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四名日本俘虏也治好了伤，接受了新四军的再教育，留下来为新四军工作。他们都只有20岁上下，最年轻的伊藤是个渔民，一个是学生，一个是职员，两个是工厂里的工人。史沫特莱给他们五个人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坐在一张圆桌的周围，头发剪得很短，穿着新四军的棉布衬衣，脸上露出坦诚的笑容。史沫特莱看到在美国出版的一份支持中国抗日的杂志《今日中国》，担任编辑顾问的是一位侨居美国的日本进步女作家，叫石垣绫子。史沫特莱就让五个日本俘虏给石垣绫子写信，寄照片。五个人在信中写道：“请原谅我们唐突地给在美国的你写信。虽说我们是俘虏，但我们正自由地和新四军战士生活在一起，度过紧张的每一天。我们每天的工作是学习如何向日军作反战宣传和教新四军战士学习日语。我们得知同是日本人的你正在美国从事着反战活动，备感亲切。祝你身体健康，顽强奋斗。我们也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干。”
史沫特莱救护和改造日本俘虏的事迹很快在根据地军民中流传开来。她由衷地为这件工作的成功而高兴，因为这是她把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联系起来的一次尝试。她也想起了不久前看的那出引起争论的短剧，其中的情节确实有一定的真实性。
到了1940年3月，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更加恶化，不仅胃病日益严重，胆囊也出现了病变，非做手术不可了。李先念劝她离开战区到重庆去，可以在那里恢复健康，担负起向全世界报道华中地区的抗日形势的任务。史沫特莱知道她不得不走了，她实在舍不得离开新四军，在即将告别的时候，她的千丝万缕的感情牵挂集中到一个朝夕相伴的十岁左右的“红小鬼”身上，她希望能够带走这个孩子。
孩子名叫沈国华，是一个充当史沫特莱的勤务兵的小鬼。史沫特莱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全部母性的温柔和爱意的寄托。她把他抱在两膝之间，为他钉好上衣的纽扣，为他捉拿衣服上的虱子。小鬼对她也无限依恋，称她“我的妈妈”。他向那些从未见过外国人的小镇居民自豪地介绍他的外国妈妈：“她是我们的美国朋友，她为我们救死扶伤。在丁家镇，她发现了一个伤兵，她喂他吃东西，给他洗澡，甚至帮他解手。”“你们看看她那只缠着绷带的手，是她给伤兵洗澡，端起一锅开水时，烫成这个样子的。”“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你们谁要是有病，她准给治好。”
游击队被日军追赶得到处转移的时候，小国华紧紧跟着史沫特莱，寸步不离。有一次，黑夜里行军，小国华把史沫特莱跟丢了。他一边哭着，一边四处找寻。这是多么美好、多么真挚感人的母子深情。史沫特莱在《中国的战歌》中写了一章，描写“我的中国儿子”。战后，海明威选编战时优秀短篇小说集《在最后胜利之后》，特别欣赏史沫特莱的这一章“我的中国儿子”，把它收入他编的集子中。
史沫特莱向李先念提出要收养国华，李先念叫她说说理由。其实理由只有一个，就是她多么爱这个孩子，她多么需要有一个亲人。但她打算把理由说得有根有据。她就说，这孩子读书特别聪明，有一种科学秉赋，具体说吧，他会在夜间凭星斗辨别方向，会观察刮风下雪的预兆，还懂得虱子的习性。一个靠在门边的战士听了笑起来，说，国华会做的事每个农村孩子都会做，而关于虱子的学问，他相信自己比国华渊博很多，史沫特莱是不是把他也收养了？说得大家都笑了。最后，李先念说，好吧，你可以收养这个孩子，只要你愿意，他自己也愿意。
可是，小国华不同意跟史沫特莱走，不是他不爱他的外国妈妈，是他舍不得离开新四军，他要留在队伍里打日本鬼子。他对史沫特莱说：“我愿意跟你走，但要等到抗战胜利以后。”
史沫特莱伤心地离开了新四军，离开了她的中国儿子，向西南方向长途跋涉到了宜昌，然后乘船逆长江而上，到了重庆。
重庆地处长江和嘉陵江会合处的山丘之中，风景十分优美，但城市建筑很凌乱，许多房屋都是用竹子和泥土筑成的。这样的房子在城南的丘陵地上连成了一片。重庆是西南地区工业和贸易的中心。冬季，重庆浓雾弥漫，遮天蔽日，是躲避日本空军轰炸的理想条件。可是天气一暖，大雾消散，万里晴空，日本法西斯就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起来，江河上常常可以看到顺流漂下的尸体。
在国民党政府严密的思想钳制之下，重庆的政治气氛很沉闷，史沫特莱几乎找不到可以交往的中国朋友。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邹韬奋，在史沫特莱到来之前就到香港避难去了。
史沫特莱在重庆孤单寂寞地度过了三个月。6月，林可胜医生从贵阳的医药培训中心来到重庆，史沫特莱的健康情况使他大吃一惊，他坚持史沫特莱必须跟他一起到贵阳，休养一段时间，再转到香港去动手术。两个人乘坐一辆老式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上一路颠簸到了贵阳。在贵阳，史沫特莱又闲不住了，她在都匀关的军医院里当林医生的助手，晚上熬夜写作。都匀关医院经常遭到日军的轰炸，伤员们的伤还没有好，又在轰炸中再次受伤。有一次林医生捡来一块炸弹碎片，对史沫特莱说：“我真想用这些弹片制造一批特殊的勋章，授给那些出售钢铁给日本的美国厂商。”作为一个美国人的史沫特莱听了只有沉默不语。
8月26日，史沫特莱在桂林登上一架邮政飞机飞往香港。香港是英国的直辖殖民地，因此，可以说史沫特莱是第一次踏上了英国的土地。从早年史沫特莱开始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时候起，她的一举一动就受到英国政府的密切注意。这次她一下飞机，就被港英政府扣留起来。第二天就进行了审讯，穿长袍戴假发的法官追问她来香港的目的，担心她煽动在香港的印度人叛乱，还指控她是个道德败坏的女人。史沫特莱勇敢地为自己辩护，加上她的朋友、英国大使克拉克·克尔爵士和香港医务总监的夫人希尔达·塞尔温——克拉克的帮助，史沫特莱才没有被港英政府驱逐出境。
史沫特莱被送进玛丽皇后医院作胆囊检查，不久就做了手术。在她手术后疗养恢复期间，中国大陆发生了震惊世界的皖南事变。
1940年，德国法西斯在欧洲的侵略势力发展到了顶点。4月，占领了丹麦，5月，进攻英吉利海峡，6月，攻陷巴黎，法国投降了，8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德意日三国建立了联盟。日本眼见德国横行欧洲，企图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和德意遥相呼应，进攻苏联。为此，日本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蒋介石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可以在日本的配合下消灭共产党。同时，蒋介石把共产党的顾全大局视为软弱可欺，于是，迫不及待地把反共阴谋付诸行动。
1940年10月，蒋介石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叶挺军长和项英副军长，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一律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当即向全国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共投降的阴谋。但为了避免统一战线的破裂，仍然同意让新四军的一部分开赴长江以北。当新四军军部和所属一个支队约一万人在1941年1月4日开始向北移动的时候，中途遭到早已埋伏的八万多国民党军队的突然包围袭击。全体指战员英勇战斗了七昼夜，终因寡不敌众，除1000人突围外，其余大部分牺牲，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阵亡。国民党随即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这就是蒋介石国民党掀起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
躺在病床上的史沫特莱知道了皖南事变的消息，非常震惊，更为自己爱莫能助而难过。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封锁消息，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一面之词，污蔑新四军发动叛变。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急于揭露事件的真相，表明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当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正在重庆，这个任务就由她义不容辞地承担了起来。几经周折，她的报道终于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斯特朗回纽约时经过香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没有去看望史沫特莱。史沫特莱自认为是最了解新四军的外国记者，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但她竟在新四军遇到如此重大的挫折时无所作为，一种从未有过的失落感久久地笼罩在她的心头。
还有不少事情使史沫特莱心情压抑，心理上失去平衡。她得知林可胜医生在贵阳因为曾与她亲密合作而遭到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她的好友，年轻的女作家萧红的死更使她伤心。萧红1940年逃难到香港，患着严重的肺结核，史沫特莱和茅盾夫妇帮助她住进了玛丽皇后医院，没有多久她就去世了。萧红死时只有28岁。
史沫特莱确信自己留在中国已经无事可做了，而且健康一直未能恢复，她只好决定回美国去。1941年5月，她登上了开往加利福尼亚的一艘挪威货船。船上只有几位乘客，其中有三位连希特勒是谁都不知道的美国修女。史沫特莱孤单地面对着茫茫大海，走向那不可知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