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10月15日，梁肃戎在“世界抗日战争史研讨联合会第三期大会”上，也没有忘记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他说：
中国和日本这两大民族在亚洲是邻国，日本早期吸取中国文化，而明治维新之后吸取西洋文明，因此，日本很快走阿现代化。但很可惜的是这一百年来，日本人在现代化之后，采富国强兵政策，未能与其他亚洲周边民族国家共同为亚洲和平而斗争，更不幸的是日本走向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所以在这一百年来中国受害最深，至今两岸处于分立状态，国家不能统一，日本的侵略是重要因素之一。
05死牢囚犯
1944年春，身为国民党长春负责人的梁肃戊因抗日被捕入狱。日本国立长崎大学校长、法学博士具岛兼三郎先生在伪满时担任满铁调查局副局长，因反对日德意三国联盟，触怒了日本军方，被捕入狱。在长春伪满监狱羁押时，与梁市戎同住t一个牢房，他在《死亡边缘的奋斗》一书中这样回忆r二人的狱中生活：
“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时候，将长春改为新京，在那长春地方的监狱里，我认识了一位叫梁肃戎的中国爱国青年，使我永生不能忘怀。那个时候的东北，是日本人军部的天下，监狱里挤满了反对日本侵略战争的人。有中国国民党最、共产党员、八路军、抗日义勇、韩国独立运动者、基督教牧师及像我这样不听军部命争的日本人。这一群反对军部横暴者，接二连三地不断被投入狱中，一个个被关在单独监牢里。
‘大东亚战争’后期，监狱人满为患，一人一房已不可能，只好将不同国籍的犯人，由于言语不通放在一个监房里，比较放心。就这样将中国人和日本人，日本人和苏联人，苏联人和中国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分别关在一起。我被分配和一位中国人同房。那位中国人就是梁肃戎先生。他是一位眉清目秀很有头脑的二十四岁青年。
那时正是冬天。至今想起来有点发抖：外面是摄氏零下三十多度，房间的温度也降到零下十度左右，当时接冻的悲惨隋景，住在温暖地方的人们是无法想象到的。刚刚洗完的湿手帕，马上冻成硬鱼骨一样。在东北来说，暖房和食物同等重要。
监房里也有取暖设备，煤炭也堆成山，就是不给使用，谁可怜遗群死四呢？监房里根本就没铺过席子，地面是木板，从外面积雪的大地，透过本板缝吹来的冷风，除了结霜外还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刺骨的寒冷。木板上稍落一滴水马上就结成冰块。棚顶上还悬着几根冰流子，呼吸时经常在眼眉和鼻孔上挂上白霜，痛苦难忍，四室像冰房。
冰房和死亡是联系在一起的。得了感冒卧床是无人管的，几乎每天都有病死的犯人，被看守们用木板抬出去。开始，我和粱君对此感伤不已。日子久了，习以为常，我们的神经已麻木了，既听不到死者痛苦的呻吟，也听不到囚犯们凄悲的哭泣，在冰房里只有颤抖感冒交织着死亡的二部曲。除了口在动，身在摇而外，几乎不相信自己还活着。
梁君刚进牢房那几天，很少讲话，日子一久，双方彼此了解多了，我们就无所不谈了。日本话，中国话，有时也用英语或笔谈，这样混杂的交谈，感到很有趣。梁君的日本话很流畅，在交谈中得知他是伪满检察官。其实是以大满洲帝国检查官作掩护，实际他是国民党地下工作者，长春地区负责人。在日本军方来说，他是反满抗日份子，从中国方面说，他是抗日的爱国者。他也像大多数中国青年一样，澎湃着民族主义运动的热情，无私无畏地参加了反满抗日的斗争行列。我真地被他的那种爱国热情而溶化了。他谈到如何拯救国家民旅时，脸上泛起阵阵红色光泽，眼神闪动着希望，此情此景我永远记在心中。
有一次，我们隔壁一位中国人病死了，搬运尸体的声音把我们惊醒了，梁君流着泪，站起来面对隔壁为等不到抗战胜利而死去的战友致哀。无论在任何场面，没有比这使我更感动的了。那时，身材魁梧，志气坚定的梁君形体，像石膏像一样，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坦率地说：梁君当时不算一个理论家，这和他的年龄有关。他是爱了爱国热情的驱使，为了自己的祖国，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在谈话中我更喜爱这位青年，他有如此的殉道者的精神，如此的行动力，如果再加以理论武装时，我想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优秀的人物。怎样能够给他一个适当的帮助呢？这时我便觉得应找话题和他多交谈。
‘梁先生，你是有丰富的热情，坚强的意志，敏捷的实行力，你现在所做的工作是对的。可是不客气地说，你只不过有正义感而已，要想达到你的目的，应该把握住研究理论的机会，然后再采取必要的行动，要是理论充实了，更会显得你的魄力与能力，他以紧张面孔静静地在听着，正当我的话完而未完时，他露出了好像抓到痒处的表情，压住咳声便说：
‘是的，先生，以前我就有这个感觉，我想像先生所说的那样做是对的。尽管我家虽称小康，但一直依靠双亲过日子是不应该的，早就想自食其力。因此，我想做一个法律家，努力研习法律。经过伪满高等文官考试合格后，担任伪满检查官，对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无暇顾及。可是以后参加了中国国民党的地下抗日救国工作，我做为长春地区党务负责人，困难的事情经常发生，实际执行任务时，很多地方需要理论筹谋，就像某种场合，作某种判断适宜，有时犹豫不决，这就是缺乏理论根据的原因，从现在起我就想开始学习。先生对社会科学很有研究，请多多指教。’我对梁讲话时，心中没任何企图，只是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才之念，既然是这样，只好接受他的请求。
‘我并没有能力教导别人，不过，梁先生，我们每天默默地苦坐是没有意义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做点什么，那么就我个人所知，可以相互研究！于是一有时间，我们就谈社会科学。’
谈话渐渐地具体化，后把话题又转到伪满的各种事务上来，梁是昌图县人，他对自己家乡的事，特别地关心。
‘伪满将来究竟能到哪种地步？，对粱君的质问，我便回答说：在‘伪满’从事革命工作，客观的环境已经成熟，如果不将日本军国主义支配的势力除掉的话，要实现革命的理想是很困难的，你们到底还算幸运者，这次战争不管怎样，日本最终一定会失败的。在战争的末期，苏联会参战的，可能很快苏联的势力，就会占领东北。’静听的粱君，提出三两个问题以后，好像接受我的意见，怛他突然说：
‘先生！我爱我的故乡，因为昌图的乡下，不但有我的母亲，还有很多亲戚朋友，他们从心里都喜欢我，无论哪一位，都是我最关心、最敬爱的人。这样他们的生活更会一天比一天的痛苦。日本人占领了中国，成立了‘满洲国’以后，只是土匪逐渐地少了，这算是好日子吗？代之而来的‘伪满政府’所搜刮的反而加多了。官吏作成作福，我们的乡村日趋没落，这样下去是不行的，非想办法不可。如果日本关东军还是拼命地干下去，仍然是很困难。我参加反满抗日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拯救我的家乡，使家乡渐渐地好起来，我并不是想当大官，如若可能的话，做一个乡长，我就满足了，我听了他这番话，感到很惊奇，他真是一位有旺盛求知欲的青年，我真感到有些汗颜，他本来请求我谈社会科学的，可是这位青年又继续兴起另一个念头。他的罪说不定会判死刑的，难道他一点都不关心吗？因为他是国民党长春地下抗日工作负责人，处刑一定不会轻的。
我偶尔在午夜时分，无端地被惊醒望着自己旁边熟睡的那位青年安祥的脸庞，常常有一种不堪忍受的心情。当时的‘伪满政府”对国民党员、共产党员采取截判的形式实质很简单，就是处死。午夜中，嘎吱嘎吱打开牢门声和哗啦哗啦的铁锁声，那都是死刑犯被拉出牢房，到刑场执行死刑的前奏。这种声音听了多少次，自己都无法说清。在这种情形下，这位青年，还有一颗强烈的向上心，更使我景仰。他本人究竟做何想，我无法知道，而使我最注意的，是他那种专心追求新知识的努力精神。
彼此谈话时夹杂一些诙谐：
‘先生！也许不会判死刑，但判二十年或无期徒刑是同样事。反正战争就要结束了！，东拉西扯的乱谈，他好像对死刑并不在乎似的。说他不知道是不对的，因为他身为‘伪满’检查官，当然对他自己的事是了解的。即然知道还对语言学习发生兴趣，栽对他那种奋发的精神和惊人的意志由衷地钦佩。
本来并不太懂俄语，但不能不谈的原因，而使我对这位青年做热情的回答。
‘我的俄语也是最近才开始学的，还差得很远，对眼前简单的话还可以应付，那么在这种场合怎样学习呢，即没有科教书又没有铅笔和笔记本？，我说完之后，他好像很有自信的说：
‘先生！那请您放心，我来想办法！，我在想他究竟怎么办时，他便于监房的床板的一端，频频地用指甲挖，不久削成了木片，然后再用指甲磨成一根精制的木笔。他便高兴的望着我说：
‘用这个做笔吧！’‘那么我们来同心合力吧！’我这样回答着。
他突然起来走到窗户旁边，拿起木笔一边在挂霜的墙写：
‘监狱是革命家的体息所！’一边向我微笑着说：
‘先生，拿这块当白色的黑板吧！’原来如此，因为窗外吹进的雪花，在墙上形成一层白霜。
‘那很好！真是好办法。’不知不觉地我便笑起来。从那时起，每天早起以后，我立刻便走到窗边，作这一天的功课。
‘早安！’‘精神好吗？’‘谢谢！很好！您好吗？’先从发音教起，然后再说明意思，一次一次的反复地教。
原来他是一位头脑清醒的青年，所以很快就会了，实际是因为他的情绪很好。教完一次俄语以后，我便请梁君教我中国话。
学习语言完了以后，一边谈社会科学，一边论国际情势，世界大事。梁君也是一位艺术家，讲许多中国戏剧故事给我听，当讲到兴头上，他便起来把所讲的又表演给我看。那时他教我的中国流行歌曲，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随时都能唱出来。
有时在某种场合，忽然会想起来，这种情形不只一两次。
写到这里，我想必需将梁君在当时的少数物件中，仅有的一张照片的事记述一下：有一次在监房的墙角，他偷摸摸地在做什么，翻来复去不停地看，好像是看一张照片的样子。
‘嘿！梁先生，要是照片的话，也给我看看！我一出声，他便脸红起来，我在想一定是一张美丽的照片。我抡过来一看，是一位漂亮的小姐。娇媚的眼睛与端正的鼻子，配上圆圆的脸庞，是一位可爱的小姐，再陪衬着一身摩登的中国时装，更显得高贵文雅。
‘呀！好漂亮哟！有这样一位恋人，梁先生，真是幸福啊J，我感叹地喊起来，他等我说完之后，便高兴得眼睛都小了。以后他又讲到一些关于他们彼此间的往事。为了适应社会的潮流，如何的爱梁君。她为了坚持她的爱情，曾和中国旧式家庭制度，勇敢地抗争过。他和那位小姐的相逢是如何的欣慰，以及如何解除狱中生活的苦闷。他在狱中的事，那位小姐又是如何的关心等等。这些话，我每天反复地聆听着，他本来是向他恋人倾诉的，现在都向我倾诉了，就像他自己得到了无限的安慰似的。我本想说：
‘已经太多了！’因为这样是不太礼貌的，只有微笑着听着。他渐渐高兴起来，最后向我说：
‘可是！先生！您认为那位小姐怎样？，在那时的他，完全像小孩子一样，纯真而可爱。‘那位小姐很伟大，真是了不起，我这样一说，他确实有一种满足感！接着是令人遐思的沉默。
从和粱君在一起生活以来，每天活的很起劲，可笑的事情，也就多起来。可是不久，战争就接近尾声。某一天我无意中向监房外边看去，发现我们的监房的周围，起了很大的变化，那就是沿着监房挖了一条壕沟。
‘喂呀！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因此，我每天都注意看，在那壕沟的前面，又装上了铁丝网，通上电流，于是乎最后看守们拿出机关枪开始演习了。因为我以前在军队里有过经验，这种演习是什么意思，我很敏感的便晓得了。就是用来对付我们监房里关押的这些政治犯，如果逃亡时或起来暴动时，将残酷地予以杀戮。我当时就像从头顶到脚尖通了电一样，必要时说不定会夺去我们的生命。在这百感交集时，我便呆苦木鸡。
我想听听我们彼此间的肺腑之言，我便和粱君商量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