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塞尔在报道中指出，英国政府似乎天真地认为这是一场不会流血或死亡的战争，因此没有准备任何为伤兵服务的医疗设备。直到阿尔玛战役之后，才在斯卡特里向土耳其借了一栋年久失修、大而简陋的建筑物充作临时医院。因为事先未经整顿，不仅外表破旧，内部也零乱不堪，加上全无医疗设备，所以虽名之为医院，受伤和生病的士兵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使得一些本来可以救治的伤病员，丧失了宝贵的生命。
在联军阿尔玛大战旗开得胜之后，英国政府正在洋洋得意，如今拉塞尔的报道，无异是在他们头上浇了一盆冷水。
12日，拉塞尔的第二篇报道被刊登在报纸上，这是一封很长又很详细的战地报道：“我相信前线战士由于没有健全的医疗设备，以致无法得到完善治疗而惨痛死去的消息传到后方，必定会引起一阵骚动或令人无法相信。但，这却是事实，不仅医护人员不足，就连包扎伤口的绷带也奇缺无比，我真不知该如何表达内心的愤怒和惨痛的事实！那些不忍目睹这种惨状的百姓们，纷纷捐出旧衣服和床单代替绷带使用……”
接着，第三篇报道又来了：
“几天来，令人悲痛的景象使我对祖国军队医疗设备的贫乏感到悲愤与震惊！受伤和生病的士兵根本没有被当做人来看待。他们独自呻吟，却没有人照顾他们。法国军队的情况就比较好，他们不论是医疗技术或设备都很完善，又有足够的外科医生，以及50多位受过严格训练，具有服务、牺牲精神的姐妹会会员来协助医疗工作……”
19世纪的英国制度中明文规定，妻子有权随丈夫出征，下面这一封追随丈夫远征的士官夫人所写回来的信，也会引起社会人士的注意：
“多么悲惨的事！如果你也能目睹这些可怕的景象，相信你会和我一样哀痛欲绝。站在简陋而宽敞的临时医院里，却仍然可见外面街道上到处零乱地横躺着受伤和生病的士兵。
他们与我虽仅咫尺之隔，但我已无法再腾出分寸的空位容纳他们。眼看着这种惨状，我却爱莫能助，只有尽量不去想他们，以求片刻的安宁，因为我和另一位士官夫人都不懂医疗知识，我们唯一能尽力的就是炊事工作。这里太需要护士了，但却一位也没有。
法军里的50多位护士每天所要做的事是多么繁重，你应该可以想像得到……”
此外，士兵们寄回的家书中，也以相同的心情来描述战场的悲惨和医疗设备的缺乏。一再传来的消息，使英国全体人民悲愤不已，严厉谴责政府和深切同情战场上的同胞。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为什么一个国家的陆军医疗设备会简陋到这般田地呢？
很明显，40多年来和平岁月使他们太松散，而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事情。
更可笑的是，战区医务实况陆军部却毫不知情，调查结果也不知错在何处，该由谁来负责？
14日，《泰晤士报》上出现了下面的投书：“为了斯卡特里的士兵，举国上下的妇女，难道没有一位具有服务、牺牲、仁慈的心肠吗？难道没有一个人愿意挺身而出，去做有意义的事吗？五十多位法国特派修女，正在垂死和受伤的士兵身旁为他们服务，给他们鼓励和安慰。
为什么英国妇女在献身救护的工作上要输给法国人呢？难道我们没有‘仁慈的姊妹’吗？
我相信，只要有一个健全的组织，身体健康、心地善良的英国妇女，必定会踊跃地加入救护行列。”
12月，《泰晤士报》也曾发表了一篇社论《不要遗弃远征同胞》向全国人民呼吁。
这次报道，引起了人民热烈的反应，为了拯救远方战士及慰问他们的辛劳，各地纷纷举办捐款活动，一天之内竟收到高达2000英镑的金额。
“难道我们没有‘仁慈的姊妹’吗？”这才是关键所在，因此组织医护姊妹团的事，也受到众人的注目。
3 毛遂自荐
由于派遣护士到斯卡特里医院，哈雷街的监督办公室顿时忙碌不堪。
经过《泰晤士报》的宣传报道之后，人们的热情与日俱增。处在这种情况下，南丁格尔的内心在想些什么？
从海的那一边传来伤病士兵们的呻吟声，时时刻刻都在南丁格尔的耳边萦绕。
机会来了！
34年漫长的岁月，她所做的点点滴滴，似乎都是为了等待这一天的来临，只要她认为该做的，她从不犹豫。从她小时候照顾牧羊犬的事，我们不难看出她的坚决果敢。
10月14日，她向现任陆军财政大臣西德尼·赫伯特，她的朋友，及赫伯特夫人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赫伯特夫人：
今天早上我到府上拜访您，但因事前不曾与您取得联络，以致拜访未遇。
我现任医疗督察工作，关于组织自愿医护队前往斯卡特里的计划，希望能与您的先生做一次详谈。
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非常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她捐了两百英镑作为三位护士的费用，因此吃、住以及的一切费用，我们都可自己供给，绝不会增加政府的负担。
我虽不敢完全相信《泰晤士报》的报道，但我确信我们将有助于可怜的伤病士兵。
不知赫伯特先生有什么意见？是否官方会反对？万一有不方便的地方，希望赫伯特先生能给我一封推荐函，这将使我无上的荣幸与感激！
至于医院所需的用品，应当注意些什么？请赫伯特先生不吝赐教！我曾问过陆军医疗总督史密斯博士，他说无需任何物品，但为慎重起见，还是请教您的意见。
我们预计在17号，也就是星期二出发，大约21日可抵达君士坦丁堡，当天再换船前往。
舅舅已经替我到恩普利去请求双亲了！
至于要得到陆军大臣纽卡司特的许可，是否要我写申请书呢？
致我最敬爱的夫人。
您的好友
F·南丁格尔敬上
附：这不是公开的信，请您当私函处理。
14日星期六，当南丁格尔把信投入哈雷街的邮筒时，赫伯特夫妻正在前往布鲁伦蒙斯的路上。他们一早就出门，准备到郊外度周末，所以没有收到南丁格尔的信。但是15号那天，赫伯特却在宁静的别墅中写了一封信给南丁格尔。
亲爱的南丁格尔小姐：
关于斯卡特里医院的情形，你应该已从报上得到很详细的消息。根据报道说那里的医师和医疗物资都非常缺乏，那只是一时补充不足所造成的，现在所有的必需品都足够了。
除了加派两倍以上的医生前往外，已经送了好几公吨的医务用物品到前线去了。
所以，现在惟一欠缺的就是护士，你也知道，战场上一向都是选用男性医护人员，因此，没有女护士。
如果护士们必须随着军队到处流动的话，实在是很麻烦。如今斯卡特里有医院的设备，医疗人员不必到处迁移，我们才决定派遣女性前往从事医疗工作。
而且，男性医护员手脚比较粗笨，经验不足，在真正急用时，反而派不上用场，改用女性护理人员，确实有必要的。
现在，我身边已有一大堆的自愿书，但这些贵夫人连医院在哪儿都不知道，更谈不上医护知识或了解工作性质了！这些人派到前线去，除了增加麻烦外，绝不可能有任何帮助。
而且战地严格规定，护士除了要遵守一切纪律，还要绝对服从医生的命令，这些恐怕也不是她们办得到的。
现任医疗总督史密斯博士手下的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曾要求我让她亲赴前线，或挑选她苦心训练的护士前往。
伯明翰医院的前任牧师休姆，也要求以神甫的身份带领两个女儿和12名护士前往战地医院。休姆曾在军队中服务7年，对军队医疗情形十分熟悉，而且为人正直，心地善良，又有一颗虔诚的心和服务的精神。
从这些热忱的来信中，组织护士队所需人员已不成问题，但是要从中精挑细选，确定她们的才能和牺牲的精神，以及团队精神，成为一支优秀队伍，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休姆也和我讨论过这件事。
玛莉亚·弗里斯达夫人并未事先调查自愿远征的护士资质，对于表现卓越、训练有素的护士，她不能完全掌握，至于统领一支队伍，恐怕她力有不足。
据我所知，具有组织才能，并能够督导指挥护士群，圆满完成任务的，全英国只有一人。
我相信，组织远征护士队的难处，你比谁都了解。在一个繁琐、杂乱的战地医院工作，必须具备丰富的知识、强烈的同情心、身体强健、勇气十足的女性才能胜任。这种人选已很难找到，更何况还需具有管理、组织和指挥能力的领导人才呢？
领导者工作的能力，直接影响整支队伍的行政效率，万一选择不当，不但会造成严重损失，也将贻笑世人，且无助于战地救护。
我写这封信的目的，你应该明白，因为只有你才能够挑起这个重任，希望你详细安排一切，接受这个任务。
如果你愿意承担重责，那么所有远征的姊妹都由你全权管理。
至于医务局方面，必定会尽量配合你，和你合作，这是无可置疑的。而且你也有权向官方申请任何物质支援，或提出医务报告和要求。诸如这些小节，无法在信中一一说明，只好等见面时再详谈，无论你的决定如何，我都希望你能全力支持我。
我绝不为难或勉强你，但有一件事你必须了解的，那就是这个计划的成败，完全在于你的决定。
以你的人格、气质、学识、社会经验以及身份地位，想再找出第二位像你这样的人，恐怕不多了。
无论如何，对于伤病士兵的医疗服务工作，我们必须全力以赴。不仅拯救了无数受苦受难的战士，同时也扫除英国长久以来的社会偏见，为公益事业铺下一条坦途，相信从此以后许多服务事业都会尾随而起。
我对你的决定，不敢抱着过于乐观的态度，但如果你愿意，佛洛斯·布里基夫妇将与你同行。现在丽莎正提笔写信，把这件事告诉布里基夫人。
明天上午我会回到伦敦，我希望在下午三点至五点这段时间与你会谈，请你自动向陆军部联络。
除了你本身的问题以外，不知你的父母意见如何？
现在，我站在国家立场上，代表全体国民向你请求，我衷心期盼你的双亲能重新考虑，以国事为重。并虔诚祝福你。
你的好友
西德尼·赫伯特敬上
这真是一封真诚而感人的信，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找到一位如此谦诚、尽责的大臣，肯执笔向一位女性请求。然而有资格接受国家大臣如此礼遇的女性，也恐怕不多。
赫伯特虽是一位军务大臣，但他的职责只是掌管陆军财务，对于派遣的工作，应当是陆军大臣纽卡司特的事，但因为国家处于战争期，军务特别忙碌，所以这件工作才委交赫伯特全权代理。
如果赫伯特不认识南丁格尔，想必他也没有勇气接受这项重大的责任，虽然他交友很广，其中也不乏知名度很高的人物，但能够献身为国，并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并不多。赫伯特和南丁格尔之间的合作，形成了一股力量，不断地为社会贡献自己的才能，这也就是他们的友谊能够历久弥坚的原因。
这一次有趣的巧合，使双方都吐露了自己的心愿，同时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正当南丁格尔在哈雷街的宿舍中展信细读时，赫伯特也满意地对着南丁格尔的来信露出喜悦的笑容。彼此双方似乎存在着一种默契。
南丁格尔的毛遂自荐和赫伯特的伯乐相马一致了。
4 离开伦敦前
10月16日，南丁格尔拜见赫伯特，并做了一次很愉快的谈话。三天之后，派令及详细的指示便正式下达。
除了佛洛斯·布里基夫妇同行外，又多了一位坚强的随行者，那就是《泰晤士报》的记者——马可。
马可负责把《泰晤士报》所募得的金额，送往前线慰劳战士，他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认识了南丁格尔，因此结伴同行，并答应互相合作。
一向站在反对立场的母亲，知道这是国家大事，南丁格尔受全国人民之托，担负重要任务，因此也不再坚持己意。姐姐更是一反常态，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朋友：“每一个细节的巧妙结合，使南丁格尔成为这次医护工作中最适当的人选，真叫人万分诧异！好像南丁格尔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等候这个日子来临。过去她所做的每一件事，现在都产生效果，发挥最大的功用，一点儿也没有白费。多年来，南丁格尔所做的各种调查，深入研究并搜集资料的工作——对天主教服务精神的喜爱，到凯撒沃兹所做的内部调查，以及与各阶层人士交往所学到的通情达理、应对自如的高雅风范，如今都成为她最宝贵的财富。”
姐姐和母亲过去始终站在同一阵线，坚持反对南丁格尔，认为她是一个不可理喻的怪人，但是现在南丁格尔的每一句话，却变得非常动听。
“神的召唤！”大家都相信这是神的召唤！
21日，也就是和赫伯特谈话后的第五天，南丁格尔离开了伦敦。在短短的四天中，除了整理行装，处理琐碎的事情，最使她头痛的就是赫伯特一再强调关于挑选护士的工作，她想尽办法，征求护士。
她征求的要求是对病人有爱心、有服务精神和强健体力，并且具备丰富的医疗常识，且到克里米亚之后没有后顾之忧的女性。
虽然人才难寻，但是这一次工作的成败得失，完全维系于医护人员素质的高低，所以选择的标准，绝对不可轻易放宽。
更何况如赫伯特说的，这件事不仅在军事上是挽救伤兵性命；而且，也是确定妇女才能的重大考验。再就大体来说，更是对国家、对社会公益有深切影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计划。
在当时保守的英国民风中，国家授予大权和重责给一位女子，派遣她前往战场，不能不说是一项重大的决定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