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是四五个月以前，许世英忽向段前请派我为京汉局局长。因当是时我正在国务院任秘书，我表示不愿就，与许同在段前交涉。许谓：“屈汝为局长，为我作耳目也。”段遂劝我暂就，为许帮忙。至租车之议垂成，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三局长，以合同见示，且约联名。我立时却之，且告以租价惊人，须知车非路轨何能运输，一切费用在内，故每日定为4元；且各局互调，报销归部五分彼此。商人只有一车，何能引此例为比较。外议沸腾，嘱其谨慎行事。我即夕以此事始末告之于段，段谓许隽人何言。我答尚未往见。段曰速去速去。我到许宅，谓许已四处寻我。因彼已得王家俭报告，我推却签此合同。于是许垂询及对此事意见。我乃以此事决不可办之理由告之，且告以祸在目前。我闻徐树铮已将王黻炜通同舞弊之确据，日内必定在检察厅起诉，并告其金、鲍等人新组织之公司，虚有其表，彼原系德商买办，大战后失业，故冒险作此勾当。许谓此等内容我均不知，即夕派参事雷中夏、路政司司长曾鲲化查办。雷秘告王黻炜，即夕潜逃。次长既逃，遂将王家俭、姜可钦、盛文颐等正、副局长送法庭办理，许一面对黎、段自请处分，求去。经黎、段挽留，此事始告终了。徐树铮去职之后，在府院之间，尚引起此一段风波也。
黎就职后，以黎、段素日交情，又兼以此次拥戴继任大总统，宜可欣合无间。故就职之初，意见甚融。后以黎之左右，如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等，所谓四大金刚是也，从中挑拨作梗；徐树铮任国务院秘书长，不但不从中拉拢，常以小事屡次与府员冲突。
对德宣战为黎、段失和主要原因。盖段祺瑞虽早岁留学德国，却无盲目崇拜之意；另一方面得梁启超文字上、口头上之力不少，因梁曾有文字条陈说明外交关系与德国当时形势，故段主张对德宣战最力。经两院开会通过对德断绝邦交，国务院即组织国际政务评议会。除总理与外交总长为正、副会长外，并函聘王士珍、陆征祥、熊希龄、梁启超、孙宝琦、汪精卫、汪大燮、张国淦等为评议员。关于处理德侨与对协约国应提条件、招募华工、供给物资、改正关税、巴黎经济同盟以及将来在议和大会上应提出各项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继而德国公使辛慈出境，我国驻德公使颜惠庆回国，收回德国租界及津浦北段租权，停付德国赔款，处理德侨德商等，次第施行。突接荷兰公使照会，以绝交与宣战不同，不能适用待遇敌人条例，又称已受德国委托代管在华利益。事势因此紧张，不免棘手。而协约国劝诱参战者纷至沓来，且美国、日本此时已先后加入战团。段以德国虽强，寡不敌众，料其必败；且日本既已加入，我若不参加，日本对于山东青岛势必染指掠夺；又以我国驻外各使，电告协约国对条约修改、缓付赔款等均允许商办；而荷兰交涉又如此紧张，促使段对德宣战主张，更为坚决。若黎元洪在袁世凯帝制时代之态度，在段以为极易就范。不意黎性暗弱，惑于丁佛言等中立之说；且认为断交已属好大喜功之举，参战则更为危险。适此时国民党议员又得其党内指示，极欲借端倒段，盖欲先倒段再议外交，简而言之，即不欲段在外交政策上成功，提高其威望也。尤可憾者，黎暗弱无能，为其左右所利用，另一方面黎又以议员为后盾。而在段以为对德断交时，通过甚容易，对议员疏通亦未周密布置。当黎氏不得已以参战案交议会时，人杂言庞，议员对参战案相持不决时，段方在议院中，此时适有不达事理之傅良佐未得段氏同意，纠合公民团扰乱议院。虽经段召兵警将公民团解散，而多数议员借为口实，实行散伙，致开会皆不足法定人数，作为对参战案之消极抵制。
徐树铮事事占先，独于对德宣战抱消极态度。因徐素日崇拜德国，谓民族优秀，科学进步，无战败之理，屡次上书段祺瑞主张不可参战，应守中立。有一次徐树铮为参战事，又上书段氏，段当面将上书弃之于地。以后又发现徐树铮暗中与安徽督军倪嗣冲、湖北督军王占元示意，嘱其电请中央维持中立。及段电召各省督军来京议政，各督军皆拥护宣战政策。据倪、王并称：前此有电请维持中立者，系徐树铮示意，今日来京方知参战之必要。徐树铮遇事与总统为难，独于参战与黎看法相同。于时各督军曾邀两院议员在外交大楼当面疏通参战事，并面陈黎总统。黎认为此事应由议会主持，非督军所应干涉。而议员则仍保持消极态度，尚以法定人数不足作借口，故无法开会。各督军以一电攻击宪法之歧误，相率从容出都。段在平时一怒便拂袖而去，此次为力争参战，偏倔强不退。黎乃毅然将段免职，以伍廷芳署总理。各省始则通电指责副署违法，继则通电独立。当此是非纠纷之际，徐州又召开督军团会议，复辟之谣已炽。黎不但不闻不问，反命令张勋随带8000兵入卫，复辟之机伏矣。
(曾毓隽)
黎、段争斗始末
清末，北京官场有所谓四凶者，即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汪荣宝也。到了民国元年，又有人指赵秉钧、梁士诒、陈宦、段芝贵等为袁政府的四凶。此话似是章太炎所说。民国五年(1916年)，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了旧国会。旧国会议员中间，忽又出现了四凶，即孙洪伊、丁佛言、张耀曾、谷钟秀4人。此外又有帮凶4人，即哈汉章、饶汉祥、黎澍、孙发绪等，这都是黎元洪的幕僚。当时的国务总理系段祺瑞。
旧国会一度被袁世凯解散，大多数议员都经过了两三年的困苦生活。此次幸得恢复，议员诸公自己觉得议员的地位不保险，于是借着议员的头衔为阶梯，群趋于猎官之途。尤以政学会的议员最为热心禄利，其中如张耀曾、谷钟秀、杨永泰、文群等，终日结驷联骑，奔走于黎、段之门。
政学会原是一个政团，是从国民党内分化出来的，其分化原因，就是因为挂着国民党的老招牌于作官不利，脱离国民党的目的就是为了作官。当时有人私议说：政学会分子都是官迷。
段祺瑞对这一伙求官的议员，初尚敷衍，继见来者愈众，均抱有做显官的欲望，位置无多，供不应求。于是对于议员求见者，一律饷以闭门羹。其不是求官而是来商榷政见者，亦连带受了冷淡的待遇。段氏因此小事，得罪了很多议员，所以后来议及国家重大问题时，也因此受到影响。
黎元洪则不然了。黎氏对于议员求见，向来是来者不拒，且应接态度平易近人，若谈及求官问题，黎氏必照例说：只要你与段总理方面商量好了，我这一方面毫无问题。总理若不答应，我也没办法，因现在是责任内阁制。
议员中第一个出来做官的就是丁佛言。丁为人粗鄙无学，浅躁无识，又不安分，遇事专好兴风作浪，卖弄聪明。清末他在山东谘议局做议员，已经闹过许多笑话。民国元年(1912年)，黎元洪任共和党理事长，丁系共和党的中坚党员。民国五年(1916年)，黎氏继任大总统，哈汉章、孙发绪等怂恿黎元洪任命丁佛言为总统府秘书长。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是徐树铮，为段氏亲信。徐为人胆大量小，貌智心愚，遇事兴风作浪、卖弄聪明，则与佛言可谓异曲同工，而骄悍之处或有过之。
总统与总理，关于一切政务，并不经常见面磋商，率由双方秘书长代表接洽。几乎每日都需见面。都是着名的好事之徒，彼此勾心斗角，负气逞才，以致府院之间发生了许多政潮。府院之间第一次大冲突，便是阁员名单问题。按照临时约法及民国惯例，国务总理系由大总统提名特任，其他阁员名单，系由国务总理提出总统完全认可后，再由国务总理提交国会征求议员之同意。而丁佛言、哈汉章、饶汉祥、孙发绪等，竟悍然违法，怂恿黎元洪片面地擅自拟定一阁员名单，一面通知段祺瑞，一面径行提交国会。
记得黎元洪所拟的阁员名单为：外交唐绍仪，内务许世英，财政陈锦涛，陆军段祺瑞，海军程璧光，司法张耀曾，教育孙洪伊，农商张国淦，交通汪大燮。
唐绍仪系民国改元第一任总理，资望较崇。丁、哈等逆料将来黎、段必有交恶之日，所以提出唐绍仪来，以备将来一旦黎、段决裂，即以唐绍仪继任国务总理。
许世英善于趋附，做官的手段极高，他以北洋的老官僚，在蒋介石统治时代获得很高的职位，便可证明其老吏手段。自民国元年即极力联络黎元洪，因皖籍同乡关系与段祺瑞亦有较厚的私交。
陈锦涛之弟锦章与黎私交素厚，黎在湖北时，陈锦章曾窃公款30万元逃走，元洪设法代为弥缝，并未追究。锦涛对于元洪极为感激，此次锦涛被提名，还是在黎氏幕中花费不少运动费的。
程璧光是黎元洪在前清天津水师学堂的同学，而且在兵轮上同事，其与段氏素不相识。
张耀曾、孙洪伊均为众议员，张系法律学者，孙无专长，此二人均以结好黎幕诸子而被列名，与段氏不相识。
张国淦、汪大燮均为黎氏同乡，且素附元洪。汪之为人精于官场，自民国以来，至其身殁，几乎每幕都有他出场。
段祺瑞为人稍较深沉，接到此项名单，默然不语，其心中当然不快。徐树铮为人轻躁，见此情形当然沉不住气，他见段祺瑞无所表示，也不敢当面说出主张，待退出之后，心生一计，不直接向黎反抗，而采用了另一手段，即唆使各省军人单独反对唐绍仪。于是由冯国璋、张勋领衔发出通电，列举唐之丑行，并谓如任唐掌外交，以后外交部与各国所订的条约，各省皆不承认。只此一举便形成了后来督军团进京的先例之根。
当此电文发出之时，唐绍仪已经到了天津。唐在天津见此电文，遂即折回上海去了。黎元洪收到冯、张20余人联名通电，始自悔作事孟浪。黎幕诸子的凶焰也被这一纸通电压下去了。于是黎元洪始由电话邀请段祺瑞过府，黎以前倨后恭的态度，双方重新商定阁员名单：外交伍廷芳，内务孙洪伊，财政陈锦涛，陆军段祺瑞，海军程璧光，司法张耀曾，教育范源濂，农商谷钟秀，交通许世英。
孙洪伊才识甚低，不敢担任教育，且夹袋人才已有150余人，在教育界绝对无安插，因此，孙到任后即撤换部员，以便安置其私人，于是部员联名控告，孙遂去职。
谷钟秀系前清浙江巡抚增韫的幕僚，在浙已显劣名。此次组阁，认为做官的机会到了，于是向政学会的会员们许了很多条件，由政学会的会员向黎元洪请求，始得列名。
陈锦涛、许世英系因在黎幕下了本钱，所以彼等一到任所，拼命捞本，后均因赃案系狱。世英手眼高明出狱较早，而陈则被囚一年有余始得释出。
自孙洪伊、谷钟秀作了阁员之后，经常帮着丁佛言吹毛求疵，所以府院争潮日益加剧。
关于任用普通官吏，府院双方意见也不一致。府方提出的，院方有时不同意；院方提出来的，府方也故意挑剔。所以有许多已经拟定的人选，中途竟搁浅了。某次因任命山东省长问题，双方几乎又起大波。黎幕诸人认为中央的阁员，黎派已占了优势，阁员中没有跟段祺瑞一致的。许世英或者勉强算是半个。亟有向外省扶植势力之必要，然军界是不易扩张的，只有在行政界想办法。于是丁佛言、谷钟秀等，煽动元洪任命孙发绪为山东省长。
孙发绪字莼斋，安徽怀宁人，在安庆素有“阮大钺第二”的徽号。辛亥武昌起义后，他向皖抚朱家宝自告奋勇，愿西赴湖北侦察民军虚实，以便效忠清室。他到武汉后，自称分发后补人员，愿报效民军，由李作栋、雷洪介绍见了黎元洪和孙武。孙发绪舌巧如簧，黎、孙二人竟为所惑，延之入都督府。汉口失守，詹大悲至浔阳，得悉发绪系朱家宝派来的侦探，函告在鄂诸同志，须加意防范。某日都督府会议，第二镇参谋蔡大辅以手枪击发绪未能命中。第二镇统制张廷辅，亦力主惩办。元洪不得已，遂将发绪交军法局永远监禁，迨宣布共和后，元洪纵之私逃。发绪逃至北京冒充黎元洪代表，因系皖籍，终日奔走段芝贵、陆建章之门，发绪且善贡谀，段、陆二人竟认其为才堪大用。后因起义人员授勋，遂将发绪之名列入名单，授予一个勋五位。武汉起义人员见之大哗，纷纷电京揭发其隐。发绪自觉没趣。其时，朱家宝已移任直隶民政长，发绪恳求朱家宝愿到外县作一知事，盖因无颜再回北京也。家宝居然委其署理定县，到任后，百政废弛，惟与巨绅谷钟秀、王振尧的家族，曲意联络。所以到民国五年谷钟秀作了阁员，与丁佛言勾结一气，极力代发绪暗中酝酿山东省长一席。
谷钟秀在民国元年，因为推戴标准小人王芝祥做直隶都督，遂酿成了唐绍仪出走的大政潮。此次又推荐孙发绪做山东省长，遭到了山东人民的反对。
关于任命孙发绪为山东省长一事，黎已命人缮就任命加盖府印后，尚须国务院加盖印信，会同发令。丁佛言认为事关山东问题，不便出面。丁素知哈汉章与段祺瑞有师生之谊，遂请元洪转命哈汉章持令前往段处。哈见段说：“总统因为山东省长缺人，今物色了一位安徽同乡孙发绪，认为人地相宜，即请老师盖令发表吧！”段祺瑞听见“安徽同乡”四字，勃然大怒，拍案骂道：“什么东西！我不认得这个同乡，难道说安徽同乡就该做省长吗？”汉章见势不佳，即行溜走。当时适值许世英在座，许遂劝段说：“总理不要生气，孙发绪这个人我也认得，是一个势利官僚，香岩(段芝贵)同他很要好，将来或不至于对我们敌视。关于山东省长，以我所闻总统预备了三个人，一孙发绪，二李庆璋，三丁佛言。李、丁二人做山东省长，均有后患，反不如发表了孙发绪，将李、丁二人截住。”段听完许世英的话，认为颇有道理，遂勉强将命令发表。
李庆璋字莪卿，山东历城人，系张勋的亲信，当时正任江苏徐海道道尹。
自此以后，孙洪伊、张耀曾、谷钟秀三人，为狡兔三窟计，又打算以阁员兼任议员，即使丢阁员，还可以回到国会去当议员，且可以凭借着国会的威风作他们的后盾，却想不到，此案提出后，竟被参众两院否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