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荀悦曰：“对人之政，务其纲纪，明其道义而已。若夫一切之计必推其公议，度其时宜，不得已而用之，非有大故，弗由之也。”
译文
荀悦说：“对人的工作，是致力于法令制度的制定和阐明道德的义理。如果一切政策法规都要大家去评议，揣度它是否合乎时宜，迫不得已才采用它，若非有重大变故，不应当这样做。”
解读
在以前，有一次周武王对粥子说：“我希望守住基业就一定成功，想获得就一定到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而粥子回答说：“攻与守的道理相同，和睦与严厉是基本手段。然而，守业可以依靠和睦但不可以依靠严厉，严厉不能像和睦那样使国家稳固；和睦可以用来进取而严厉不能，用严厉的方法不如像和睦那样容易获得成功。诸侯发布政令，能对人民公正，是‘文政’；对待士人、使用官吏都能做到恭敬有礼，是‘文礼’；断案用刑，以仁义待人，是‘文诛’。以这三种政策作为国策，并作为基本理论统一国民的思想，守业不存，进取不得，这样的情况从古至今还未曾听说过。”
活学活用
只要找到治乱之根源，以顺民心，那样的方针政策才能有好的效果。孔子曾经说过：“当权的丧失道义却杀部下，这是不符合礼义规范的。”所以三军大败，而没有斩将领，那是因为执法机关没有治理好，所以就不能动用刑罚。这又是为什么呢？其实那是因为当权者对人民没有进行教育，所以责任并不在民众。而那蔑视法律而自取灭亡的则是盗贼；横征暴敛的则是暴君；不预先告诫民众，却责备求全的就是民贼。假如政治制度中没有这三种弊端的，就能实行法治。所以宣传文明道德来使人民心悦诚服，这样做是行不通的，所以就树立有德行的人作为榜样来教育人民；可是如果这样做还达不到目的的话，那就证明世风日下，还有不法之徒在为非作歹，这就不得不用刑罚严厉制裁了。”
东汉袁安说过：“仁、义、礼、智，是法律的基础，法、令、刑、罚，是政治的延伸。没有德治，法治就无从建立；没有法制，政治制度就无法完成。为什么这样说呢？实施以文明道德为教化的政治制度的方法，必须以仁义礼仪教育人，然后以有教养的先进人物和事迹给以示范，使人远恶向善，使人民群众每日每时都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成为自觉的行动。儒家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不需要刑法。’他们不明白只有对下面实施法治，仁义礼让才会在上面形成。实施法治，是为了扬善抑恶，提倡文明，禁止荒淫。这是治国的关键。法家如商鞅和韩非子等人看到这种情况，于是说：‘治理国家无须以仁义为本，只须推行法治即可。’结果因只有刑法而没有仁义，人民产生怨恨，有怨恨就要愤怒。有仁义而无刑法，人民就会轻谩，邪恶就会随之产生。以仁义为根本，靠法令来实现，双管齐下，二者并重，这才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境界。”所以，东汉末期的哲学家仲长统说：“从前秦国因商殃变法，张弥天之法网以便严密控制天下苍生，然而陈胜在大泽乡振臂一呼，天下响应。举国上下都不愿为朝廷效力，这都是因为老百姓极度的怨恨郁结于心的缘故。”
智慧金言
古往今来，任何社会制度，治国大道，上升到理论上来概括，那就是得到贤能之人就兴旺，没有贤能之人就失败。所以，我们得首先简单讨论一下人才的品行，接着我们就可以论述政体本身了。
古代国家尊立帝王，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为了普天之下的百姓。因为社会上出现了以强凌弱，以诈欺愚的情况，所以要设立帝王来管理社会秩序，一统天下。然而帝王一人的圣明，不能遍照四海，所以还要设立三公九卿像鸟的羽翼一样来辅助帝王。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小国，不易得到帝王的恩泽，所以要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因此，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