演一个邮差角色。当时列席立法院内政、教育、民刑商法三个委员会联席会议的行政院长俞鸿钧和内政部长田炯锦，十分清楚修正出版法的起因和幕后的操纵者及其意图，明哲保身，积极地维护这一举措，说：
“政府修正出版法的目的是在取缔‘黄色刊物”’。
梁肃戎指出“国民党中央修正出版法的目的在于限制言论自由，加强对出版品的行政处分。”这与梁肃戎一向主张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的思想是水火不容的。
梁肃戎充当了反对派的主角。
这一提案的起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