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获第51界奥斯卡最佳故事片奖的影片《猎鹿人》，也讲述了一个越战中人性扭曲的故事。
宾夕法尼亚三个钢铁工人迈克尔、史蒂文和尼克在越战时期来到了越南。临行前史蒂文与怀孕的女友举行了婚礼，婚礼也成了三个年轻人的告别聚会。婚礼结束后，三人一同去打猎，迈克尔以神奇的枪法击中了一头雄鹿，但他仍神情忧郁，因为在他心里这就等于是拿生命做赌注。
战场上，没过多久，三个好友同时成了越南的俘虏。越南士兵逼迫他们用左轮枪玩俄罗斯轮盘赌。尼克吓得半死，迈克尔却很镇定，他趁机抢了越南士兵的枪，与同伴一同逃出俘虏营，但逃出后大家又失散了。
迈克尔和史蒂文回到了美国，史蒂文终身残废，住在疗养院不愿回家；迈克尔虽然安然无恙，但精神已不复当年。当迈克尔得知尼克还活着，并住在西贡时，他返回越南找到尼克，但此时尼克已经麻木不仁。尼克在迈克尔面前玩俄罗斯轮盘赌，这次他饮弹身亡。
上述两部片子都曾获得极大的反响，因为都是悲剧，全片都沉浸在一片迷惘与忧伤中。好莱坞导演的确堪称讲故事大师，当他们把一个个惊心动魄又催人泪下的故事讲到你心里时，你在心里一遍又一遍问的不是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而是：“美国啊美国，你到底是什么人？！对本国人民，民主与自由是真诚；对他国人民，民主与自由是强权。在软实力里，拷问良知的反省足够深刻；在硬实力里，武力与霸权的使用毫不手软！”
终于从兰克的睿智里读到这样的结论：“世界上的大国精神，都是伟大与卑劣的存在。”感叹之余，也有无奈。当然，人毕竟是人，既然人的缺点是优点，优点也是缺点，那么伟人恐怕也不例外，甚至伟人的优缺点与普通人比来得要更分明，也更决然。这也许就是爱默生那句话的深意了：“最优秀的人们往往是由他们的缺陷构成的。因为只有那些具有强烈情感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伟人。”
而所谓的“美国精神”和“美国方式”也在美国人特有的信仰里发挥到极致。比如，在美国的教堂里你随处可以听到这样的祷词，“你是独一无二的，是上帝的形象”，或“上帝的化身”。
想想，你有一个孩子，打从他一生下来你就一再对他说，你是上帝的形象、上帝的化身。他会怎样？闭上眼睛好好想想那个场景：一个小孩子从小到大，打从襁褓里就每时每刻听到这样给力、这样宏伟的信念，他会怎样呢？他会相信这一切就是真的，没有怀疑，没有错觉，他就是上帝的形象和化身。于是从他内心深处就会涌动出一股前所未有的感召力和使命感。
然而无论是意念还是信念，它都是一把双刃剑。具体到一个被上帝的“占有”孩子，他要么会用上帝的美德来要求自己，做一个表里如一的上帝的形象、化身、代言人；也有可能相反，待他长大的那一天，他意念力聚集的并不是上帝，是魔鬼，而他却坚信，这个充满破坏力量的魔鬼并非邪恶，那是上帝给他的使命和责任！
面对人类无可置疑的诡异性和诡辩才干，人似乎无能为力了。如果任多么无理的举动都有合理的说辞，任多么霸道的横行都有正义的遮掩，那人类还有指望吗？人类永久的和平该如何缔造，如何实现？！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句话，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半个多世纪的今天，每一位有着忧患意识的志士与国民，怕都无法忘记两次世界大战给地球人带来的苦难。有数字显示：
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33个国家，死亡1000多万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波及81个国家，死亡5000多万人（其中600万犹太人）。
此外还有那些因战争而永无团聚的家庭，因战争而患上心理疾病的士兵和为这些士兵备受折磨的妻子、家属和后代。
参加过硫磺岛战役的美国士兵阿尔·贝里说：“战争没有胜利者和失败者之分，我觉得没有谁是硫磺岛之战的胜利者。我们之间只是互相残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愚蠢至极。”
贝里说自己回国后，精神上饱受折磨，妻子也无数次看到贝里因噩梦从床上滚下来。另外，贝里一旦进入狭窄空间，即使是在车里或者是在电影院被人群包围时，都会产生难以表达的不安，他还经常有从高处往下跳的冲动。显然，贝里是患上了广为人知的“创伤后精神紧张性障碍（PTSD）”。
实际上，不光是阿尔·贝里，后来从越南和阿富汗战场上归来的士兵也有很多人患上了这种病：极度紧张，极度敏感，莫名地狂躁、暴怒，有杀人的冲动，无法过正常人的生活。
说了这么多，只想证明一件事，即反动意念力也即反动信念无可置疑地给人性造成过创伤，给地球人带来过痛苦和磨难。当然，按照爱默生的说法，“事物都有一种自我矫正的能力。战争、革命能粉碎邪恶的制度，使得万物能够形成崭新的、自由的秩序”。同样，“没有敌人，也不会出现英雄。假如宇宙不混沌黑暗，太阳也不会显示出其灿烂的光辉”。
不能否认，这样的大宇宙观并无错误，对战争和邪恶的达观也能从一个积极角度修复创伤，修复人性。然而在战争这一问题上，从战争里逃出来的地球人，如果仍是寄望予自然的调节，或对立面事物的调节，那我们就太麻木了，果真那样，我们所要承受的牺牲将无法想象、无法杜撰！在今天这样一个高科技遍布全球的地球村，别看处处繁华，处处光艳，一旦战争爆发，分秒之内，惨烈的后果怕是没有时间让我们唏嘘和悔恨！
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六十周年，关于“二战”和抗战的书籍布满了多家书店，手捧书卷，重温历史，无限感慨。此后不久，各种有关潜能、意念力的书籍也最为抢手。当然，按照马斯洛人之需要的理论，在满足了生存、安全、自尊和爱的需要后，我们的国人，也已然向着自我实现的需要迈进了。但也正是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给潜能和意念力把好舵，让人明白潜能和意念力的“中性”特质，从而懂得正确的选择，让被挖掘出的潜能和意念力从一开始就置于积极的磁场，实在是每一位人该有的觉知与敏感。
事实上，在正确人生观的指引下，潜能和意念力的开发已给地球人带来了诸多的好处，比如创造上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奋斗中的目标与恒心；病痛中的信念与对信念的坚守；危难时刻的牺牲精神等。也因此许多看似平凡的人和事，在潜能和信念的带领下都能显示出别样的精彩。这点每一位“亲历者”都有体会，这里不多述。
然而只要人的人生观有偏差，或者他在某件事上的态度有不正和倾斜，那么，潜能和意念力的开发只能让他在倾斜的路上越发倾斜，在不正的选择中越发错误。于是，又要挖掘潜能，又要避免野心；又要培养意念力，又要防止破坏。左右摇摆惯了的地球人，我们该怎么办？
觉知——唯有觉知——除觉知以外我们已不可能有第二条出路。
什么是觉知？
觉知就是了解。
了解什么？
了解整体的意愿、创造、运行和分派。
首先，整体造人绝不是为了让人类相互厮杀，而是要让人类享受生活、享受生命、享受由生命之歌带来的安然与和美；其次，整体创造不同的国家，一定和他创造不同的人一样，即给每个国家不同的肤色、地域、服饰、语言，也给他们不同的文化、宗教、信仰和精神，以便让他们在自己的文化里徜徉生息，同时也给世界文明添一份参照，涂一抹多彩。
广袤非洲大地给非洲人民的智慧，恐“文明”的美国人无法企及；印第安人看似“原始”，但古老印加文明给印第安人的才干，怕“先进”的美国人也难以学会。这也是为什么，当远离自然的焦虑让今天的美国人倍感恐慌时，回想祖先对印第安人的杀戮，他们终于明白，自己当初干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
对此，美国作家尼德曼的反思足够痛心：“现在，我们在更深层次上要问的是，在对America印第安文化的打击中以及对他们男女老少惨无人道的肆意屠杀中真正被毁灭的是什么？被毁灭的不仅仅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同时还失去了一种观察事物的方式——一种比我们更高级的眼光。”
什么是尼德曼所说的眼光？
就是看待世界的方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也有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此方式既来自于它的历史、文化、宗教或信仰，也有整体给它的使命和因缘。此因缘和使命不可轻易扼杀或破坏是因为，它承载着历史的诉说，也凝聚着一个民族的理想与梦幻，此梦幻根植于本民族的价值体系，一旦这个体系被破坏，强迫的民主势必会走到民主的反面。
这也是美国人有过的教训：为改造印第安人的“落后文化”，初来北美的美国人把30万土著印第安人赶进集中营，强迫他们洗浴，以养成卫生习惯。而当印第安人因生活不适而大批死亡，以至于濒临灭绝时，美国人明白了这个道理。
这说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这个体系有可能你不看好，但人家适应、喜欢；即使你坚持认为你的最好，你也只能因势利导、顺其自然，不可施以强暴，更不能用武力来残害他人或毁灭人性。事实证明，对每一个平等的民族，民主的进程似乎比民主的说辞更现实，让自己学会管理自己似乎比高喊的自由更符合人性。
由此，整体不会以肤色划分高低，也不会以贫富来标志优劣。因为整体明白，每一个“高级”中都有低级的因素，每一个“低级”里也有高级的潜质。而且整体眼中的富足也绝非世俗定义的金钱，当整体说富足时，这意味着物质的平衡和进取的精神。
奥修讲过一个故事：
老子的一个门徒当上了法官，他在法庭上审理的第一个案子与小偷有关。小偷承认自己偷过东西。案子很清楚——小偷已经承认，东西也找到了——但老子的门徒对这个案子的处理似乎很奇怪，他把小偷关了6个月，把被偷的人也关了6个月。
那个被偷的人当然很生气：“凭什么呀？这太荒唐了！我被偷，还要被判刑——公理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