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街亭战役的失败呢？后主刘禅认为，街亭失败“主要错误是马谡造成的”，这大概是表示他对诸葛亮的宽容吧。诸葛亮则很自明地认为，街亭战役的失败是自己“面临大事不能慎重考虑……，其错误都在我用人不当。我缺乏了解部下的能力，考虑问题有许多糊涂的地方……。”因此，诸葛亮向后主刘禅“请求降职三级，来处分我的错误”。刘禅尊重诸葛亮的意见，把他降为左将军。但是，同以前一样，诸葛亮仍然行使丞相的职权，负责处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就街亭战役的失败而论，诸葛亮自贬三级是应该的。但是，自追随刘备以来，诸葛亮鞠躬尽瘁，劳苦功高。在蜀国，诸葛亮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享有很高的声望。他严以律己，甚至在街亭战役后，自贬三级，这种精神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汉朝时期，武帝有一个妹妹，叫做隆虑公主。隆虑公主出嫁以后，一直未生有儿子，到了年纪很大时，才生了个儿子。隆虑公主晚年得子，自是欣喜异常，全家上下也都非常高兴，夫妻俩把个儿子视为掌上明珠，隆虑公主的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昭平君。
昭平君从小受到父母、家臣的宠爱，养成了十分任性的坏习惯，稍不遂意，他就又骂又打，下人都很怕他，由于他是汉武帝的亲外甥，他父母不管，谁也不敢管教他，昭平君就是在这种任意胡为和一片恭维声中很快长大起来。长大以后，他恃仗自己的特殊地位，非常骄横，常常为非作歹；他有时骑着高头大马，在大街上打马狂奔，吓得行人纷纷闪避，闪避不及的，不是挨他的鞭子，就是被马撞倒，遇到有敢于指斥他的人，他就唆使恶奴，一拥而上，把对方打个半死。老百姓十分痛恨他，一般的官吏也是敢怒不敢言。
隆虑公主和丈夫对儿子的所作所为也早有耳闻，但他们太爱儿子，总是舍不得加以责备，因此，昭平君的骄横更加肆无忌惮。
隆虑公主心中既疼儿子，又非常担心儿子，她害怕儿子这样下去会犯死罪，终日担惊受怕，焦虑不安，不久，隆虑公主就患了重病，虽经宫中名医治疗，无奈病入膏肓，眼看就要驾鹤西归了。她在沉疴之中，仍念念不忘儿子的前程，总想为儿子谋个万全之策，以免自己死后，儿子会遭到杀身之祸。于是他把汉武帝找去，伤心地说：“哥哥，我只有一个儿子，可是，他平素又不学好，我们现在也没法管好他了，我害怕我死之后，他会触犯国法，判成死罪，现在，我以黄金千斤，钱一千万，为他预赎死罪，请你答应我，这样，我死也瞑目了。”
汉武帝好言安慰了一番，并当场答应了妹妹的要求。
没过多久，隆虑公主就死了。母亲一死，昭平君更加骄横霸道，目无法纪，无论是谁，他都不放在眼中，整天外出游逛，酗酒滋事。
有一天，他喝醉了酒，歪歪斜斜地在街上乱撞，一头撞在一位老大夫身上，他不但不道歉，反而破口大骂这位老大夫，老大夫气愤不过，回敬了他几句，昭平君竟然拔也腰间短剑，向老大夫猛刺过去，利剑顿时穿透了老大夫的胸膛，鲜血汩汩地流了一地。街上的人都吓坏了，大呼小叫，纷纷躲避。昭平君却像没事一样，拔剑扬长而去，街上的人谁也不敢阻拦他。
杀人案报到主官司法的廷尉那里，因是人命官司，廷尉立即派兵把昭平君抓了起来，把他关押在内宫监狱里。按照汉朝法律，无故杀人者，必要偿命；但由于昭平君是汉武帝的外甥，廷尉不敢专断，便上奏汉武帝，请武帝论断其罪。
汉武帝平时是个执法很严的人，但这件事确使他左右为难。按照法律，昭平君无故行凶杀人，理应判死罪，可是，汉武帝想到妹妹病危时向自己预赎昭平君死罪的情景；又觉于心不忍，禁不住垂泪叹道：“我妹妹年纪很大才生了这么个儿子，病危时又向我预赎了他的死罪，现在他真的犯了死罪，叫我怎么办才好呢？”
左右大臣见此情况，也纷纷上前说情，劝谏道：“既然公主生前已向陛下预赎了昭平君的死罪，陛下就赦免了他吧。”
但是，汉武帝毕竟是个有所作为的君主，他沉默了很久，然后抬起头来，望着群臣缓缓地说：“法令是朝廷制定的，如果我庇护外甥，而破坏了法令，岂不有负于民？这样一来，我还有什么脸面进高祖庙呢？”
说完，他毅然忍痛判斩昭平君。下罢诏令，汉武帝已经泪流满面，悲伤不已。众大臣也都默默无言。
昭平君被押在监狱里，根本没有意识到会有大祸临头，他不相信舅舅汉武帝会判自己死刑，认为顶多不过罚点钱完事，等到听了宣读诏令，他才知道什么叫犯国法，但已为时太晚了。
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有作为的女皇。在她执政初年，重视和发掘人才，派出大批使者在全国各地不拘一格，放手招官。可是，由于一些选官的使者循私舞弊，良莠不分，致使泥沙俱下，鱼龙混杂。
长寿元年，武则天在朝中设了一个新机构，这个机构的官员叫存抚使，都是武则天所信任的人。这一天，武则天接见存抚使举荐来的人，不问贤愚，都加以任用。高的当上了凤阁舍人（风阁为朝廷最高决策机关），次一些的当上了试用员外郎（六部的官员）、侍御使（主管监察的官员）、补阙、拾遗（二者职务略同，是对皇帝进行规谏、举荐人才的官员）、校书郎（掌管校勘皇家书籍）等官。当时，各个官署都人满为患。这种用人太滥的作法引起了人们很大的不满，因此有人针对这事编了一首打油诗：
补阙一车一车地运，
拾遗满斗满斗地量。
四齿耙搂来的侍御使，
碗模子脱出的校书郎。
有一个举人叫沈全交，又在这首打油诗的下边加了两句：
糨子糊心的存抚使，
谷糠眯眼的圣神皇。
这样，不但讥讽了这群良莠不辨的选贤官，还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武则天。在皇权至高无上的封建社会，这被认为是大逆大道的罪过。
御史纪先知逮捕了沈全交，以“诽谤朝政”之名将其押到狱中治罪，武则天问纪先知打算如何处置这桩案子，纪先知说：“先杖责一百，然后从重治罪，陛下您看如何？”没料到武则天对纪先知说：“人们所以有这种议论，就因为你们选来的官员有不合格的，如果你们都能称职的话，又何必怕人家说长道短呢，我认为应该免除沈全交的罪。”纪先知听了，羞愧地退下朝堂。
武则天沉思良久，认为人们的议论不无道理，于是对官吏们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考核，对那些滥竽充数的人或降职，或罢免，或治罪。使朝廷中各个机构都能官得其人。
智慧金言如果有好的法律但不能得到贯彻执行，那与无法也是一样的。法律的作用，不只是惩处那些已经犯罪的人，同时对未犯罪者也是一种预防和教育。严于执法是体现法律的正义和威严，而预防和教育则体现了法律的仁德。
朝纲整肃，吏治清明
原文
以精微之意，行吾威厉之事，期于死者无怨，生者知警，而后寸心乃安。待之之法，有应宽者二，有应严者二。应宽者：一则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充裕时，则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窘时，则解囊分润，自甘困苦；一则不与争功，遇有胜仗，以全功归之，遇有保案，以优奖笼之。应严者：一则礼文疏淡，往还宜稀，书牍宜简，话不可多，情不可密；一则剖明是非，凡渠部弁勇有与官姓争讼，而适在吾辈辖境，及来诉告者，必当剖决曲直，毫不假借，请其严加惩治。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四者兼全，而手下又有强兵，则无不可相处之悍将矣。
译文
执法者要以谨慎精确的态度，行使我们军威权威的职事，务求达到让犯法而死的人没怨恨，活着的人可从中得到警戒。然后，内心才能获得安宁。我们对待下属的办法，有两方面应该宽，有两方面应该严。应宽的，一是银钱慷慨大方，绝不计较。当资财充裕的时候，就将数十百万掷如粪土；当穷困窘迫时，则也要解囊分用，自甘困苦。二是不与人争功劳。遇到打胜仗，将功劳全归之于别人；遇有保举的事，就用最上的奖项笼络他。应严的，一是礼节文信要疏远淡泊，来往要稀少，书信要简单，话不要多，感情不要密切。二是要剖析讲明是非对错，凡是他部下将士与官姓争斗诉讼的，又恰在我们管辖范围之内，又有来诉说告状的人，一定要弄清原委曲直，毫不假借包容，请他严加惩治。应放宽的是利名，应严格的是礼义。四方面都顾及全了，而手下又有强兵，就没有不能相处的悍将了。
解读
崇法卫法，则要有优秀的官吏和良好的军队提供可靠的保证。这就必须严格整顿吏治，强调军纪，以法治吏和以法治军。
曾国藩以“转移”、“培养”、“考察”等法治吏。他指出“今日急务，首在用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
“转移之道”，并非是指人才的转移和调动，而是指对于无才之吏，应勉励其好学，“以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于有才之吏，须鼓励其进一步勤学好问，“以化其刚愎刻薄之偏”。
“培养之方”，曾氏采用了“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方法。“教诲”就是教育诱导；“甄别”，即根据贤能程度加以鉴别分级；“保举”，即对于德才兼备又有经验者，加以推荐；“超擢”，即对德才特别优异者，可越级提拔任用。
“考察之法”，曾氏认为一定要全面和确凿。除了考九卿贤否，凭召见应对；考科道贤否，凭三年京察；考司道贤否，凭督抚考语外，还可以“借奏折为考核人才之具”，如“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则“更为核实”。
无论是转移之道，还是培养之方，或者是考察之法，都反映了曾国藩整顿、选拔官吏的法律思想。如转移之道中，对无才者要“痛惩模棱罢软之习”，对有才者要“化其刚愎刻薄之偏”，实际上是对他们的不良习惯和缺陷，要加以限制、约束和惩罚。培养之方中的“教诲”，既含批评惩罚，又含教育引导，“甄别”，实际上就是分别贤不肖、功过，并据此予以奖惩，“保举”和“超擢”，可说是一种任人唯贤的用人制度。考察之法，反映了曾氏广开言路，从多种渠道去培育、考察官吏的主张。但也注意核实，以防借机攻击或吹捧。因此，不能由皇帝和主管官任意决断，还要有关大臣、官吏的评议。应该说这是当时较为全面公允的官吏选举、考察制度。
考察、评定官吏的标准是是否为民，而为民则主要表现在能否办好词讼和钱粮。曾氏指出，钱粮不可能不多收，但不能过于勒索；词讼不可能完全听断公允、曲直悉当，但不可过分拖拉牵连。他断言：“居官而不知爱民，即有位有名，也是罪孽。”而“勤”与“廉”是办好钱粮词讼和爱民的必要条件。曾氏认为，“欲讲廉字，须从俭字上下工夫”，“欲讲勤字，须从清理词讼下工夫”。他任职两江、直隶总督期间，严格要求办事人员，并制定条规，规定巡捕、门印、签押不许凌辱州县；不许收受银礼；不许荐引私人。“本部堂若犯其一，准备随员指摘谏争，立即更改”。由此可见，曾氏把廉洁奉公、不受贿谋私、不任人唯亲、不结党营私作为做官的准则。对于谋私、害民之吏，曾氏予以坚决检举，严惩不贷。如江西巡抚陈启迈“荐引私人”，曾氏立即予以“奏参”，并要求皇帝加以惩罚；又如江西补用副将胡开泰，平时横行不法，又无故殴妻毙命，曾氏要求立即严惩，“按照军令，就地正法”。反映了他以法治吏的严肃态度。
曾国藩对于官吏有培养、教育、有监督、考察、有甄别、推荐，有“奏参”、惩办，可以说是一种比较完善的官吏选举制度。
曾国藩重视孔孟“仁”、“礼”对治军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他的“仁”，就是“欲立立人，欲达达人”；他的“礼”，是无众寡、无大小、无敢慢，“泰而不骄”。他得出结论说：如能坚持“仁”、“礼”二字治军，“虽蛮貊之邦行矣，何兵勇之不可治哉？”在这里，“仁”表现为爱兵，但并非一味溺爱，其目的是为了“立人”、“达人”；而“礼”是一种限制、约束和规矩、准则，是对兵的一种严格要求。
在用“仁”、“礼”教育约束兵士的同时，曾国藩又强调，治军之要，尤在论功罪，赏罚严明，以法严格约束。他说：“当此沓泄成风，委顿疲玩之余，非振之以猛，不足以挽回颓风。与其失之宽，不如失之严！法立然后知恩，威立然后知感！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此其时矣。”这里说的“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实际上就是以仁礼加以教育诱导的同时，也当施之既猛又严的法制。
以法进行赏罚，根据律令行军打仗，是曾氏以法治军的重要内容。为了加强军纪，他对所辖的部队，规定了种种禁令。如：“禁止洋烟”，规定营中有吸食洋烟者，尽行革责；营外有烟馆卖烟者，尽行驱除。“禁止赌博”，凡有打牌押宝等事，一概禁革。“禁止奸淫”，规定和奸者，责革；强奸者，斩决。“禁止谣言”，规定造谣谤上，离散军心者，严究！混乱是非，讲长说短，使同伴不睦者，严究。妖言邪说，摇惑人心者，斩。“禁止结盟拜会”，规定凡是“兵勇结盟拜会，鼓众挟制者，严究！结拜哥老会，传习邪教者，斩。”
以上禁令，是曾氏为严肃军规，加强军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展示了他以法治军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