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当选”总统后，为巩固他的地位，首先竭尽全力扩大势力，将所有亲信均封官晋爵，给直系诸将论功行赏。其次，利用他的最高权力，进一步聚敛财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于他臭名昭着，民心丧尽，不仅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反抗，就是各地军阀也不听从他的号令，相互争斗，抢占地盘。
曹锟在享受总统荣耀的同时，也尝到了当总统的难处。外交难，内政更难，曹锟当上总统不久，就被“统一”问题、内阁问题和财政问题弄得焦头烂额。
1923年10月20日，曹锟下令“筹商统一”，主张先从“和奉”入手，拆散反直“三角同盟”，进而实现全国统一。他认为自己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可以派自己的四弟曹锐出关，以副总统为交换条件劝诱张作霖赞助统一。但是，张作霖除了表示“保境息民”以外，其他如“统一”等问题则只字不提，曹锟的“和奉”计划化为泡影。
吴佩孚认为奉系是盗匪出身的假北洋派，不是北洋派的正宗，直奉两系终不免再次一战，故不可能化敌为友，而直皖两系虽曾兵戎相见，但同属北洋正统，为了维护北洋派的团结，应该联络皖系。在吴佩孚的坚持下，曹锟也不得不同意进行“和皖”的尝试。曹锟、吴佩孚“尊段”，段祺瑞则不冷不热。1924年3月13日是段祺瑞的生日，吴佩孚事前授意各省直系军阀通电表示对段的尊重，并发起在这一天为段祝寿，但段却谢绝为自己做寿。这样，直系的“和皖”计划也落了空。
这时，孙中山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现了国民党的改组，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明确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目标，同曹锟的北京政府处于鲜明的对立地位。
吴佩孚居功自傲，自称是曹锟的长子，言外之意是迟早要取而代之。吴佩孚还把冯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盘和兵权也夺了去，因此，直系内部又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刘燮元结合起来的反吴三角联盟。直系外部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实行北伐，采取了分化北洋军阀集团，联合皖、奉共同讨直的策略，形成了粤皖奉反直三角联盟。这两个三角联盟搞得曹锟焦头烂额。
因此，曹锟无法解脱直系与各反对派别的矛盾，他的政令在直系军阀以外根本不起作用，这不能不使他感到头疼。上台执政以后，曹锟被内政、外交问题弄得晕头转向，苦不堪言。北洋派元老王士珍见状曾意味深长地叹息道：“如果要害人，最好是请他当总统。”曹锟领略了当总统的难处，也对他身边的人大发牢骚：“你们一定要捧我上台，却叫我来活受罪。”手下人都暗笑他是“自己拼着老命要来活受罪”。
曹锟身体不好，常常闹病。另外，他不喜交往，对来访的宾客一般不予接见。因此，外面谣传说曹锟已经死了，只是秘不发丧而已。曹锟听到这一谣传，不禁大怒，命令手下人追查。手下人回报说，谣言是从总理孙宝琦家里传出来的。据说孙宝琦请算命先生为总统算命，算出来的结果是：总统不出一个月就会死亡，孙宝琦很快就可以代行总统职权了。曹锟一听此话，深恨孙宝琦。孙宝琦知道曹锟对他发生了误会，几次到总统府，想当面解释清楚此事，说明自己从没干过这样的事。但盛怒之下的曹锟却深信不疑，不予接见，并一再叫手下人回复孙宝琦说：“我已经死了。”
曹锟当上总统后最怕听两出京剧，一出是《击鼓骂曹》，一出是《徐母骂曹》，当年北京的戏院只要贴出这两出戏的戏报，就要被军警撕毁，后来甚至宣布为禁戏。
曹锟登上总统宝座的同时也是他逐渐衰落的开始。实际上，除了各界民众和反对派以外，曹锟走上败亡之路的重要因素是直系内部的窝里斗。俗话说，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直系一战打败段祺瑞，再战打败张作霖，独揽北京政权，曹锟贿选上台。在此过程中，直系内部虽也有各种矛盾，但是，在一致对外的情况下，还能保持内部的团结。历史上许多事实证明，当某一阶级或集团在争夺天下时，大都能兢兢业业，奋发向前，而当掌握政权后，则又出现内部的派系或权力之争，自己削弱了自己，以致走向覆灭。直系军阀走的也是这一条道路，当曹锟爬上总统高位之后，内部的矛盾和争斗，马上就显现出来。诸如总理之争，国务院与国会的矛盾，国会内两派的对垒，以及保派官员间的争斗等等都属于这种性质。
然而，直系内部的更大争斗，则是握有军权的大小实力派之间的争斗。
曹锟上台后，论功行赏，大“封”直系将领，10月21日，曹锟任命在大选中卖过死力的王承斌为直隶军务督理，同时，想把自己当总统前的直鲁豫巡阅使一职让给他的子玉老弟继承。按理说，吴佩孚为曹锟手下的第一员大将，“老帅”高升，“大帅”接替“老帅”是顺理成章的事。可是，吴因飞扬跋扈、目中无人，已成了直系内部群起而攻之的对象，保派政客们却建议委派他为七省经略使，令其移驻汉口，专事对付南方，不许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曹锟拉完磨杀驴，“杀”谁也不能“杀”吴佩孚，因为没有吴就不会有今天，更重要的是今后还靠吴支撑局面，因此，他慷慨激昂地对反吴的将领们说：“你们哪个能比吴佩孚？你们总是诋毁他，就不想想他对直系有多大功劳？南大门是谁保卫的？段祺瑞是谁打败的？张作霖又是谁赶跑的？不是他支撑这个局面，我们能有今天？”他力排众议，11月11日任命吴佩孚为直鲁豫巡阅使。同日，任命齐燮元为苏皖赣巡阅使，萧耀南为两湖巡阅使，王承斌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
曹锟的封赏，使直系诸将各得其所，本应各享其荣，各司其职，彼此相安无事。可是，众家弟兄都讨厌大权独揽、颐指气使的吴佩孚，由于利害的结合，在直系内部形成了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的反吴“三角同盟”。冯玉祥、王承斌、齐燮元同受吴佩孚的压制或排挤，同病相怜，同生不满，同步反吴，大大加速了直系势力的衰落与毁灭。
吴佩孚对自己的直属部下，犹如主人对待奴才一样，不仅使他们的职权受到无理干涉，而且也毫不顾及他们的脸面，从而导致部下们口服心不服，于畏惧中离心离德了。
吴佩孚在直系内部成了众矢之的，保派政客和直系许多将领经常在曹锟面前告状或诉苦。但是，曹锟需要吴佩孚支撑局面和对付反对派，一旦有战事，更需要吴来临阵指挥，因而，并没有动摇他对吴的信任。吴佩孚自恃有曹锟的支持与倚重，有直系的最大兵力在手，有多年来形成的显赫地位，尽管他的作为遭到直系许多政客和将领的反对，但依然我行我素。
吴佩孚遭到直系许多军政大员的反对，一时间，曹锟的耳朵里充满了控诉吴的声音。但是，曹锟仍不为所动，并且替吴解释说：“子玉就是好喝酒，容易动肝火，我要劝他少喝几杯黄汤。”曹锟为了维系直系的统治，自然要支持并倚重吴佩孚，而吴佩孚却遭到直系各方的不满与反对，这又从内部危及直系的统治，曹锟无法解决这个矛盾，只能一步一步走向衰亡。
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曹锟被赶下台，并遭到软禁。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招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说：“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他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重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毕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听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延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吴佩孚在四照堂点将之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进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侍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吴佩孚离开北京。
吴佩孚对冯玉祥有看法，他们之间隐藏着深刻的矛盾。冯玉祥与孙中山的交往是引起吴佩孚对他仇视的原因。早在1920年冯玉祥驻湖南谌家矶时，孙中山就派徐谦、钮惕生带着他的亲笔信来见冯玉祥。徐、钮二人与冯玉祥是旧识，大家也都信奉基督教，二人劝冯玉祥和孙中山一致从事革命工作。冯玉祥也认为北方大都受清廷遗毒，误国害民，全国民众和有志气的将领都仰望孙中山。后来冯又派秘书任佑民到广州拜访孙中山，表示只要孙中山用得着他，他无不全力以赴。
由于吴佩乎对冯玉祥的仇视和排挤，冯玉祥对曹、吴十分不满。加上曹锟贿选丑剧激起全国反对，冯玉祥自然也十分反感。况且冯玉祥对孙中山十分钦佩，本有相机反曹、吴之心。第二次直奉大战的爆发，终于给他带来了反曹、吴的机会。
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冯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都会做啊！”
吴佩孚上前线的主要原因，并非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吴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可以说是空前的。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924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旁，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