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已夜半，夜色最为黑暗。无法安然入睡的诗人透过房间的窗子看到了一个毫无廉耻的场景。两个男人与一个女人陷入了一场争斗，这实际上是从最低级的层次展现世界的恶与人的不义。在这里，布洛赫主要使用声音作为媒介来反映这一主题。而这一场景的高潮就是那三个人所发出的一个地狱般的尖笑的三重唱，而这是“尖厉的笑声，在这恶魔般的笑声里，人的一切价值都被消解为原始的混乱，这笑声就是虚无主义的象征。”这些人的笑声与前面穷巷中的那些母亲的笑声有着直接的联系。在这笑声中，维吉尔见证了自己最不想见证的事情：人性跌入黑夜深渊后已经流连忘返、乐此不疲，人已经快意地拥抱着黑夜中的恶与荒诞，漫漫长夜的无边痛苦早已变成了赞美痛苦与冷酷的快乐，人性已经坠入黑夜深渊中的虚无。
然而，在这笑声中，维吉尔突然发现，这笑声却是如此美丽。但是他进一步发现，美实质上是向原始混乱的一种倒退，因为在上帝消遁的世界黑夜，艺术的美在肯定有限生命的前提下将有限生命绝对化了。既然唯有生命欠缺本身值得肯定，那么在审美的光照下，生命欠缺及其连带的邪恶、纵情、混浊都得到了肯定。再也没有神性的眼睛盯视着生命本身没有涤净的原始性，邪恶与无耻也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徜徉于世。如果一切以审美的标准来衡量问题，丑即是美，即使兽性和邪恶也会在迷人的审美中发出诱人的光芒。在这里，布洛赫实际上是坚持自己一贯的救赎立场，对“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展开抨击。在维吉尔看来，美的知识与认识实质上都是“无知识”与“无认识，简单的说就是虚无本身。而作为艺术家的诗人仅仅只是一个尼采美学意义上的“迷醉”的带来者（Rauschbringer），而不是“救赎”的带来者（Heilsbringer）。借维吉尔之口，布洛赫说出了他对于为人们带来“救赎”的领袖的理解：“他摒弃美的语言，他直入这语言的冷酷的表面之下，直入诗的表面之下，他被推向了简单的言语，这简单的言语因为对于死亡的贴近与认识而具备了打破他人的封闭性的能力，能够抚平他的恐惧与残酷，让他可以得到真正的帮助，他被推向了直接的善的简单语言，推向了直接的人的美德的简单语言，推向了唤醒的语言。”
然而，维吉尔自己却是一个服务于“美”的诗人，虽然诗人的歌声依然栖居在贫困的大地之上，虽然诗人的词语依然持有神圣的踪迹，但是在这个面临价值的绝对虚无的现代，艺术更多地是作为体验（Erleben）的对象出现的，艺术原初的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冲突被简单化为人类自身生命的表达，诗的救赎意识被淡化和漠视，所以维吉尔会突然发现，那邪恶的笑声竟然如此美丽。不过，维吉尔早已在穷巷的母亲的笑声中重获了罪感意识，并进一步在懊悔感对灵魂的涤荡下，化解了自傲的自足意识，重新确认了诗的救赎道路。所以他才会进一步认识到，那种单纯以艺术为最高价值的唯美主义只是达到了表面上的无限与绝对，它只是肯定生命的欠缺，而并不能赎回生命的欠缺，因此也就无法像源于神圣天父的绝对价值一样能够确保置身于丑恶与虚妄的人有其安身立命之所。而在死亡与爱的本质领域统统被遮蔽的虚无时代，植根于感性世界的唯美主义根本无法担当超感性的意义世界的上帝的任务，上述本质领域的存在澄明也就根本无从达到。
维吉尔终于意识到，在那地狱般的狂笑声中，一切的真实都被“消除”，“在那狂笑的讥诮之下，世界的存在不再具有任何有效的真实，答案已经被扬弃，认识的责任（Erkenntnispflicht）已经被扬弃，对于认识的责任的非无效性所抱有的巨大希望已经被扬弃，也许并不是因为认识责任的无效性，而是可能由于它在美的僵化的空间中、其崩溃的空间中、在狂笑的空间中的多余性。”。他不得不痛苦的看到，“创造的誓约（Sch·pfungseid）”、即创造认识与真实的秩序与约束（属于上帝的那个超感性世界），已经虚无主义所破坏。而在维吉尔看来，他在窗口所见到的三个男女正是“创造的誓约”被打破的见证者。这些人既是见证者，也是指控人，在他们身上，维吉尔看到了自己与他们同样的罪：“因为他与他们一样，对于那早已被打破并且被进一步破坏的誓言一无所知，他们从最初就已经遗忘了誓约，遗忘了责任，是的，他们的罪甚至也因此变得更大，因为责任单纯源于誓约，因为意义单纯源于誓约，那是植根于责任的所有存在的意义，当誓约被打破、责任被遗忘之时，任何东西都不再具有意义，这誓约已被设定为隐秘的原－初（Ur-Anfang），诸神与人类都必须遵从，尽管他们都不知道它的存在，没有人知道，除了那个未知的上帝，因为他是天神中最为隐密者，所有的语言都发源于他，为的是重新回归到他那里，他是誓约与祈祷的守护者，责任的守护者。”这里突出的正是我们所一再强调的基督教意义上的“原罪”，即人与自身的价值本源（上帝）的关系的断裂，人的性命的拟神性被损坏，所以人的性命沉沦到比自然性更糟的状态中，而这就只有依靠上帝的再次创生（恩典）行动，才可能回到从前的拟神的二次创生性状态。上帝的恩典行动是上帝的“隐秘意旨”（beneplacitum），这一意旨虽然因为上帝的圣爱而已经事先确定，但是却并不为人所知，这也正是维吉尔所谓的“创造的誓约”，即人重新得到创生的命运。而这一誓约正是人的存在的一切责任与意义的源泉。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帝是这个誓约的“守护者”，是人类责任与世界意义的“守护者”。
然而，在茫昧黑夜的虚无中，人与世界都陷入了双重的贫困，“创造的誓约”也因此被打破。在上帝的身位发生转移的世界黑夜，上帝的恩典早已为人们所遗忘，圣灵（“命运”）作为上帝的恩典过程的主导力量不再是能让人崇敬的个体。神圣的上帝虽然依旧真实地存在，但是人们却早已对此不闻不问，因为人们已经离开神圣者太远，在精神虚无的黑夜中睡得太沉，已经化为死寂、清冷、无情的石头，对于未知的、不可见的神圣无动于衷，终日与罪为伍，以丑为美，以恶为乐。而这也正是布洛赫在作品中所力图表现的群众心理主题，都市群氓已经失去了在群体之中去爱、去帮助、去认识的能力，真正的意义与价值都成了多余的摆设，只适合待在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在诗人的面前展开的就是这样一个虚无世界，“交织着美，并在笑声中碎裂，丧失语言，毫无集群归属感”。
作为诗人，维吉尔对于虚无世界中“语言的丧失”感觉尤为苦痛，语言因为人对誓约的遗忘而已丧失了神圣的精神，只还在诗人的歌唱中保留些微的神圣踪迹。人已经把语言陷入“语言之上与语言之下”（über-undUntersprachlichkeit），根本无法担当一个遵守“誓约”的人类社会的语言的责任。维吉尔因此曾被逼向大地，为了神圣的精神而在黑夜中走遍大地，希望在那里守候到上帝的到来，希望上帝那予人解脱的言说能够将语言从“超语言与下语言之处”带回，并将其“从美的迷雾中拯救出来，从狂笑的碎裂中拯救出来，从为人所误导而入的含混不清的灌木丛中拯救出来，重新成为创造誓约的工具”。然而，徘徊于大地之上的诗人却最终坠落在艺术的美的迷雾之中，既然作为“存在之家”的语言已经堕入迷雾，那么人的所有存在也只能是处于遮蔽状态之下，以至于人已经无法认识其存在的本质领域，因此也就遗忘了神圣的“创造的誓约”。
但是对于歌唱中依然保留着神圣踪迹的诗人来说，这三个男女的狂笑声恰好提醒了他的罪与过，让他终于认识到自己的罪乃是对于“创造的誓约”以及责任的遗忘。“责任，尘世的责任，帮助的责任，唤醒的责任；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的责任，甚至人对于神的义务和神对于人的义务都是帮助。”从根本上说，“这一帮助的责任”（diePflichtzurHilfe）正是神圣的“创造誓约”、即上帝的恩典行动的直接要求。而责任本身所直接体现的精神意向正是基督教意义上的爱感，是“我”与“他人”之间在体同情的体现。作为基督教爱感意向的根本，在体同情乃是上帝的恩典临世的印迹，是超逾一切自然性的圣爱行动本身。在体同情肯定生命的方式是，每个生命不仅是一种自然性财富，更是上帝手中最高的财富，自然生命的意义在且仅在圣爱中得到最终辩护。因此，同情发生在两个个体生命在上帝恩典中的相遇，是神圣的爱在两个身体中的共显，个体生命的存在通过同情显发为在上帝手中的共在感，我奉献于他人与我领承于他人，都是上帝恩典的纯粹爱意的结果。爱感的同情是上帝的恩典在人身的惠临，在体同情则是这惠临的显现，从而个体生命才能承负起自然性生命的欠缺，显发为生命真实的救赎。正因为在体同情的存在，“帮助”才会成为我与他人的尘世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