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生命资源的才学
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这更是司马迁性格与人格的绝唱，客观地涵盖了司马迁性格的耿直，人格的伟大，命运的悲枪。
司马迁的“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已成为中国人警世格言了，民族精神的凝聚，民族心声的呐喊，民族性格的展现，民族灵魂的精华得到了全面的昭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耿直伟大的人，更看到了一个不屈的民族。
司马迁忍辱负重写史记，显示出他的学术抱负。
千百年来，耿直性格的代表人物应首推汉朝的司马迁。李陵投降匈奴，武帝大怒，满朝文武诬辞如倾盆大雨铺天盖地而来，而司马迁则挺身而出。司马迁当然知道为李陵辩护的危险，但司马迁就是司马迁，他有着耿直的性格，他不会违心的去说话，他不怕“以卵击石”的后果，一些见风使舵的大臣趁机对李陵大肆进攻，司马迁抱着就事论事的态度，对汉武帝直言不讳，认真地评定了李陵的功过，他想把“李陵事件”放在道德与人格的高度去认识，同时也揭露了形形色色的丑恶嘴脸。这使他激怒了汉武帝，更激怒了那些“全躯保佑妻子之臣”，司马迁由“李陵事件”走向了？李陵之祸”被判处了死刑。虽然这是由汉武帝一手操纵和导演的历史话剧，但直接导致他个人悲剧的原因，在于他的个性———不受他人影响，不畏权势，敢讲真话，耿直无私。
或许是他对生命的热爱，或许是他还有未完成的事业（他正在写《史记》），他没有选择死，如果是以钱赎罪，对清贫的他来说是不现实的，如果他想活下去，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接受宫刑的处罚，在生与死的选择中，他经受着难以名状的痛苦，昂首挺胸地奔赴刑场，刀起头落，只需一时的勇气。然而走进“蚕室”接受宫刑，却是莫大耻辱，需要的是一生的勇气，但是他觉得如果“伏法受死”，不过是举手投足间的事情，还会被认为是罪有应得，死得其所！耿直的性格告诉他，他不能就这样稀里糊涂的死！读到此处，不知后人都是怎么看待司马迁的，或许没有多少历史知识的人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或许封建卫道士认为：不知羞耻，死了算了；或许迂腐的文人认为：呜呼，痛哉！不管他们怎么看，在今天看来司马迁算得上一个伟丈夫，何也？顶天立地，面对汉武帝敢于坚持自己的观点，要知道这是冒杀头危险的；能屈能伸，受官刑忍了。让人对他的性格人格无话可说。司马迁的耿直为我们的伟大民族宣告了一个精神誓言———“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是的，人总免不了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如此人生的价值在比较中表现出来。鸿毛与泰山本身就是一种比较，是人生价值的比较。在比较中让人选择，在比较中使人思考。不朽的精神有着坚韧的传播力。
司马迁通过《史记》表达了自己对以汉武帝为首的封建专制不屈的信念，这其中也饱含了自己的爱憎。司马迁是一个思想者，一个伟大的思想者，一个永恒的思想者。他把人生旅程中的风风雨雨，熔铸在自己的思想里，他思索社会，直书历史，透视统治阶级的本质，悲壮的命运使他的思想越来越深邃，观念越来越清晰，认识越来越独到，因而，他具备了更深刻的生命力度。
一生惜时，呕心沥血
玛丽·居里（MarieSKrodowskaCwrie1867～1934），法国物理学家、化学家。原籍波兰，姓斯可罗多夫斯卡。1891年去巴黎大学学习，1895年与比埃尔·居里结婚。他们共同就放射性现象进行研究，先后发现钋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并在后来通过实验得到了镭的化合物。镭的发现，不但开辟了治疗癌症的新途径，在医学上作出了重要贡献，更重要的是为现代原子和核物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居里夫妇被人们誉为“镭的父母”。由于这一杰出成就，居里夫妇和法国物理学家贝克勒尔（首先发现放射性现象者）共同获得190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金。1906年，居里逝世后，居里夫人继续研究物质放射性，取得重大成就，并著有《放射性通论》、《放射性物质的研究》等著作，对原子核科学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为此，1911年，居里夫人又获得诺贝尔化学奖金，成为世界上迄今为止惟一一位两次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女科学家。
玛丽·居里的成就，是与她一生惜时，艰苦奋斗分不开的。1891年，玛丽来到巴黎上大学，一开始住在做医生的二姐家里，但因为这里人来人往，应酬不断，再加上离学校远，每天要乘公共马车上学，太耽误时间，于是，她在学校附近租了一间阁楼，单身独居。在玛丽看来，时间就是知识。巴黎的冬天是寒冷的，阁楼像个冰窖。但是，为了省钱，更为了节省生炉子的时间，她很少买煤取暖。晚上实在太冷，冻得睡不着，她就把所有的衣服都盖在身上，有时还把屋里的一把椅子也压在被子上，借以“取暖”。平时玛丽总是买一些现成的食品充饥，有时一连几个星期只吃面包，而不肯用半小时去做饭，这种习惯一直伴随她一生。在她成为名人之后，她依然很少做饭和上饭馆，每天只在实验室里吃几片面包和牛油。
为了从事科学研究，居里夫人不肯浪费一分一秒的时间。平时，居里夫妇闭门谢客，甚至为了不让客人占用宝贵的时间，竟不愿在家中添第三把椅子。做了母亲的居里夫人，有时连孩子吃饭的时间过长都焦急得流泪。在穿着上，她更是从不花费时间打扮自己，在她成为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后，竟还穿着那件初出茅庐时的“黑色薄纱面子”的长裙。
这种看似不尽人情的，几乎是苛刻地珍惜分分秒秒的做法，恰恰是献身于任何一种事业都不能缺少的。法国作家莫泊桑说得好：“世上真不知道有多少能成就功业的人，都因为把难得的时间轻轻放过以致默默无闻了。”由此可见，惜时，对于成才是何等重要啊。
统计时间，统计人生
前苏联著名昆虫学家柳比歇夫（1890～1972），以惊人的毅力，56年如一日，总结出来的“时间统计法”，为后人用时间巧运筹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好办法。他从1916年1月1日26岁时起，每天对自身的工作、生活、学习、休息、浪费的时间加以记录，加以核算，并且一天一小结，每月一大结，年终一总结，直到1972年去世的那一天，从未间断。每天的各项活动所支出的时间全都历历在案，而且各种事情耗时的起讫时间，相当准确，误差不超过5分钟。1964年4月8日这一天，他这样记录道：
“乌里扬诺夫斯克。1964年4月8日。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2小时20分。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1小时5分（1．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尔写信，6页——3小时20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15分；《消息报》——10分；《文学报》——20分；托尔斯泰的《吸血鬼》66页——1小时30分。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
“基本工作合计——6小时化分。”
柳比歇夫在统计中，把所有的毛时间都扣除，只注重每天纯时间（花在专一工作上的时间）的数量。柳比歇夫纯时间的最高记录是1937年7月，一个月工作316小时，每天平均纯工作时间是7小时。他还把一昼夜中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10个小时，分成3个单位，分别从事两类工作。第一类是创造性的科研工作，如写书、研究等。第二类是不属于直接科研工作的其他活动，如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等等，所有计算过的工作量都竭力按时完成。
有了精确的时间统计，柳比歇夫还能作出各种单项统计。比如一年中看书、作文、听报告、会友等的次数和时间。譬如，他撰写《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这一学术论文，共用去了“43小时45分钟”，文末还列有论文的写作历程。他像成本会计，每做一项工作，都要计算时间的“投资”。他的统计精确到“分”。正因为他计时到“分”，惜时到“分”，使他牢牢抓住了时间的效率，一生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众多成就：发表学术著作70余部；撰写了1．25万张打字稿的论文和专著，内容从昆虫学到科学史，从遗传学到进化论，其数量和质量之高均令人叹为观止！
“时间统计法”，像一面镜子，随时照出了时间的无形流逝，照出了难以预料的浪费和某种自难察觉的懒惰。柳比歇夫借助于此法，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消除无效时耗，集中使用精力，捕捉最佳情绪，赢得最佳时间，争取最佳效果，获得了巨大的人生效益。
修齐治平，始于足下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仁孝思想的核心。家国一体，移孝为忠是仁孝思想的集中表现。中华民族的发展，正是这些能舍弃“小家”而为“大家”的志士仁人们自强不息地进取与追求的结果。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将永远是我们民族腾飞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