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督教的角度来看，人类本来被创造在一个幸福的乐园里享受亚当式的天福，由于人的原始罪过（妄用自由和智慧）而被被迫得到处罚，罚落到现世受苦。所以基督教的出发点就是，基督教精神不承认人的本性的自足可靠性，而是具有一种宗教意义上的原初欠缺和裂伤。而现世绝对不是一个摆脱了罪性深渊的处境，而必须是一个充满了不幸和恶的世界，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里，人才需要救赎的神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督教的救赎信念对于现世的态度是有条件的接受，这不仅意味着要接受生活中可能提供的一切美好和幸福，也要接受自然的偶然、死亡、奴役、无谓的受苦。人能够承受世界的冥暗与人的邪恶是因为有上帝的存在，他是人的得救的根据和保障。根据基督教的精神，人生不是按照自然秩序活天然状态的尺度而加以安排的，而是顺从上帝的意志，祈求绝对的神性存在的恩典。
但是在神性隐退、人性凸现的黄昏，人本主义摆脱了上帝的理想国度，在发现作为“凡人”的幸福时却找不到理由来说明人世的丑恶与苦难，于是人成了世界的荒唐面目。离开上帝之后，可怜的人没有什么品质值得夸耀自持，没有能力从上帝那里窃取自己欠缺的东西，人类被迫承认自己长期以来摸索的结果，无非是学会了认识自己的脆弱，认识到人身上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恶。在那艘象征着人类世界（现世）的船上，上层的朝臣贵族和下层的奴隶分别象征着人性的丑恶与人世的苦难。在上帝神恩被遗忘的时刻，人第一次用人的眼睛（而非上帝的眼睛）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和人世的苦难。这种人本主义式的“人的觉醒”看来是一个悖谬的谜。一方面，人认识到人世的恶和生存世界的荒唐；另一方面，人又在缺少上帝的情况下无从解释人世的恶和生存世界的荒唐。在清醒的诗人眼中，原来人的高贵、尊荣和伟大都不过是禽兽般的高贵、尊荣和伟大，人不过是自然欲望的奴隶，任由着自然性的激情和欲望将人玩弄于股掌之间；而人的生存也不过像尘土一样随时可能被时间吹走，在苦难面前，人要么逆来顺受，要么麻木不仁，要么报以几声软弱无力的惨叫。人生充满了得不到说明的残酷与不幸，无法逃避奴役与死亡，在历史的道德世界里，无处不有赤裸裸的血腥、混乱、恐怖和无法慰藉的烦恼，这才是世界的真实。在这个神性隐退、人性凸现的黄昏，人本主义精神引发的并不是什么伟大的“人的觉醒”，而是面对人的本性以及对世界的恶无法作出说明、找不到力量克制的手足无措感和巨大的虚无感和荒唐感。所以作为人类世界的旁观者、真正清醒而不盲目的诗人，维吉尔不得不“将大麾一直拽到下巴那里，他冷”。维吉尔终于认识到了人世的恶与生存世界的荒唐，但是却因为无法对此作出说明而引发了巨大的虚无感和荒唐感，寒冷正是诗人心理上的虚无感与荒唐感在身体上所引发的最真实的反应。至于诗人拽动大麾的行为则完全是他在面对人世的恶与生存世界的荒唐时下意识的保护自己的动作。
夜色渐深，时代的贫困也渐深。既然没有神圣的价值，总得找出新的观念来取代被摧毁的价值。伴随着虚无主义的突起，即已往的最高价值的废黜，对世界来说就只剩下世界本身。于是这个变得无价值的世界不可避免地力求一种新的价值设定。由于已经没有超感性世界来确保人的现世的意义与价值，那么人必然要向现世索求意义。十九世纪的哲学家用现世的历史理性取代超验的上帝，上帝给予每一个人的应许被变换为历史理性赋予一部分人的历史意志，历史的现世目的成了绝对的价值真实，在历史规律之外，没有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有的价值不过是历史的产物，历史的行动就是绝对价值本身。历史理性主义同样也是近代哲学怀疑论的产儿。历史规律是绝对的，真理和价值都是相对的。如果相信任何真理和价值都受历史的条件限制，当然也就摒弃了超历史的真理与价值的存在。否弃了超历史的真实，否弃了道德价值与审美价值超历史的本源，人们就再也找不到尺规来判断不同历史时期相对的价值和真理，因为历史说明一切，证明一切。既然“存在即是合理”，那么哪怕历史制造了最野蛮、最荒诞的德性，都可以从历史本身得到合理解释，人们不敢质问历史理性的野蛮，因为历史理性是客观的，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质问历史为何这样血腥就向质问自然现象一样可笑，寻求正义、自由、爱，据说都是多愁善感的小资情调。历史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理性脚步理直气壮、问心无愧地践踏着每一颗柔弱敏感的心灵。在上帝隐遁的黑夜，人被迫登上了历史的火车，在相信历史进步的信念下，向着历史的目的进军。失去了上帝确保的神圣价值之后，历史的行动本身似乎成了人类生活的意义。
没有了形而上意义的人，只剩下历史的人；没有了抽象、一般的人，只剩下群众的人，国家的人。对上帝的虔信转变为对民族、为国家的迷信，而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据说牺牲任何代价都是被允许的。在群体性行为中，人丧失了自己的独立个性与思想，失去了对绝对的价值真实的追问的可能，而是变得完全听从于自身欲望的摆布，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只剩下对欲望的直接满足，而且最好是尽可能迅速的满足：
群众已经全部陷于不幸的深渊（Unheilsabgründigkeit），人们已然退化为都市群氓，人已经颠倒为非人，这一切的缘由就在于存在的空洞，在于存在蜕变为完全表面化的欲望生活，人丧失了他的根源（Wurzelursprung），他与根源之间的联系被彻底切断，以至于只剩下一个危如累卵的个人生活（Eigenleben）存在，一个昏暗的完全外部化的个人生活，里面孕育着不幸，孕育着死亡，噢，孕育着一个神秘的地狱般的结局。
没有信仰的世界黑夜时代也是贫困的时代，因为人丧失了他的根源，这个“根源”指的就是绝对的价值真实，是那个规定并约束现世世界意义的超感性世界。人与上帝之间的联系因为上帝的隐遁而被切断，个人生活因为失去了赖以存在的根基而变得摇摇欲坠，人的生活因为失去了神性的光芒而变得昏暗，人的存在因为失去了内在的价值核心而变得中空，只剩下完全表面化、外部化的欲望生活。在这里，“存在的空洞”与“表面化的欲望生活”事实上都是虚无主义的隐喻，象征着走上历史这条道路的个人最终依然要在虚无主义的深渊中挣扎。
一百多年前就有诗人预感到了离弃上帝必然跌入世界的黑夜。荷尔德林清楚地懂得，天堂般原始状态的丧失是人类成熟的一个必然阶段。纯洁的东西只能在不纯洁的东西中显示出来，因而，人性跌入世界的黑夜带有命定的色彩。上帝的隐遁是必然的，人必须经历黑夜中的漂泊，才会懂得上帝的恩典，否则即使上帝近在咫尺，人们也会视而不见。但是一个潜在的危险就是，跌入了黑夜深渊的人性也可能会忘却过去的来源，变得在黑夜中流连忘返，转而拥抱起黑夜中的恶和荒诞，满足于黑夜中寒冷且残酷的快乐，一味地过着完全肤浅的、表面化的欲望生活。海德格尔有言：“世界黑夜的贫困时代久矣。世界黑夜愈是趋近夜半，贫困就愈是隐匿其本质，愈是占据了更具对的统治。不光是神圣作为通往神性的踪迹消失了，甚至那些导向这一消失了的踪迹的踪迹也几乎消失殆尽了。”所以在夜色渐深的时候，人们早已渐渐忘却了自身的贫困，转而满足于当前的生活。“人已经颠倒为非人”。
船抵港口的时候已经是天黑。无数的城市民众已经等候在那里，为的是庆祝罗马皇帝四十三岁的生日。负责照明的是一群手持火把的士兵，这象征着在神性光芒消隐之时，群众只能在作为权威暴力出现的国家那里找到似是而非的光亮，那并不是神圣的天空的光芒，而只是人世的人造光源。人们听凭那光亮的指引，却并不知这光亮将把他们指引向哪里。也正是此时，重病的维吉尔见到了那个混乱而又漫无目的的人群（Masse）：“（皇帝的船靠岸了）那迟钝的群众巨兽一直在待着这一刻的到来，好让自己欢呼的嚎叫喷发而出，现在这一切终于开始了，无休无止，欢庆胜利一般，震人心魄，肆无忌惮，令人恐惧，壮观，俯首贴耳，在一个人面前顶礼膜拜。”当维吉尔被人用轿子抬着走向皇帝行宫的时候，在广场之上，他的轿子就为这一“群众巨兽”所包围，这也给了诗人机会，让他可以从更近的距离见证人性的自私与堕落：“噪声越来越嘈杂，人们之间相互推搡、相互挤靠的势头也越来越猛烈、越来越无所顾忌，而人们这样做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好玩或者是为了让自己更容易通过”。引文里所发生的一切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德文“Ellbogengesellschaft”（人人自私的社会）一词，作家是用这段描写来表现出世界的冥暗和人性的恶。就在诗人的轿子在广场上寸步难行，寻觅不到出路的时候，一个在港口出现的小男孩突然来到轿子的前面，并且承担了引领者的角色。有关这个小男孩的作用与象征意义我们将在后面详述。在这里，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小男孩的行为在人群中所起到的反应。小男孩从身旁的人那里夺过火把，并且高呼：“为维吉尔让路！”“为你们的诗人让路！”“诗人”这样一个对于人群并不清晰的概念，再加上维吉尔因重病而变得发黄的脸庞，在人群那里造成了一种神秘的印象，而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显然找到了正确的表达词汇：“一个魔法师，皇帝的魔法师！”
听到这句话，本来有些惊恐于维吉尔病态的眼神的人们突然聚拢了过来，一个妓女尖叫着冲向轿子：“给我一个爱情魔法！”而旁边的一个水手却把妓女的要求解释为下流的黄色笑话。欧洲中世纪的传说曾经认为维吉尔是一个魔法师，认为他能够作出正确的预言，并且能够治愈人的疾病，布洛赫在这里可能是对此有所影射。但是这个事情本身却体现了更为深刻的内涵：对于大众来说，一个诗人，以及诗人所能提供的认识根本就是多余的。在黑夜中徘徊日久的人群已经逐渐变得在黑夜中流连忘返，渐渐对黑夜所带来的贫困变得麻木不仁、视而不见，完全满足于表面化的生活，而对真正的认识却嗤之以鼻。他们更愿意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所以他们才会把维吉尔的“诗人”职责误解为“魔法师”，因为群众中的人是迷信的，而迷信正是时代的贫困症状之一。正是在人群之中，维吉尔真正认识了时代的贫困：人本身发生了转变，没有了形而上意义的人，只剩下历史的人；没有了抽象、一般的人，只剩下群众的人，国家的人。群众的人丧失了独立思考与行动的能力，而完全盲从于自然本能。人的内心也因此变得越来越匮乏。民众更愿意相信迷信，而不是真正的认识。而妓女与水手的情节则象征着，群众的人之间已经丧失了真正的关爱、理解与互助，而这正是时代价值贫困的真正表现。“迷信与对真理、爱、帮助和理解的拒绝是群众的心理贫困中最为严重者。”也正是在此时，在众人包围之中，维吉尔嗅到了“从人形兽（Menschentiere）和他们每日搜集、每日啃咬的饲料那里散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污浊臭气”。作者用“人形兽”和“饲料”这样的贬义词来说明，群众的人已经完全沉沦于虚无的深渊，变得和动物没有任何区别。而“污浊的臭气”正是人的内心越来越黑暗，越来越贫困的象征。而这也正是诗人维吉尔关于存在与现世的基本判断。
在没有信仰的世界之夜，群众因为缺少了神性光芒的指引而在黑夜中寻觅不到方向，并因此陷入了混乱与恐慌。陷入恐慌的群众只能绝望地找寻能够带给他们安全感的依托，在上帝缺席的情况下，群众最后找到的只能是以历史国家元首的形象出现的民族领袖，一个皇帝或者是一个希特勒，希望他可以帮助他们找到前进的方向。在《维吉尔之死》当中，屋大维的城堡就是权力的象征，而群众则把它视作是他们杂乱无章的运动的目标，一个似乎可以为他们给出意义和价值的目标：
城堡就耸立在那里，喧闹的火把之海围绕着它，它是那么的不可抗拒，那么的神秘诱人，那些相互拥挤、喘着粗气、脚步沉重的人群都不可抗拒地为其所吸引，把它看作给出意义和方向的目标，那是人群不可遏止的渴望的意志，那是他们压抑不住的方向欲的目标，而这周围也是一幅神秘力量的图景，那是一种令人惊恐的力量，散发着迟钝、麻木的气息，却从来未曾为人所发觉，对于每个个体的动物，对于每个个体的人，这都是不可捉摸的，噢，这一切是如此的神秘莫测，以致他们每一个的心中都翻滚着那个问题，试图追问潜藏在火焰之堡中，并且从中放射而出的那个巨大的吸引力的意义与原因，每个人都害怕答案，也期待答案，即使没有人能够给自己一个真正的答案，但是作为对意识的拯救，对人性和灵魂的拯救，就算是最贫乏的、最不充分的答案也适合于给人以希望，这答案完全可以骄傲地宣称自己是对存在的拯救；——“酒”，这是一种答案，“免费的酒”，“看御林军”，这也是一种答案，“皇帝要作演讲”，这是另外一个答案，突然，一个喘着粗气的声音高喊：“他们已经开始撒钱了！”城堡就这样向他们释放着吸引力，他们就这样鼓舞和刺激着自己和其他人，为的是避免自己对那巨大的诱惑感到绝望，虽然确定无疑的失望已经在激发人渴望的神秘城墙那里等候着他们，但是他们唯有刺激自己，以免他们害怕失望的心情会让那狂热的渴望因此熄灭，那是对分赃（Teilhaberschaft）的渴望：巨大的希望换来的是廉价的回答，廉价的呼唤，廉价的刺激，但是每次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抽搐透过那人群，透过那些肉体，透过那些灵魂，含混地向那共同的目标冲击，猛烈，猥亵，却也不可抗拒，呼喊声与脚步声聚成一团，一步、一步向那燃烧的虚无（einloderndesNichts）之内冲击。而漂浮在人们头上的就是那团浓重的人群的臭气，夹杂着火把的黑烟，浓烈的烟雾，根本无法呼吸，刺人鼻肺，令人窒息，那些浓厚的褐色的烟云就滞留在无法流动的空气之中，懒洋洋地叠在一起，一层又一层，噢，那是地狱之雾的云层，沉重，不可切分，也无法穿透，那是地狱之雾的天花板！是否还有出路？是否还有路可逃？噢，回去！回到船那里去，至少那里还可以安静地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