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通过将官办军工业转为官办民用企业，使企业获取了巨大利润，同时也直接刺激了一些有眼光的官僚、地主投资办厂的热情。他们开始投资于近代企业，招集民间资本，发展资本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经济成份的增长，生产力这个最革命的因素开始活跃起来，并最终提出了改革旧有的生产关系，建立与新的生产力相适应的新的生产关系的要求。这也决定了封建制度已逃脱不了最终灭亡的结局。因而可以这样说，洋务运动是近代中国巨大社会变革的开端，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进程标志之一。
其次，洋务运动在抵抗外来军事、经济侵略中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军工、民用企业生产出来的产品，用来装备军队和投向国内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扼制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强化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军事手段。例如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时，沈葆桢奉命加强台湾防务，当时“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均由轮船自达重洋，克期而集。”而这些轮船都是由福州船政局制造的。1876年至1878年收复新疆，甘肃制造局发挥了重要作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天津机械局各厂“添做夜工”，枪弹日产增加一倍。金陵制造局在此期间，“蓐食展兴，篝灯夜作。”除供应北洋军需外，还接受广东、云南、台湾等省订制的大炮175尊。甲午战争前夕，山东机器局为适应战备需要，扩大了生产，“以前日造枪子弹五万粒，今则日造十余万粒，铅丸、铜帽、白药等皆十倍于平日”。可见，洋务运动的展开，使中国的武器装备能力乃至国防力量大为加强，这对于中国避免全盘殖民化和被支解起了一定的作用。
因此，曾国藩举办洋务运动，其动机的主导方面是为了抵抗外来侵略，而其实践所发挥出的客观作用，亦是对中国强大和进步的有力推动。因此，就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可称为中国近代化的首倡者。
活学活用
曾国藩洋务观形成，有其历史与现实的根源，反映了近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
被称为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的曾国藩，其理学经世思想为众人所知。作为一名儒学大师，他在义理、词章、经济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在晚年，面对着列强环伺，摇摇欲坠的帝国大厦，他却积极主张“师夷长技”，并躬身实践，兴办洋务，成为清朝末期著名的洋务派。理学家与洋务派，二者在思想上是尖锐对立、互不相容的，然而在曾国藩身上却兼而有之。那么，在曾国藩的思想上，是什么使它们统一起来的呢？究其原因：一是他对各家学派采取了开放、宽容的态度，屏除了门户之见；二是他积极倡导经世致用，讲求实用之学。
曾国藩在潜心研究理学的过程中，继承了朱熹“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他主张：“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界之始。”即以为理在气先，由理来主宰世间的万事万物。出于捍卫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纯洁性和正统性，他对于“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又采取了坚决批判的态度。作为封建社会的士子，他在哲学思想上坚持“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完全是出于对封建伦理作为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观念的维护。“以身上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纳维乎五伦者，命也。”也就是说，他将封建社会的君臣父子关系中的仁敬孝慈和纲维五伦的道德规范，视为由“性”和“命”决定的。而在理学中“性”、“命”、“理”属于同一范畴，于是，封建的伦理原则遂于至高无上的真理相等同。
在曾国藩看来，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纲常，是人臣的本份。正是从这一高度出发，自觉地维护以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伦理，便成为曾国藩一生的政治准则。“臣子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庇议细节”。进一步说：“于孝悌二字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坚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清王朝所面临的各种统治危机，并不是单凭“义理”所能解决的，理学“罕言其利”的伦理观念与现实危机之间产生了矛盾。为解决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各种危机，在认识论上，曾国藩则更为重视“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的格物致知认识方法。曾国藩认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栋、戴震之流，钻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表明曾国藩在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情形下，认识到了实事求是在认识上的影响和作用。为了地主阶级的一致利益，需要“克己以和众”，来加强统治阶级的团结。因而，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进行学术兼容，互相吸收和弥补，是很有必要的。
在接踵而来的民族矛盾和阶段矛盾的冲击下，曾国藩意识到，无论汉学还是宋学，都无力解决所面临的社会危机，必须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曾国藩在坚持以义理为本源的程朱理学基础上，并不固守前辈旧有的理学阵地，主张“一宗宋儒，不废汉学”，他认为：“乾嘉以来，士大夫为训诂之学者，薄宋儒为空疏；为性理之学者，又薄汉儒为支离。鄙意由博乃能返约，格物乃能正心，必从事于《礼经》，考核三千三百之详，博稽乎一名一物之细，然后本末兼该，源疏毕贯。虽极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故尝谓江氏《礼书纲目》，秦氏《五礼通考》可能通汉宋二家之结，而息顿渐诸说之争。”明确表示应兼取汉、宋二家学说之所长，使儒家学说在新的形势下能更好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曾国藩在治学过程中，没有将自己局限在哪一个领域，只要是传统文化的精华，他都加以吸收。在跟随唐鉴、倭仁学程朱理学之前，他就在潜心钻研古文和经世之学，虽然唐鉴告诫他“诗文词曲皆可不必用功”，但在学习程朱理学的同时，仍然对古文保持着极为浓厚的兴趣，以致于对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王安石的文章达到“日夜以诵之不厌”的程度，曾国藩自踏上仕途起，对“仕途积习益尚虚文的现实十分忧虑。”他希望能从前史中寻找到一二“济世”良方，其中，他倍加推崇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他说：“窃以先哲纪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如因三家分晋而论名分，因曹魏移祚而论风俗；因蜀汉而论正闰，因樊英而论名实。皆能穷物之理，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脉络分明，又好评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之外不刑之典也。”
曾国藩并不是一名单纯的学问家，他始终将自己置于国家藩屏的位置，为挽救清王朝所面临的灭顶之灾，他不是从学术的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去吸收和利用学术领域中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而服务。因此，他不能不把经世致用之学放在重要的学术位置上，在他之前，人们常把学问分成义理、词章、考据三种，经世致用之学是包括在义理之中的。曾国藩却认为：“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他赞同将经济之学从义理之中独立出来，从而将经济之学放到和义理、词章、考据一样重要的位置上。
曾国藩对于经世之学的研究，主要是反复研读了《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他觉得“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婚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为此，他确曾进行了详细的探究。在任工部尚书时，为搞清舆地，曾国藩“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其中。”在研读《会典》和《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曾国藩对秦蕙田所著的《五礼通考》一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觉得该书“自天文、地理、军政、官制荟萃其中，旁综九流，细破无内，”但深为此书“食货稍缺”而感到惋惜。于是，曾国藩“乃取盐课，海运、钱法、河堤各事，抄辑近时奏议之切当时务者，别为六卷，以补奏议所未备。”
经世致用作为一门关于国计民生的学问，虽在明末由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提出，但在“康乾盛世”之时，却一度低落。道光年间，尤其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伴随着内忧外困，龚自珍、魏源、包世臣、林则徐等人，再度高举起经世致用的大旗。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面对日益落后的清王朝，提出“师夷之长技”，目的就是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反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从某种意义上理解，“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是经世致用思想在“内忧”、“外患”的“千古奇变”情况下的发展。曾国藩早就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计求经世致用，并接受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向西方寻找救国之良方，也是顺理成章的。
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促使曾国藩所产生的民族危机感，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事情。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自觉意识到“碧眼赤珠”、远道而来的“文明”客人们会对中国局势造成什么致命的威胁。因此，他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及战争结束后的这段时间里所写下的家书、日记和信函等，涉及到外国侵略者的字眼，更多地体现了他本能的痛恨和对前线战败、官吏指挥失措的种种忧虑。例如，当英国侵略者因林则徐在广东严密设防，入侵不能得逞，遂改道攻占浙江沿海一带宁波、定海、镇海等地时，他把带来这种后果的原因首先归咎于中国败类之助纣为虐，而并未真正明了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要对弱小民族进行侵略蚕食，以掠夺其这些弱小民族的极大财富的侵略本质。他说：“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此辈食毛践土，丧尽天良，不知何日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与此同时，他认为中国有外国无与伦比的“纲常名教”有驾驭局势的“圣明君相”在上，而外国侵略者则是一些尚未开化的“夷狄”。他们的不法行径虽可“痛恨”，但螳臂怎能挡车？他们必然要以失败告终。他说，“英夷在江苏滋扰”，虽曾攻陷镇江一带，并威胁到江宁、扬州等地，“然而天不降灾，圣人在上，故京师人心镇定。”他批评其弟一闻“英夷滋扰”，便轻信谣言，惶恐不安，乃是无胆无义之人。“虽明知蕞尔螳壁，不足以当车辙，而九弟既非在外服官，即宜在家承欢，非同有职位者，闻敬而告假，使人笑其无胆，骂其无义也。”他把第一次鸦片战争以中国失败，被迫签订城下之盟，割土地，赔金银的悲惨结局说成是清政府的“和戎之策”的结果，是中国对英国侵略者所定的“抚局”。他说：“英夷在江南，抚局已定。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要据要害，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显而易见，曾国藩并不承认中国战败，并不承认签订不平等条约是英国侵略者武力胁迫和外交讹诈的结果，相反他把这种结局说成是为了“安民”而主动对外国侵略者的“和”“抚”。他内心虽痛恨指责投降派的腐败无能，但仍满怀信心地预言，通过“和”“抚”而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割地赔款，只是暂受损失，而中国从此将不会有事，以大事小确是上策。他说：“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然此次议抚，实出于不得已。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
造成曾国藩这种似乎“狂妄无知”，夜郎自大观念的原因何在呢？曾氏是中国传统文化浸染而成的士大夫，他与当时一般守旧士大夫以国粹主义的方式来应付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挑战时，本能地用一种传统的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的心理作为后盾一样，认为“洋夷”们对中国的侵凌和困扰，并不足以构成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的根本威胁；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失败，仅仅是受到一些人为的、偶然的因素的干扰，即上引材料所说的“汉奸助之为虐”所致。因此，西方列强迫使中国“割地、纳款、互市”，在曾国藩的思维中，唤起的只是类似历史上契丹、女真、蒙古等边陲民族对中原王朝困扰的那种历史联想和恼恨心理。他对“洋夷”的愤慨和鄙夷，也仅仅是“文明人”对不知诗书达礼的野蛮人的强悍无理行径的情绪反应。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失败和屈辱，就在曾国藩对传统文化的同化力的乐观信念中，在他的中国文化优越感和安全感中得到了苏解、缓冲、补偿和安慰。
上述这种文化上的安全感，具有一种强烈的麻痹思维神经的力量。最初而来的民族危机，被这种安全感过滤之后，则会在士大夫的思维中大大地淡化。曾国藩心目中埋下的传统文化思维模式，作为一种浓厚的精神氛围，也就难以突破原来的保守观念的构架。在这种情况下，客观地认识西方事物和应付西方的挑战，对曾国藩来说，乃是不可能的。
然而，像在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不株守儒家学说，而是博采众学，兼收并蓄一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对事实的了解，曾国藩对西方文化也采取了了解、吸收的现实主义态度。这是他不同于顽固守旧士大夫的根本区别所在。基本原因，就在于曾国藩既是一个典型的士大夫，又带有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等多重色彩，尤其是他在领军从征，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及与洋人打交道的实践中，有机会较多地了解和接触到西方文化，这是整日困居书斋或居京优闲作官的人所不能领略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