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灵庙起义振奋了内蒙古广大人民抗日的精神，打击了内蒙古上层阶级中为虎作伥的卖国分子。由于这次起义，迫使德王集团把他们的驻地迁往察北的化德(嘉卜寺)。1936年3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导演下，成立了以德王为首的伪“蒙古军政府”；组织了以李守信、王英为首的伪“蒙古军”和“西北防共自卫军”。至此，德王集团便公开投敌而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鹰犬。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按着日寇的意图招兵买马，扩充军队，为日本法西斯搜罗炮灰。这项工作由德穆楚克栋鲁普亲自主持进行，军事署长王宗洛负责办理实际工作。当时把李守信统率的原有部队和从伪满各旗招来的士兵以及在锡、察两盟各旗征到的士兵，重新编为2个军，下辖8个师、1个警卫师、1个炮兵团、1个宪兵队。第一军军长李守信，负责统率第一、二、三、四师和1个直属炮兵团。第二军军长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负责统率第五、六、七、八师、警卫师和宪兵队。全部都是骑兵，总兵力约达1万余人。为了培训中下级军官，特在苏尼特右旗东营盘成立蒙古军官学校，由德穆楚克栋鲁普兼任校长，从各部队和各盟旗中选拔蒙古青年，进行训练。
为了考验部队的训练成果，是年9月间，在化德飞机场举行阅兵典礼，由德王检阅分列式。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也前来参加。德穆楚克栋鲁普望着“浩浩荡荡的人马”简直飘飘然了。他想：“今天凭着日本的力量，居然能够握有两军人马，万余骑兵，如再扩而充之，岂不可以称雄一方？”
伪蒙古军政府成立后，就根据关东军参谋部的建议，同伪满洲国缔结了以“共同防共、军事同盟、互派代表、经济提携”为内容的《满蒙协定》。根据这个协定，伪满洲国派玉春为驻蒙代表，伪蒙古军政府金永昌为驻满代表，双方开始建立了所谓的“外交关系”。同时，伪满中央银行在化德设立办事处，发行伪满币，从此双方也发生了经济关系。
与此同时，伪蒙古军政府还与伪冀东自治政府缔结了以“政治上共同防共、经济上互相支援”为内容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德王又从冀东伪组织弄到协款100万元，作为伪蒙古军政府的经费。
待伪蒙古军政府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伪蒙古军就作为日本关东军进行侵略的一只“卒子”，大打出手。1936年8月间，德化日本特务机关长换了田中隆吉，他奉关东军坂垣征四郎和东条英机等人的指示，策划伪蒙古军进犯绥远。他对德王说：“‘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一打就跑，我们没费多大力量，就占领了东北四省，建立了满洲国。绥远军更是不中用的，可能一吓唬就跑，很快就能拿下绥远。”他指使王英部队打前锋，利用汉人打汉人。伪蒙古军督后，作第二梯队。德穆楚克栋鲁普为了早日占领绥远，实现建立“大蒙古国”的野心，积极赞同进攻绥远的计划。王英是志在河套，企图早日当上绥远的一路诸侯，表示愿意打前锋，于是进攻绥远的问题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田中隆吉直接指挥王英部队进攻红格尔图。德穆楚克栋鲁普命令李守信率领第一军驻南壕堑，作为第二线的支援，把第五、六、八、九师布置在尚义、德化一带，防守后方。这样部署就绪之后，德王就以蒙古军总司令的名义，于11月5日对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最后通牒。首先指责绥远省当局去丰镇、兴和、集宁、凉城、陶林五县收税；“越权干涉”西公旗事件，“煽惑”蒙政会保安队官兵“叛乱”；在百灵庙以南修筑作战工事等。继而提出：一、即日将察盟右翼四旗退还察盟；二、即日取消百灵庙以南一带的军事设施和经济封锁；三、将保安队“叛乱”官兵的武器如数退还；四、将应划给蒙政会的特税20万元从速拨给；五、将百灵庙“叛乱”的首要人员一律按造反处分等项要求。绥远省主席傅作义旋于8日复电，逐项予以驳斥。于是，一场对绥远的罪恶进攻就这样开始了。
田中隆吉是这次战争的策划者和指挥者，而德王和王英则是他手中的工具。田中隆吉是以行险侥幸的心理发动这次进攻的。他认为上有日本飞机助威，下有王英部队攻打，后有蒙古军督战，这样虚张声势一威吓，绥远军队就可能撤退了，大则可以唾手而得绥远，乘胜西进，夺取陕甘宁；小则也可扩大占领区域而壮声威。不料这个如意算盘没有打对，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中国共产党的有力推动下，绥远军民奋力抗战，英勇打击敌人，使日伪的进攻遭到可耻的失败。
日本帝国主义对8月嗾使伪军攻绥的失败仍不甘心。至11月间，日本又嗾使伪蒙军李守信、王英等部，配合日军再度向绥东进攻，企图攻下绥远，进窥甘肃、宁夏，把伪蒙的领土扩大，成立“蒙古大元帝国”。于是绥远军民再次奋起，与日伪军在红格尔图进行更大规模的激战，把日伪军再次击溃，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和大庙。在这一战役中，伪军王英部旅长石玉山、金宪章率众反正。他们在行动之前，杀死日本顾问小滨大佐等27人，击毙李守信伪军数百人。他们的反正受到了全国人民的欢迎。
绥远抗战的胜利，严重挫伤了东条英机的侵略气焰，有力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抗日士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工农大众到兵学商，都一致奋起声援，连在狱的犯人，也以绝食的办法集资捐献，形成了1936年冬季的援绥热潮。
在全国援绥抗日声中，上海和青岛日本纱厂的7万多工人，先后举行了波澜壮阔的大罢工。他们把抗日斗争同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以达到促进抗日救亡运动的目的。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显示出全国性的抗日时机即将成熟，抗日的大风暴就要来临，抗日道路上的一切障碍都将被冲破。
在东条英机担任日军关东军宪兵司令官期间，日本发生了“二？二六兵变”。日本国内一批“皇道派”极端国家主义者少壮军人，发动了武装政变，企图推翻现政府，建立军部独裁政府，加速法西斯化，以“改造”日本。
日本法西斯军阀分子在20世纪30年代时，逐渐分化为两大派系，一个是“皇道派”，一个是“统制派”。“皇道派”军人与“统制派”军人虽然目的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建立军部主导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但是两派所主张的途径却大相径庭。“皇道派”军人主张使用政变、暴力、暗杀等手段来达到军部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目的，这派军人的代表人物有荒木贞夫、真崎甚三郎、冈村宁次、桥本欣五郎、相泽三郎等人。“统制派”军人主张的则是用合法的手段来取得合法的改革，主张由军部大臣将军部的计划和意见提交给内阁，由内阁来采取新的国策和其他具体政策。“统制派”军人的代表人物是宇垣一成、松山元、永田铁山、东条英机等人。“统制派”军官还主张实行“总体战”，要建立起“总体战体制”，以使整个国家都能够走上战争的轨道，都能够适应法西斯分子侵略扩张的需要。
“皇道派”和“统制派”两派的对立，主要体现在人事的斗争上，两派人物不断地进行着争夺权力的勾心斗角。他们有时是毫不妥协的斗争，有时则以相互支持对方派系的某一个人事任命为交换的条件。
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掌握了陆军之后，就开始排除异己，想要把所有不服从他们“皇道派”意志的人都从中央清除出去。正是由于这二人结党营私的行为，才使“皇道派”的名声传了出去，他们这一派才开始被称为“皇道派”。并且，由于“皇道派”的产生，也随之而产生了与之不和的派系，即后来的“统制派”。而他们之间的派系斗争及其结果决定着日本陆军甚至日本这个国家的前进方向。
荒木贞夫控制了陆军部之后，就开始了人事的大变动。这种人事的大变动是荒木贞夫他们为了团结志同道合之人的一种手段。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他往往也把某种非志同道合者或者中间派人物赶到了反对阵营之中。这种情况似乎不可避免。被冷落或者排挤的人们也不得不形成一个集团或者派系，以便对付强大的荒木贞夫集团，即“皇道派”。
荒木贞夫的第一个措施就是排除宇垣一成的势力。宇垣一成曾经担任过5年陆军大臣，所以几年间由他提拔了一大批的军官。宇垣一成被很多人看作是一位任人惟贤的陆军领袖。荒木贞夫上台之后，则攻击宇垣一成结党营私的人事路线。实际上宇垣一成的人事路线有一个前提，即他负有解决中国问题以及军政改革的“使命”。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和“使命”，他有时候也有必要在人事安排上进行某种程序的妥协。荒木贞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出任陆军大臣的，他自然也有他的目标，首先他要控制军部。
关于这个问题，荒木贞夫从一开始就遇到很大麻烦。他甚至被迫进行了一些他十分不情愿的人事任命，以达到将自己人委以重任的目的。荒木贞夫将小矶任命为作战科长，在此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又将其晋升为少将，而且又很快转任第三部长。这一切不自然的调动，完全是一种条件，一种交换，是为了让驻台湾军司令官真崎甚三郎能够打破前例担任参谋次长。但是，从实际的人事安排和人事变动的情况可以看出，荒木贞夫在这次人事大变动中并不能完全实现自己的目的，并不能心满意足地将自己的志同道合之人调入陆军部。他这次人事调动的结果是，在陆军部内部出现了严重的派系对立。
由于1932年5月15日，陆海军青年军官暗杀了犬养总理大臣，荒木贞夫也被迫提出辞职。他推荐驻朝鲜的林铣十郎继任陆军大臣。林铣十郎曾任东京湾要塞司令官，后来由于真崎甚三郎将他推荐给武藤信义，他才得以当上陆军大学的校长，后来便一路攀升，从教育本部长、近卫量团长到驻朝鲜军司令官。这次荒木贞夫推荐他继任陆军大臣，他自然兴奋至极，他在离开朝鲜之前，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自己的远大抱负，只想早日上任。没想到荒木贞夫周围的人并不十分信任他，他们仍在极力挽留荒木贞夫留任。宪兵司令官秦中将到火车上去访问了林铣十郎，劝告他辞退。林铣十郎被逼无奈，只好表达了自己辞退的决心，他退出的理由是自己“不胜任”陆军大臣一职。可是此时他已无处可去，甚是尴尬。恰好教育总监武藤信义此时承担了“五？一五事件”的责任，武藤信义的辞职才使林铣十郎勉强有了一块落脚之地。
荒木贞夫终于继续留任，他很快任命武藤信义为关东军司令官。同时他还把冈村宁次任命为副参谋长，来监视参谋长小矶。荒木贞夫的这种体系大概维持了两年。后来，真崎甚三郎被调走，武藤信义病故，止原也去世了。1934年初，荒木贞夫因病辞职。林铣十郎在当了两年教育总监之后，终于成为陆军大臣。
由于林铣十郎以前是驻朝鲜军的总司令官，所以“皇道派”军官认为他至少不会反对“皇道派”。可是林铣十郎上任之后，立刻将永田铁山任命为军务局长，这使“皇道派”军官大为震惊。林铣十郎进行了一系列的人事调动，他的目标是以“陆军大臣”为中心，在有条不紊的统制下，完成其任期内的“使命”，他想要排除违背皇军意识的恐怖主义和黩武的作风。永田铁山提出，要尊重制度，整肃军纪，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快地结束当时的混乱局面，重新掌握陆军的控制权。林铣十郎和永田铁山主张统制和团结，用来作为对军队的紧急任务，因此人们就将他们称为“统制派”。
当时，陆军中央与真崎甚三郎教育总监军内的“皇道派”军官互相对立，纠纷颇多。林铣十郎与真崎甚三郎的矛盾暴露得十分明显。林铣十郎上台以来的每一次人事调动，都受到真崎甚三郎的阻挠和干涉，这使林铣十郎大为恼火。终于在8月份人事调动方案的问题上，林铣十郎任命今井和桥本次官一手操办，决定让“皇道派”军官们退职，而让建川担任参谋次长，任用小矶担任航空本部长。林铣十郎在方案制订完之后，才将该方案提交给真崎甚三郎，真崎甚三郎自然是立刻提出反对意见。
在长州派得势之时，林铣十郎、真崎甚三郎加上荒木贞夫三人曾被作为中心，汇成一股力图建立新一代陆军的潮流。然而如今，林铣十郎与真崎甚三郎的分歧和矛盾使两人已无法共同存在于陆军高层之中。林铣十郎终于下了决心，要撤真崎甚三郎的职。渡边锭太郎成为真崎甚三郎的继任者。
“皇道派”派系之中有一大批青年军官，他们对林铣十郎和永田铁山本来就有成见。现在真崎甚三郎也被所谓的“统制派”赶下了台。“皇道派”军官们的暴力主义倾向与复仇和敌视结合在了一起。林铣十郎和桥本次官也注意到了当时紧急的形势，于是他们提出让永田铁山暂离中央，到欧洲去进行军事考察，以避开此时的危险局势。但永田铁山坚持不愿退却，不想看到整肃军部的计划因为他个人的退缩而化为泡影。这最终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