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健康只有日趋恶劣，终于累得无法起身。她自忖大限已到，于是在1857年11月6日写下遗书，寄给锡德尼·赫伯特。
在克里米亚她曾亲笔写下遗嘱，但此刻她连提笔的力气都已没有，因此，必须劳动舅舅才能完成最后的遗言。
在遗书中，她仍然无法忘记终身所抱的志向。
等待她康复后建立护士学校的5000镑“弗罗伦丝基金”，只好转交圣汤姆斯医院处理，并且希望把父母身后她所得到的大笔遗产作为示范医院的建设资金，并规定其中必须包括图书室、化学实验室、娱乐场、操场等设备。
她把后事交代得非常清楚，现在节录一部分如下：
“主啊！我在此听候您的召唤：……我高高兴兴，勇敢果决地到斯卡特里，现在我也要快快乐乐，毫无畏惧地回到您的面前！
大家都知道，派我到斯卡特里是您赐给我最大的关爱，现在您将带我去的地方，是否也允许我从事护士的工作呢……”
那诚挚无畏的态度，像一首传奇的歌曲，表达了一个基督教徒对生命负责到底，对使命负责到底的精神。
但“小陆军部”的改革方案一直搁浅。
至此，由于南丁格尔的病重，一切陷入绝望。
这一切，在她的心中或许还有许多打不开的死结，但在她垂死之前，却念念不忘这一改革方案。
幸而这时家中有一件喜庆大事，把全家的注意力和兴趣都吸引过去了。
前一年夏天，樊妮从勃灵顿饭店写信告诉威廉，有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曾经来访过。这位哈里·维尔尼男爵是金翰群历史上著名的克莱顿庄园的产权人，年56岁，鳏居，个子非常高，仪表堂堂，很有贵族气派，是当时英国著名的美男子。1857年夏天，这位男爵曾向南丁格尔小姐求过婚，但被拒绝。但此后却经常出入于恩普利庄园，这年冬天又同芭斯产生了感情。1858年4月，他们宣布订婚，6月在恩普利悄然举行了小小的婚礼。
这样一来，芭斯一心盘算着如何当一个“维尔尼男爵夫人”式的贵妇，樊妮也迷醉在嫁女儿的家庭欢乐中。弗罗伦丝终于过上了安生日子。
这是她一生中最宁静的日子。
她一个人筋疲力尽地躺在勃灵顿饭店的新套房中，相信自己活不了几个月了，周围的人也这样想。
玛依姑妈搬过来与她同住，想使她在临终的日子里心情轻松地度过。
玛依姑妈的女婿，诗人亚瑟·休·克劳，随着也成了弗罗伦丝·南丁格尔的“奴隶”，终日“像匹拉车的马”心甘情愿地（如南丁格尔小姐后来回忆时所说）为她记写备忘录，起草书信，递送报告。……
此时，南丁格尔一家人早已吓得躲得远远的。只有玛伊姑妈和克劳，像庙堂中的两个守护神一样一直守护着弗罗伦丝。
这是一种离奇的、温室育苗般的生存方式，死亡随时都会降临到她头上。
然而，就在这样一种环境气氛中，南丁格尔小姐躺在客厅的沙发上，难得坐起来，几乎从不外出走动，而她却更加顽强地工作着。
潘穆尔勋爵在斗争双方所施加压力的左右下，再次在“扫荡分会”的问题上让步退缩。锡德尼·赫伯特针对这种情况，专门找上门去同这位大臣进行了一次暴风骤雨式的长谈。
谈话后，这位大臣又一次承诺照办调查团所提的四项建议。
南丁格尔也看清了，谁能治服这头“野牛”，谁就是胜利者。
于是，她又想出一个新的斗争策略。舆论从来就是改革者最强有力的武器。她准备发动一次新闻攻势，向社会公布军队内部的腐朽内幕。
于是她亲自把已经写好的所有提纲、事实、数字及写作纲要统统提供给了报界。这些材料她都不署自己的姓名，甚至连她早期写成的小册子《英国军队死亡率研究》——都不是以她个人的姓名发表的。
顺便提一下，这本小册子若不是最先，也是最先者之一，以图表形式显示统计材料的。据南丁格尔本人认为，这种方法是她的首创。
1857年底，潘穆尔勋爵让步了。
四个分会都在12月份成立起来。
第二年5月，下院在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声中，通过了一系列的改革决议。
有位合作者写信给南丁格尔，说：
“您对增进英国军队的福利和效率所做的贡献超过了任何活着的男人或女人，感谢上帝，终于让我们都活着见到了您的成功。”
这是一个充满喜悦、充满希望的时刻。
阳光是那样的新；
空气是那样的清；
生命是那样的灵；
一切旧日随水而去；
一切新光随水而来；
一切都在流逝，但成功的胜利如美果一般留了下来。
南丁格尔所在的勃灵顿饭店“小陆军部”的套房整天熙来攘往，繁忙异常，像个蜂房似的。
南丁格尔把自己的寓所稍加布置，添置了地毯和窗帘，她靠在自己的卧榻上接待那些川流不息的高贵的来访者。
克拉琪，巴黎城中的才女和朋友，来看望她了。
一位新朋友道格拉斯·高尔顿也来看望她。
高尔顿同南丁格尔还有亲戚关系，他娶了漂亮的玛丽安娜·尼克尔森。
自从当年弗罗伦丝拒绝了玛丽安娜的哥哥亨利的求婚之后，玛丽安娜一气之下就同南丁格尔一家不来往了，现在又同她们言归于好。
只是南丁格尔忙得不可开交，无暇去看她，只写去了许多热情的书信。
高尔顿对南丁格尔小姐佩服得五体投地，几乎每天去看她，或写信问候。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件，与后世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系。印度已从东印度公司转由女王政府统辖。
许多来自印度的报告表明，那里的卫生状况糟得令人吃惊。
南丁格尔曾一再敦请政府成立皇家卫生委员会调查处理，这次，看起来她有希望成功。因为负责处理印度事务的第一国务秘书斯坦利勋爵是她的朋友和志同道合者。
但是万没想到，一个不幸的消息即将传来。
8 赫伯特之死
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情况恶化！
委员会四个分会的繁忙工作严重损耗了他的身体。
自1858年初开始，他渐渐地一日不如一日了。
赫伯特既得不到休息，也得不到关心。南丁格尔相信自己随时可能死去，早已不把一般的疾病放在心上。她拼命催促锡德尼·赫伯特迅速开展四个分会的工作；就连赫伯特的夫人也在催他。
丽莎·赫伯特非但不阻止他同弗罗伦丝的合作，反而极力赞助。在丈夫的全部活动中，这是她最欣赏、最支持的一部分，她极力接近南丁格尔，因为通过她，她与锡德尼的关系可以更为密切。
锡德尼·赫伯特这位才俊之士，犹如一匹骏马，渐渐地步入衰老期。
南丁格尔正因为将他视为知己和同志，所以以对待自己疾病和痛苦的方式同等地对待他。
他俩像并肩作战的战士，互相援助；但他俩又像不同凡响的男女朋友，互相格斗，争执而不伤对方的心，都以要强的姿态投入工作，可能南丁格尔的准则更为严峻一些。
南丁格尔忘不了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因照顾不周而死去的伤病员，那些辗转病床的痛苦让她觉得不容置疑地应投身改革工作中去，因为那是在救助苦难中的人们。
她自己义无返顾，所以对锡德尼·赫伯特的逼迫毫不留情。
救护苦难中的人，是他俩互相理解、互相支持的根本责任所在。
就这样，在踢马刺的驱逼下，锡德尼·赫伯特勉强度过了1858年。
第二年，他又被委任为陆军部大臣。
表面看来这是个胜利，现在身居当年潘穆尔勋爵的地位了，还有什么办不成的呢？
但是，只有如今处在潘穆尔的地位，他们才更清楚地看到，军队改革运动最主要的困难，在于陆军部的行政体制本身。
若要推行改革方案，首先要彻底改组陆军部。
在进行任何改革之前，必须对陆军部行政机构进行改组。
这样，锡德尼·赫伯特还得肩负起这样大的一项任务。
他又一次感到命运如此，义不容辞。
经与南丁格尔商议后，他着手“简化办事程序，取消责任不明的组织建制”。
南丁格尔参加了这一新的工作，但是处境艰难，几乎使她绝望。
早期那种兴高采烈的劲头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859年夏末，她再次病倒。但这次，她周围的人对她身体健康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人们形容她的性命“危在旦夕”，但是，已经“危在旦夕”达两年之久了。
玛依姑妈家里的人已不耐烦，催她回家忙自家的事情。由于克劳对她的事业的热忱，克劳家的正常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克劳本人的健康状况也很使人担忧，克劳家里人也开始催他回去。
两家人都抱怨南丁格尔小姐。
南丁格尔小姐很生气。
因为，有玛依姑妈在伦敦，这里办事情就容易得多。
10月，玛依姑妈和克劳还在勃灵顿陪伴着弗罗伦丝，表面看来一切正常，实际上大不如前。问题接二连三地到来了：克劳健康不良，玛依姑妈家里纠纷不断，陆军部的种种无法解决的复杂问题，尤其严重的是，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已经每况愈下了。
但命运之轮拖着他和南丁格尔一起前进。
若把南丁格尔为军队所做的事情总起来看，会使人难以置信。
任何人也不会强令自己去完成如此庞大的工作量。这些堆积如山的文件、报告、书信，通通是她亲手起草的。这要消耗多少精力啊！而在1859年，这还只是吃力的工作的一部分。
当时，她是全欧洲惟一的一位既有平民医院经验又有部队医院经验的人。她的知识和天资，使她不可避免地要被吸引到公共卫生工作领域中去。
1859年，她出版了一本论述医院建设的书——《医院札记》。
该书共出三版，书中提出的一些观点，直至今天对于受过专业教育培训的人也是有启发性的。
例如：降低一个医院的病员死亡率的办法主要靠改善通风、排水和搞好清洁卫生。
她写道：“说出来或许会令人感到奇怪，一个医院起码应当对病人无害，这一点应当列为医院的第一条必要条件。”
从此以后，不断有人就医院建设的有关问题向她请教，有的甚至从荷兰、普鲁士、印度、葡萄牙来征求她的意见。这包括一系列的技术问题，从怎样用管道供水，到医院里墙壁的颜色——她建议用“最浅的粉红色”。她给铁器商、工程师、建筑师等写过数百封信，甚至还有一篇名为《论污水槽》的长篇报告。
她还倡导实行了对医院病人统一登记和疾病分类统计的制度，并特地为此设计了一些示范性的表格。“使我们对不同医院、不同疾病的死亡率情况做到心中有数”。
伦敦绝大多数医院后来都采用了这种登记表。
南丁格尔觉得统计“比小说更生动有趣”。她说，她专爱“啃硬骨头”，弄清事实。
她的好朋友希拉莉·博纳姆·卡特回忆说：“弗罗伦丝不管多么疲惫不堪，一看到一长篇数目字，对她来说，总是最好的兴奋剂。”
随着卫生事业的改进和发展，护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了。但南丁格尔对这一事业的热忱丝毫未曾减退。
在1859年至1860年底，她筹办了护士学校。但是，时至1860年底，对她说来那项最最重要的事业，为了英国军队所做的工作，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锡德尼·赫伯特的健康终于完全垮了。
他病倒的时间是最糟不过了，因为，陆军部的改组工作只有他一个人能够胜任。“再打一仗吧，再打最后一次，最漂亮的大仗吧！”南丁格尔曾写信这样央求他，振作精神，鼓起最后的勇气，打完这最后一仗，就答应让他退休，好好休息。
锡德尼·赫伯特的精力此时已将消耗殆尽。医生说，他患的是肾脏疾病，已到晚期，无法治疗。医生建议只有完全卧床休息。而这个意见不仅南丁格尔和赫伯特夫人无法考虑，就连赫伯特本人也感到无法考虑，仍旧一味苦撑着。当改革运动同官僚守旧势力的斗争正处于白热化的时刻，他，这场斗争的中心人物，怎么能够躺倒休息呢？
到1861年5月底，南丁格尔托付给他的工作他都完成之后，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每天早上，他总是先靠在沙发上喝上两口白兰地酒，然后借着酒劲儿，“爬到”陆军部去上班。
这个坚强的人就是死也要站着死去。
6月7日，他写了个便笺给南丁格尔，说明自己确实必须退休了。
南丁格尔痛苦地答应了他。
他能忍受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生气，却不愿使她感到难过。
他常常这样说：“可怜的弗罗伦丝，她舍弃的更多啊！”她也重病缠身，心忧国事，于是他又亲自去拜望了南丁格尔小姐。
一场严峻的谈话开始了。
南丁格尔本人的精神和健康也正被愁苦和辛劳消磨着，她当然不愿看到眼前又倒下一个战士、一个忠诚的合作者。而锡德尼·赫伯特想到，如果他不去承当这一切，那就等于断送了英国军队。再说，还有谁能比南丁格尔舍弃的个人幸福、忍受的个人痛苦更多呢？
这样，他完全不顾自己的病情，又把一切都承担下来了。7月9日，他乘马车又一次来到勃灵顿饭店，向南丁格尔告别。他走路已摇摇晃晃，很吃力了，由别人扶着走上楼梯。这就是他们的最后一次会面。
他支撑着回到了威尔顿自己的住所，这个他如此熟悉而喜爱的地方。
“我热爱这里的每一个角落，这个地方宛若一个有灵之物，一个活人……”
三个星期之后，1861年8月2日的清晨，这位顽强的战士终于与世长辞了。他临终的话是对弗罗伦丝说的：“可怜的弗罗伦丝——我们共同的事业还没有完成……”
在南丁格尔忠诚无私精神的感召下，锡德尼·赫伯特临死也没有退出阵地。他死后，验尸的结果令医生感到惊奇：一个人病得这样严重尚能坚持工作一年之久，简直是奇迹！
又过了许多年，锡德尼·赫伯特与弗罗伦丝·南丁格尔小姐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才逐步得以实现。
锡德尼·赫伯特的心血并没有付诸东流。如果没有他的努力，英军士兵的悲苦境遇也许还要延宕半个世纪之久。
1857年的皇家卫生检查委员会也许并没有完成预定的任务，但它的成立，它的从无到有的发展，就是一个胜利，它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已经破晓。
锡德尼·赫伯特病逝两周后，南丁格尔小姐写成了一篇悼念他的回忆录——《锡德尼·赫伯特和他对英国军队的贡献》。此后，她永远地离开了勃灵顿饭店。她感到那像是一所“凶宅”，每当她凭窗眺望，总仿佛见到锡德尼·赫伯特就站在大街上。她又回到汉普斯村她的居室，完全沉湎在思念和悲哀之中。她十分哀痛，但并不悔恨自怜，她感到她忠实地履行了她的天职。回首往事，她问心无愧。但毕竟，在她的心中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变化。锡德尼·赫伯特在世时，她感到，她是一只手，而锡德尼·赫伯特是这只手中的利器；而此刻，每当想起他，她就会感到锡德尼·赫伯特才是他们共同事业的主人和“大帅”，而且在感情上与他似乎也更加难舍难离。她写道，“没有人像我那样敬仰他，追随着他，没有人像我那样地了解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