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6月11日早8时，黎元洪在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国务院代表周自齐、曹锟代表熊炳琦、吴佩孚代表李济臣等人陪同下，登上专列离津，11时抵达北京。当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复职典礼。
次日，黎元洪宣布了第一道命令，即改组内阁，特任颜惠庆为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吴佩孚为陆军总长、谭延闿为内务总长、董康为财政总长、李鼎新为海军总长、王宠惠为司法总长、黄炎培为教育总长、张国淦为农商总长、高恩洪为交通总长、李烈钧为参谋总长。在谭延闿未到任前，由张国淦兼代；黄炎培未到任前，由高恩洪兼代。
黎元洪随即于1922年6月15日下了全国停战的命令，企图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两军的战争。但是“援赣总司令”蔡成勋拒绝黎所派的欧阳武进行调解工作，并拒绝黎所任命的省长谢远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击。
为了适应各省自治潮流，实现军民分治，黎分别任命了七个省长，其中有五个省长受到军阀的拒绝不能到任。新任命的湖北省长汤芗铭与曹锟原系老把兄弟，对吴佩孚又有旧恩，黎叫他到任前先与保定、洛阳联络一下。不料曹的态度异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去问吴佩孚。汤又到洛阳，吴竟拒而不见。曹、吴都有电报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黎看见了这个电报，不禁气愤地说：“这是我家乡的事，我一定要管！”便叫汤直接到湖北去接任。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萧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火车不能开行，汤只得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江岸上有不少“迎汤派”候在那里，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萧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萧，萧也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汤把这些情况报告黎，请求辞职，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萧是吴的直接部下，黎还希望这位捧他上台的大将军出面来替他撑腰，但是吴不声不响，像是没有这回事一样。
关于废督裁兵问题，曹锟曾借口全国战事尚未停止，督可废而兵不可裁，又一再电催任命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说明他的真意是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废。吴佩孚口称拥护裁兵，却在直、鲁、豫三省大招新兵补充第三师的缺额。7月4日，他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露骨地说：“裁兵废督，须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此时贸言裁废，适以增乱。”他在口头上也把自己的诺言否定了。
7、8月间，黎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出来的一个新办法，为督军下台后保持“将军”尊号预留地步，其实这个办法并不新奇，是从袁世凯设置“将军”的老办法学来的。袁想用这个办法废督，没有行得通，在黎的手里当然更行不通。
北京政府早已面临财政破产的绝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笔借款。直奉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曾议决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进行统一，他们想扶植一个可以控制全国的傀儡政权，以便推行全面的殖民政策，而日本公使小幡为了要消除日本援助奉系的嫌疑，对此也表示同意。但是日本和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并未消除，此案经日本内阁讨论，认为时机未至，主张推迟进行。
由于借款不能到手，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于是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仅在7、8两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传来一片兵变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多次发生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人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能听到哭穷诉苦之声。7月15日，陆军、内务、财政、农商等部被裁人员800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了。而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竟被索薪人员一把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记耳光，吓得他狂喊救命，当天就提出了辞职呈文。从这些情况看来，北京政府很难站得住脚，所以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3亿元的统一大借款。但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不敢接受。
关于内阁问题，颜惠庆应允担任到8月1日国会复会的一天为止。此时伍廷芳已经病死，黎打算找南方另一“名流”唐绍仪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7月下旬，他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时，曹、吴都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我等决不干涉。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吴佩孚看见他的爪牙高恩洪榜上无名，便又电请曹锟同意留任高恩洪为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7月31日，黎派司法总长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8月5日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到任前仍由王代，阁员为外交顾维钧、内务田文烈、财政高凌霨、交通高恩洪、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张耀曾、教育王宠惠、农商卢信。黎认为这个内阁吸收了两大军阀所推荐的主要阁员，只有张耀曾属于政学系，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为了照顾各方面的关系提出这两个人的时候，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是取得同意才决定了的。
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无办法不敢就职，张绍曾意存观望，田文烈也表示不愿与人竞争而不就职。所以这个内阁仍是残破不全的内阁。
从8日起，黎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干涉内阁行政，不再列席国务会议。
8日王宠惠举行政治宴会时，内务次长兼代部务的孙丹林拿出吴佩孚的麻(6日)、阳(7日)两电给大家传观。麻电说：“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绝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畴(王宠惠)代揆，高交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熔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钟秀)诸君(以上三人均属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阳电说：“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八年上海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熔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惺惺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同一天，吴还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两个电报引起了北京政府的极大震动。这个政府的后台老板就是这位炙手可热的“大将军”，“大将军”既然生气，这个政府就得垮台。这位“大将军”在一个月之前发表过“不干政”的宣言，何至有此狂言，因此府方策士认为这可能是孙丹林捏造出来的假电报，孙没有取得内务总长职务，借此发泄私忿。9日。黎把孙丹林唤进公府来，查明电报并非伪造，不禁转羞为怒地说：“这是你捣的鬼！你真不愧为徐树铮第二！”孙气冲冲地走出来，要到洛阳告状，高恩洪劝他冷静一下，他才没有离开北京。王宠惠劝黎任命孙为内务总长，以免鼓动政潮，黎坚决不答应，并且愤慨地说：“他们把我抬上来，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的！”
吴所反对的政学系，就是以前依附岑春煊与桂系军阀的一个政客集团。吴以前与岑及桂系曾经建立过同盟关系。现在黎身边的谋臣策士如李根源、韩玉辰、金永炎等都属于政学系，而政学系议员在国会中也占有相当的势力。他们依靠总统和国会来活动，就不一定完全接受“大将军”的号令，因此吴对他们大为不满。吴还斥责金永炎“假传圣旨”，兴风作浪，不按照他的旨意办事，示意黎必须“远小人”，摒斥这些“不良分子。”吴又认为唐绍仪是北洋派的死对头，他做内阁总理对北洋派有所不利，因此坚决加以反对。这个时候，吴完全撕毁了“不干政”的假面具，他对黎的态度竟和1916年的张勋一模一样，而当年的张勋也正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等人入阁的。
黎的策士主张联络奉皖各系和南方六省共同抵抗直系，同时还提出“联保制洛”的另一策略，政学系主张总统和国会联合起来与军阀作战，就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这些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意见，联合他们，打破直系称雄一时的局势。但是黎的态度摇摆不定，最后还是改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曹锟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态度，此外并未多谈。其实，他并不是黎的“好相识”，企图利用内阁问题使黎知难而退，以便自己上台。王芝祥又到洛阳进行疏通，吴佩孚提出了王宠惠正式组织内阁的主张。
王宠惠接到吴的庚电(8日)，“愿以全力为其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其目的是叫他做个百依百顺的奴才。王在总统与军阀之间难于自处，乃于11日提出辞职。
当初天津酝酿恢复法统的时候，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未得黎的同意。张绍曾虽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但野心很大，想做内阁总理，因此参加了吴景濂与保派人物所策动的大选活动。吴佩孚反对曹锟过早地做总统，他要利用黎做傀儡，促进南北统一，造成一个他可以一手控制全国的新局面，这个计划是与保派人物迅速选举总统的企图对立的，因此吴佩孚并不支持张绍曾入阁。张被提名为陆军总长还是曹锟、齐燮元的主张，吴佩孚只得随声附和。张并不满足总长的地位，迄未宣布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就职，企图以陆军总长代理内阁总理。吴佩孚接到北京情报，当天打电报告诫张“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衷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这样，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的计划就不能实现了。
同一时期，高恩洪因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高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此外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曹、吴两人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张耀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入府盖印，黎又拒绝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指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因此孙丹林指责总统干涉内阁，忿而辞职。这样一来，内阁又因缺少交通、内务两长而更加寥落瓦解，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其实，黎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他为甘肃省长，而曹、吴两人又保荐了林锡光；又因湖北省长受到拒绝，自己毫无用人之权，心中十分怀恨，因此拒绝委任甘肃省长以示报复。这种报复手段却替自己造成了更大的困难。8月19日，他只得在甘肃省长的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卢信于16日到北京接任农商总长。照例，阁员就职后必须取得各省军阀的贺电，才能站得住脚。卢在报上发表了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打来的贺电。不料齐、萧、王等声明报上所登的贺电都是卢信自己伪造的。此时冯玉祥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并未交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并非伪造，但冯也有通电声明与卢信素昧平生，不愿替他捧场。
8月20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他用“天子有诤臣，父有诤子”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这个电报引起了各省直系军阀的一片响应。23日，黎用“四字经”回答他说：“元洪腼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终鲜兄弟，唯予二人。疆吏属也，国会宾也，尊亲之间，原有分际，待宾虽厚，宁薄家人。铸新(汤芗铭)往洛，曾属致词：‘直鄂一家，汝我一体。’……负疚之身，日思晚盖。焚香夜祷，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朝。巧言饰非，人将共弃。”这个电报虽在湖北省长问题上发了一些牢骚，但是总的精神是向吴告哀乞怜，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下台，希望不要过分地给他难堪。
王宠惠于8月19日提出书面辞职，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友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孚的反对，径派张绍曾组织内阁，或者通过唐内阁，但是黎又反过来劝他们不要与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这天的会议没有取得一致意见。
关于唐内阁的问题，黎早于8月5日咨交国会征求同意。咨文附带提及总统补行辞职的问题。原来总统辞职应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1917年黎被迫辞职时，国会已被解散，所以黎的辞职问题，法律手续并不完备。这次黎被推“代行总统职权”，并非正式总统，国会不能接受非正式总统的咨文表决内阁人选。国会方面，必须迅速制定宪法，产生正式总统，然后才能正式行使阁员的同意权。而黎的方面，却希望国会否决总统辞职案，使冯国璋代理总统和徐世昌继任总统都成为非法的，他就可以取得合法总统的地位，继续补足未满任期。黎在这个咨文中假惺惺地表示：“总理任定后，接收总统之职权，俾可引退。”众议院讨论此案时，认为总统辞职与内阁总理的同意案是两件事情，不能并案办理。即将此项咨文退转。26日，黎又补提唐内阁同意案的咨文，删去总统辞职一段，他的用意是：如果国会接受此项咨文，就是默认了他的总统地位，这是一种蒙混取巧的手段。不料这个咨文又被众议院退转，理由是此案既然未征得唐绍仪本人的同意，自毋庸征求国会的同意。
唐内阁不能成立，王宠惠失去其代理总理的依据，于是9月14日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署理内阁总理，阁员调整如下：外交顾维钧、财政罗文干、陆军张绍曾、海军李鼎新、司法徐谦、教育汤尔和、内务孙丹林、交通高恩洪、农商高凌霨，董康被调任为大理院院长。这个内阁解除了吴佩孚所反对的阁员，维持了高恩洪的交通总长，并且提升孙丹林为内务总长，而高、孙二人又是这个内阁的核心人物。这个内阁，王、顾、罗、汤四人都属于英美派，当时被称为无党无派的“好人”，因此有“好人政府”之称。事实上这些“好人”都是吴佩孚和英美帝国主义的工具，因此又有“洛派政府”和“英美派政府”之称。内阁改组是黎对实力派的全面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