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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章 非常环境下的中国状况和对策(2)

第二,大小非锁定的时间太短并且解禁的时间过于集中,这是造成市场供求严重失衡的重要原因。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布之初,多次向管理层提出的关于大大延长大小非的解禁期,或者是高对价、快流通(非流通股至少三股缩一股),特别是不能在一两年的时间内集中解禁,否则股市就会在解禁期内滑进万丈深渊的建议并没有被管理层采纳,在后来的两年牛市中,管理层甚至无限风光并被一些投资者无限推崇,甚至出现了“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近乎肉麻的吹捧。

第三,在股权分置改革还远没有完成的情况下就匆忙地实施了新老划断并且上了大量的权重股,进而形成了巨量的解禁股。而且这些解禁股在时间上与大小非高度重叠,现在解禁股的数量已经是当初股改时的3倍多,结果导致中国股市在3年内,股票的供给量暴增并且彻底改变了整个市场的供求关系,彻底摧毁了中国股市的股值体系,彻底紊乱了中国股市的发展预期,导致市场出现了今天这样的积重难返、哀鸿遍野的惨烈情景。

专家指出,中国股市的定价权在现在和未来的一个长时期中,都已经不由金融资本决定而由产业资本决定,大小非和解禁股在未来的3年内不仅决定着中国股市的价格,而且还掌握着中国股市乃至中国股民的命运。一个由产业资本决定价格甚至肆意蹂躏的资本市场,根本就不可能成为有效的和有序的市场,也根本不可能具有资本市场的独特功能和运行机制,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价值发现功能和资源配置功能。也就是说,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大小非和解禁股都已成为中国股市的长期重大隐患,这个隐患如果不能有效化解,那么即使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出现好转,股市也很难走出熊市,就像2001~2005年那样。如果不进行果断的和重大的政策调整,如果不能有效地矫正股改的重大失误并解决股改后遗症问题,那么,终点会不会回到起点,都将是我们必须正视也必须面对的重大而又现实的课题和难题。其实,我国股市暴涨暴跌除了大小非解禁冲击市场以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比如,从国际分析,美国金融风暴波及全球,全球物价暴涨,以致企业盈利能力减弱,全球经济衰退。这种状况势必拖累我国股市,导致我国股市暴跌。从国内分析,有些机构投资者恶意砸盘,沪市一天涨一两百个点,一天又跌一两百个点,这不是机构投资者作祟又是谁?难道中小投资者有这个能耐?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恶意唱空我国股市,违背国家稳定政策,制造股市恐慌,打击市场信心,致使我国股市一泻千里,使广大投资者损失惨重,也给国际热钱抄底提供了便利,加大了我国股市风险,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

四、不可抑止的通货膨胀

2007年5月以来,我国物价总水平出现较大幅度的上涨,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呈逐月上升的势态,特别是从2007年8月份起,CPI涨幅连续5个月达到6%以上,2008年以来涨幅又有所升高。一季度CPI同比上涨8%,比上年同期升高5.3个百分点,比上年全年升高3.2个百分点。在物价的持续上涨过程中,人们感到东西贵了,钞票缩水了,资产贬值了。物价问题牵动千家万户。近两年来的物价上涨给老百姓特别是部分低收入群众生活带来不小的压力。人们迫切希望政府能采取有力措施,把物价稳定下来,别再让CPI往上“蹿”了。

物价上涨,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正是典型的通货膨胀表现。2008年初,人们还不肯承认通胀的到来,将通货上涨归因于雪灾。花旗银行负责人则尖锐地指出:“中国政府在过去两年内对整个通胀持侥幸心态,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骗自己。现在不仅仅是食品通胀,通货膨胀已经到处都是。”国际原材料价格以两位数的幅度大幅上升,中国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农产品价格停滞多年需要补涨,加上国内资金大量过剩的多重压力之下,中国难逃全面通胀噩运。

通胀的实际是货币问题。钱投放过多、过快,一定会带来通胀。有专家感叹“中国出现通胀不奇怪,奇怪的是现在才出现通胀。”其实前几年通胀体现在资本方面,房子、股票、矿产、资源大幅上涨,只是由于结构问题,尚未在CPI中反映出来。

最近几年来,人民币汇率一直是一个焦点问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一再要求人民币升值,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要求中国允许人民币自由浮动。于是人民币展开了碎步小跑的升值进程,累计对美元升值了约21%,对欧元则升值了约12%。但是这一升值趋势在奥运后陷入了停滞,尤其是12月初爆发的人民币跌停事件,卖盘汹涌,充分暴露了对人民币的信心在事实上的脆弱。人民币汇率到底多少才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在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之前永远不可能有真正的答案。相对于由中国多年的国际收支盈余积累起来的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说,按照经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人民币无疑是被低估了;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实质状况,尤其是货币供给量与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比率,人民币可能又是被高估了。不管人民币汇率是低估还是高估,毋庸置疑的是: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已经经历并且很可能将继续经历一个逐步锐减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经历并很有可能继续经历一个剧烈的通货膨胀过程。

通货膨胀可以分为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还有更为隐秘更为根本的一种,结构性通货膨胀。所谓结构性通货膨胀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有的经济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但是在成果分配上,劳动生产率增长较慢的部门并不会甘心于接受相应比例的收入,他们会要求相当于或者至少接近于劳动生产率增长较快的部门的收入。当然,还有某些部门劳动生产率根本没有增长,而某些社会组织,比如政府机构根本就没有参与财富创造,他们也会要求“均贫富”。“均贫富”的后果就是货币供给超过了社会财富的增长,从而形成了通货膨胀。这在各国都是如此。但在中国,由于体制原因,这种情况尤为严重。表现在劳动生产率提高得慢的部门,比如大型垄断型国企,和根本就不生产财富的组织,比如政府,某些事业单位,反倒获得了更高额的收入分配,瓜分了财富增长蛋糕的大部分,而真正创造财富的部门,只得到了少量辛苦钱。这就形成了极为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多年以来一直如此。中国的通货膨胀,最主要最根本最持久的是结构性通货膨胀。

2002年到2007年,中国曾经经历了所谓“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事实是否如此呢?中国财富分布的极不平衡只不过推迟了全面通胀的到来而已。由于社会财富只被少数人获得,而广大下层民众几乎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多少实惠。少数人在日常用品上的消费是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也只吃三餐饭。而且由于贫富差距极大,富裕阶层享有的物品与下层民众几乎是完全不同的商品。所以通胀很长时间没有传到普通日用品上,但是它确实很快地传导到了高档的大宗消费品:住房。住房由于其资本容量大,收益稳定等优点,成了大资金的宠儿。过去几年疯狂上涨的房价是没有计入CPI的。所谓的低通胀就是这么来的。到了后面流动性泛滥,连房地产市场也容不下这么多资金了,资金流入股市造就了大牛市,后来连股市这个口袋也装满了钱,从楼市、股市、大型工程这几个满口袋里溢出来的钱流入到了民间,这些资金不得不“屈尊光顾”普通消费品,于是全面通胀突然来临。

五、房地产市场的根本性逆转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大量地使用“泡沫”这个词,经常把某一产业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状态称之为“泡沫”,例如“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等,就像一个肥皂泡一样,可以吹出绚丽多彩的气泡,但没有内涵,一旦破裂,繁荣景象就消失殆尽。用泡沫来形容一个经济实体在某段时间的迅速繁荣,然后又急剧下降的兴衰过程,是十分贴切的。

20世纪90年代初,人口占全国6%的海南岛积压的商品房却占到了全国的10%。在20世纪80年代末,海南成为全国各地投资者、投机者渴望发财致富的乐园,并在90年代初的头两三年达到高潮。当时,海南省的房地产投机活动呈现出典型的泡沫经济的特征,房地产需求与价格正相关。从海南省房地产的价格波动看,1988年房地产平均价格为1350元/平方米,1991年为1400元/平方米,1992年则猛增至5000元/平方米,比1991年增长257%。1993年上半年房地产价格达到顶峰,为7500元/平方米,从1993年下半年开始呈现回落趋势。在海南省房地产泡沫疯狂膨胀的年代,全国各地的热钱纷纷流入海南,使得每平方米的房地产以每天二三百元的速度上涨。在这种投机气氛下,在房地产最为狂热的时候,海南7000多家公司中,至少有5000家企业参与过房地产交易,而在这5000家企业中,大约只有几百家因为某些原因实现了胜利大逃亡。1995年,当这股挟带着巨大泡沫的经济狂潮尘埃落定时,全国有800多亿的资产就像“烂尾楼”一样被钉在这片土地上。房地产泡沫过后,550多幢“烂尾楼”遍布于海口、三亚,随处可见的“烂尾楼”赤裸裸地在向世人诉说着10年前的狂躁,展示着房地产泡沫破灭过后的伤疤。

近年来,在投资和出口的双重拉动下,中国经济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也早已突破了万亿美元大关。同时,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各种资产价格也不断上扬,其中,房地产市场的表现最为明显。

自2003年开始升温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已持续增长了将近4年,直到2007年达到顶峰。2007年也许是中国楼市历史上最疯狂的一年,北京、广东和上海等地的房价不断再创新高,其他地区主要城市也尾随其后。但到了年底,这种势头已出现减缓,进入2008年以来,全国楼市逐渐走向低迷。

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2008年房地产市场全年维持衰退态势,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08~2009年度中国房地产市场报告》显示,2008年房地产市场运行状况呈现以下四个特征:

(1)房屋交易量持续下降

2008年,商品房销售面积持续下降,下降幅度逐月增加。1~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49148.38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8.3%,增幅减少48.8个百分点。其中,现房销售面积为13716.96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9.4%;期房销售面积为35431.42万平方米,同比减少17.9%。40个重点城市中,有1/4的城市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40%以上,下降程度较高的城市包括宁波、北京、福州、石家庄、郑州、深圳、上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