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刚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被国民党杀害的羊枣的妹妹。30年代她在北京读大学的时候参加学生运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在上海当《大公报》的文学编辑。1945年杨刚来到美国，获得拉德克利夫奖学金，攻读文学，并为中国报刊撰写有关美国生活的专栏文章。杨刚和史沫特莱在纽约和波士顿经常见面，两人性格十分相似，一样的刚毅热情，一样关心中国的命运和世界的发展动向，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题。1948年杨刚回国，立即在《大公报》发表了她在美国时写的文章：《给顾祝同将军的公开信》，控诉国民党统治者杀害她的哥哥，国际时事评论家羊枣。解放初期，杨刚写过一些纪念史沫特莱的文章。50年代，她当了《人民日报》的副总编，是中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1957年在反右斗争中不幸逝世。
在纽约，史沫特莱的中国战友还有陈翰笙和老舍。
陈翰笙是一位共产党员，是史沫特莱在上海时期的老朋友。当时他曾帮助史沫特莱了解中国农村的情况，带她到无锡农村作实地经济考察。1932年国民党特务搜捕陈翰笙，史沫特莱把他和他的妻子顾淑型藏匿在自己的住处，给他们化了装，把他们偷偷地送出上海。陈翰笙说，史沫特莱救了他的命；史沫特莱说，陈翰笙是她认识中国的第一个引路人。从1945年到1950年，陈翰笙夫妇一直留在纽约，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教授，被任命为中共在美国的代表，同时还在不断地写作。他们夫妇和史沫特莱来往密切，曾经到雅都山庄去探望过她。
史沫特莱和老舍是1938年在汉口认识的。1946年闻一多被杀害以后，老舍来到了美国，他是应美国国务院的邀请而来的。他的小说《骆驼祥子》在美国正走红，成了畅销书。史沫特莱与埃姆斯夫人安排他到雅都山庄暂住。这段日子史沫特莱非常愉快，她庆幸老舍在国内没有遭到监禁或暗杀。而且老舍的来访对她写《朱德传》大有帮助，她可以向他详细地了解现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独特形式，了解朱德的生活和成长的历史背景。
老舍住在雅都这段日子，史沫特莱每次应邀出外演说，老舍都陪同前往。1946年9月16日和10月15日，老舍也发表了演说，气氛非常热烈。史沫特莱生动地记述了老舍演说的情景：
老舍进城去讲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听众中有个商人模样的人提了个问题，询问中国人对待美国银行家和商人的态度。老舍说：“我们不喜欢你们，也不要你们呆在那里。你们支持中国的反动派，他们也支持你们。你们只有一种兴趣——剥削中国人民。”
一个年轻的曾在昆明呆过的美国兵站起来抱怨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他们问美国人什么时候离开中国回家去。那年轻人认为中国人这种样子是很小气的。
老舍回答说，云南省的每个鸡蛋在战时都要送到美军那里去，农村的牲畜也被赶去宰掉。
年轻人说：“我们是付了钱的。”
“但是老百姓没有鸡，没有鸡蛋，根本没有肉吃。”老舍说，“你不能吃美国钞票嘛。”
“啊！”那年轻人惊叫道，“你的意思是，你是从农民的观点看问题的。”
“对啦。”老舍说，“即使你付了钱，我们的人民还是不得不过没有东西吃的日子。最近从中国回来的一个人对我说，他们要我们滚出去，就像我们也会让外国人从我们国家滚出去一样。咱们的人行为很不好——搞黑市买卖，搞女人，看不起所有的中国人。而在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里，我都看见过苦力装卸我们的飞机，他们吃不饱，又瘦，他们无法像美国人干那么多活。再说陈纳德吧，我就在他的空军里呆过，据说在昆明的每一家饭馆和酒店里，在云南的每一种工业里，都有他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他和史迪威的矛盾那么大。”
另一名从陈纳德空军来的人也这么说，那年轻的士兵不作声了。
罗斯福去世以后，杜鲁门继任美国总统，他把反苏反共的前总统胡佛召进白宫，担任联邦调查局主任。胡佛上任以后，马上把史沫特莱列入调查对象名单。1944年10月，胡佛向纽约奥尔巴尼分局送去以下备忘录：
敬启者，请将居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温泉地的雅都山庄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列入固定审查监视人员名单，并将此人与外界通信及电话内容，外界与她联系的通信及电话内容，以及一切和她有关的通信及电话谈话内容送来总部。
目的：艾格尼丝·史沫特莱被认为用英语为苏联作宣传的主要人员之一。她被认为是有关远东共产党活动的权威人士。由于美国军队特别是海军的军事行动正靠近亚洲大陆和日本本土，这些区域的共产党活动情报对于本局将越来越重要。
这个备忘录下达以后，联邦调查局加强了对史沫特莱的调查。由于雅都的埃姆斯夫人没有很好地完成监视任务，联邦调查局的人找到了雅都公司的一位秘书，担负起监视史沫特莱的职责。调查的最终目的是要证明史沫特莱是共产党员，或者是苏联特务，最好是能证明她身兼二者。这是调查的预期结论，联邦调查局的人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不管事实如何，都要想方设法证实这个结论是正确的。
从此，史沫特莱的每一次演说都有调查局的人混在听众之中进行监听。只要看到有人在用速记符号飞快地一字不漏地作记录，就可以知道此人不是一般的听众。从史沫特莱的演说中当然可以很容易地找到她同情共产党的证据，于是她被贴上了“声名狼藉的研究远东问题的专家”的标签。
史沫特莱的著作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理所当然地成为调查局人员注意的目标，遗憾的是他们没有一个人认真地读过这些书和文章。他们只在别人写的书评中寻章摘句，甚至运用一个更加简单的公式：只要是在他们假定的共产党的刊物上发表史沫特莱的文章，那么文章中的观点肯定就代表了美国共产党的观点，甚至和苏联的观点也是一致的。如此推论，最后得出史沫特莱是美国共产党员和苏联特务的结论。
其实，史沫特莱独立于美国共产党之外，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至于苏联，史沫特莱1933年在苏联生活过大半年，从心里佩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但对斯大林30年代的“大清洗”的做法抱有不同的看法。埃德加·斯诺苏联之行归来以后，曾把查托在列宁格勒被捕、1940年死于集中营的确切消息告诉了她。查托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人，他们之间曾经有过真挚的爱情。史沫特莱永远觉得，她和查托共同生活的日子对她的一生有着重大的影响。查托无辜遇害，在她心中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但是，史沫特莱对苏联共产党的看法并不包含个人恩怨的成分，她的看法是很冷静同时又是很复杂的。
“红帽子”扣上以后，联邦调查局对史沫特莱的监视就升级了。奥尔巴尼分局在1946年6月2日首次对她进行了24小时的人身跟踪。他们从雅都跟踪到纽约，一直监视到6月3日半夜，只发现她曾经和斯基德莫尔大学的三个学生坐在一起。调查局的人于是兵分几路，分别对史沫特莱和这三个大学生进行盯梢。
雅都那位女秘书是联邦调查局派到史沫特莱身边的特务。这是一个30多岁的寡妇，说是为了排遣孀居寂寞，才到这个艺术家聚集的地方工作。她很有钱，薪水分文不取。埃姆斯夫人把这个能干的助手当成了宝贝。雅都的住客很快就发现她行动诡秘，她偷听别人的谈话，偷偷检查史沫特莱的来往信件，窃听她的电话，还挑拨史沫特莱和埃姆斯夫人之间的关系。她带来两条毛茸茸的大牧羊犬，把山庄的花园踩得乱七八糟。史沫特莱散步的时候，这两只畜牲就呲牙裂嘴、哼哼哧哧地在后面跟着，像追捕犯人似的。联邦调查局还派来了一个40多岁的男特务，装成一个作家，一个史沫特莱的崇拜者，企图用卑劣的性诱惑手段使史沫特莱就范。在树林中，他紧随前后，甜言蜜语，甚至动手搂抱。史沫特莱忍无可忍，愤怒地给了他重重的一个耳光。
这时候又有不知道什么人造谣说，“史沫特莱的中国丈夫”是一个共产党员，最近被南京政府逮捕处死了。史沫特莱一笑置之，她幽默地说：“红帽子已经戴得太多了，再往后就该进集中营了。咱们的国会就像德国的纳粹主义分子刚掌权的时候那个样子。”她照样我行我素，该说的直言不讳，该写的笔下毫不留情。
这段日子里最使史沫特莱悲痛的是妹妹的死。默特尔病了很长时间，史沫特莱一直盼着妹妹病好了到纽约来看她的剧本上演。可是她赶不及了，她患的是癌症。去世的时候，不断地呼唤着姐姐的名字。埃姆斯夫人的患精神病的妹妹也在不久前死去了。两个不幸的姐妹在一起相对垂泪，默默地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