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术著作，约略言之，可以分为两大类：单篇的论文与成本的专著。后者的重要性不言自明。古今中外的许多大部头的专著，像中国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等等，都是名垂千古、辉煌璀璨的巨著，是我们国家的瑰宝。这里不再详论。我要比较详细地谈一谈单篇论文的问题。单篇论文的核心是讲自己的看法，自己异于前人的新意，要发前人未发之覆。有这样的文章，学术才能一步步、一代代向前发展。如果写一部专著，其中可能有自己的新意，也可能没有。因为大多数的专著是综合的、全面的叙述，即使不是自己的新意，也必须写进去，否则就不算全面。论文则没有这种负担，它的目的不是全面，而是深入，而是有 新意，它与专著的关系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吧。
我在上面几次讲到“新意”，“新意”是从哪里来的呢？有的可能是从天下掉下来的，是出于“灵感”的，比如传说中牛顿因苹果落地而悟出地心吸力。但我们必须注意，这种灵感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牛顿一定是很早就考虑这类的问题，昼思梦想，一旦遇到相应的时机，豁然顿悟。吾辈平凡的人，天天吃苹果，只觉得它香脆甜美，管它什么劳什子“地心吸力”干吗呀！在科学技术史上，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不少来，现在先不去谈它了。
在几十年前极“左”思想肆虐的时候，学术界曾大批“从杂志缝里找文章”的做法，因为这样就不能“代圣人立言”必须熟读圣书，心中先有一件东西要宣传，这样的文章才合乎程式。有“新意”是触犯天条的。这样的文章一时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但是，这样的文章印了出来，再当作垃圾卖给叫破烂的，（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白色垃圾”），除了浪费纸张以外，丝毫无补于学术的进步。我现在立一新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有到杂志缝里才能找到新意。在大部头的专著中，在字里行间，也能找到新意的，旧日所谓“读书得间”，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因为，一般说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往往只谈一个问题，一个新问题，里面是有新意的。你读你以后，受到启发，举一反三，自己也产生了新意，然后写成文章，让别的学人也受到启发，再举一反三。如此往复循环，学术的进步就寓于其中了。
可惜——是我觉得可惜——眼前在国内学术界中，读杂志的风气，颇为不振。不但外国的杂志不读，连中国的杂志也不看。闭门造车，焉得出而合辙？别人的文章不读，别人的观点不知，别人已经发表过的意见不闻不问，只是一味地写开写开。这样怎么能推动学术前进呢？更可怕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人提出。有人空喊“同国际学术接轨”，不读外国同行的新杂志和新著作，你能知道“轨”究竟在哪里吗？连“轨”在哪里都不知道，空喊“接轨”，不是天大的笑话吗？
写文章如此，做人以何偿不是如此呢？没有创新，何谈生存呢？中国近代近百年的历史已经将这一点充分地证明给我们看了，没有创新，就没有生的力量。
□创新是一种精神
中华民族有很多种优秀的品格，有很多种优秀的道德品质。多少年来，北大的一代又一代继承着先辈们用一生实践来的优良传统，并把它们不断地发扬光大，已成为了一种精神。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奠基人李大钊先生曾在北大工作10年。在一次北大教职员全体大会上的演讲中说：“北大两字，本旁视者对北京大学之缩称，吾校人员亦省而用之，外人即不免认吾校自我北大，带有骄气，其实此正北大之精神。盖吾校要研究各种学术，自然算大。希望同仁以后都从大字上做去，发扬伟大的精神。”北大，已不单单是北京大学的缩称，而且被人们赋予了特殊而丰富的含义，它代表着一定的实际水平，某种程度的尊重，蕴含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人文精神，北大精神，一种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何为北大精神呢？北大校长丁石孙曾这样说过：
“北大有其独特的校风，但是要让我用非常准确的语言来刻画北大校风或者叫‘北大精神’，这也是非常难的。北大90周年校庆时，我是从以下几方面来刻画的：
“北大的学生是不断要求改革，常常不满意现实的。当然不满意现实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内涵，但是北大学生总想把历史不断地推向前进。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精神，因为我们的社会总是要前时的。”
“北大的学生有历史的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我可以说北大学生有相当大的比例是关心国家大事的，当然我不是说每一个都如此。有些从外面来的人同北大学生接触以后告诉我，北大学生谈自己的事情比较少，谈国家大事、谈事业的比较多。我认为这是好的。这种精神要发扬……
“与此相联系，北大学生有自我牺牲的精神。也就是说，为了科学的进步他们可以废寝忘食，为推动社会前进提出主张，他们可以不顾个人安危，这样的例子历史上多得很。”
“我觉得恐怕还有一点，我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北大的学生非常严谨和踏实。民主和科学都包括在内，严谨就是科学的态度，我们不随便乱说话，一切都服从真理；民主就是说我们不惧怕权威。”
可见，北大时时处处无不散发着一种令人奋进的勇于创新的精神。实际上，丁石孙校长这几句话，我们可以概括为这样几个字：北大的大，就在于北大人身在校园，心系天下。北大人的心中装得天下，当可谓大。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与古圣先贤们一脉相承之优良传统。即使面对今天走向新世纪的一派繁荣景象，北大学子中仍不乏忧心忡忡者。一个北大中文系的学生给她中学时代的老师写信说：“大学生最重要的恐怕就是英语了，过级、出国、考研，样样离不了它，自习室里刻苦钻研者有一大半在学英语，怪不得有人戏称北大是美国大学的预科班。在北大，为出国而奔忙已经像一日三餐那样平常了。”另一位北大学子说：“北大人才大量流失，或远走他乡，或隐匿于民间，很少为国家所用。虽然以北大之素质，行走世间也算从容，但毕竟缺乏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的向心力，莫非真要到国难临头，方能显世间英雄本色。”
从使命感向责任感发展，北大人正走向成熟。作为北大的学子，首先应该秉承北大的创新精神。
要创新，就意味着要摆脱旧的东西，增加新的创意。正所谓去旧立新。
首先就要排除固有的旧的固定人的思维的观念
大象能用鼻子轻松地将一吨重的行李抬起来，但我们在看马戏表演时却发现，这么巨大的动物，却安静地被拴在一个小木桩上。
因为它们自幼小无力时开始，就被沉重的铁链拴在无法动的木桩上，当时不管它用多大的力气去拉，这木桩对幼象而言，是太沉重的东西，当然动也动不了。不久，幼象长大，气力增加，但只要身边有桩，它总是不敢妄动。这就固定的观念作用的结果。如果人也如此，在生活工作学习中被“拴”在“木桩”之上，而却不能发觉，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是多么地可怕。
所以，我们应增加创意，不断地向更新的方向发展。
北大的一位教授有一次参观北京市的一所公立高中时，走进一间高三的教室，拿起粉笔，在黑板上书一个实心的小圆。他问学生：“这是什么？”90%以上的学生都说那是一个点，其他的学生则说是一个句号。
而在小学三年级学生的教室里又重复一次这个实验时，结果出现了27种不同的答案，从“我爸爸的秃头”到“路灯的眼睛”都有。
小学三年级和高三学生的答案为什么出现这么大的差异？答案就是，右脑充分发展所致。1981年罗杰·史派瑞因为发现人的大脑分为左右两半球，各有不同功能，而获得诺贝尔奖。我们在左脑职司逻辑、线性及分析性思考；而右脑则控制想象力、创造力及冲动性思考。左右两半球虽然各司其职，但动作却相辅相成。例如：当我们想到某人时，右脑的动作使我们想到他人脸，左脑则使我们联想到他的名字。
遗憾的是，我们在学校所受的教育，鼓励的是左脑的活动（例如记诵一些已发生的事实，然后来填写试卷），较少鼓励右脑的活动（创意思想等）。结果是，我们在左脑过度发展。而在北大，你就不会有这种遗憾。“创新”精神，是北大治学精神的一个特别突出的方面。这种“创新”，决不是胡思乱想、哗众取宠的胡闹；而是发于勤奋、严谨、探索、求实，继而又善于独立思考之基础上的功到自然成的智慧的迸发与闪耀！
现在的北大，学术诘难、争鸣之风依然彼伏此起，相互竞争和敢为学派的创新之事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学生不愿重复导师所设计的现成的道路，宁愿在自己开拓的道路上碰得头破血流。
北大出现了如此“混乱”的局面和如此多的“逆徒”，可是学校领导和老教师们不但不生气，反而非常的欣喜，因为在他们眼里看到的北大的勃勃生机和无限的希望。
在北京大学，无论是祖师爷辈的老师，还是师爷、师父辈的老师，也无论是刚刚转为老师的师兄师组辈的老师，他（她）们都特别喜欢和鼓动学生“反对”自己的观点。他（她）们经常在课堂上或课堂下同学们说：“你们在学习的过程中一定要多动脑筋，要善于从不同的领域和角度去分析问题，要学会发出新的材料、新的问题，要勇于发表自己的见解，善于提出新的观点或看法；就是在考试的时候，你们也可以不必按老师的观点去答卷，完全可以写上自己的观点，老师的也只是一家之言。只要你们阐述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时，言之有理、持之有据，就是与老师的观点完全相反，也照样可以得高分！”社会学系的一位老师谈到他的评分标准时，说得更详实：“完全照笔记回答的给八十分以上，答自己想的给九十分以上，而完全照老师课上讲的内容回答问题的很少有九十分以上的。”历史学系的一位老师也曾说过：“你们按照我讲的内容和观点答卷，等于把我给你的知识又还给了我，这没有多大的意义。”
北大的老师说这番话，决不是谦虚之词，更不是客套话；而是肺腑真言。北大的学生在这方面也是从来就“不谦虚”、“不客气”的。“逆徒”是一代接一代。
有无独立思考的“创新”精神，有无自己独立的思想和创见，是北大考核学生最重要的标准之一，是北大精神锐气的关键所在！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是一个优秀人才所必须具备的。在过去是如此，在将来的社会里更是如此。邹衡先生说过：“世界经济和技术正面临着一个连续的时代。换言之，在技术和经济政策上，在产业结构和经济理论上，都将是一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所以，我们不要问：‘明天将会成为什么样？’而应考虑‘今天要做些什么才能创造出我们所憧憬的明天。’”新世纪已经来临，21世纪的竞争呼唤着创造型人才，墨守成规只能导致在竞争中失败。当前，各国的有识之士都不约而同地认识到：创造力将是未来人才的首要素质。如果一个国家的主流人才不具备世界级的创造力，那么，这个国家将无以在21世纪的国家竞争找到立足之地；同样，一个人不具备较强的创造力，那么，他也不可能在未来世纪里找到其发展之地。”因此，江泽民主席说：“创新是一个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发展的不竭动力。”“北大在长期发展和斗争历程中形成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光荣传统，显示的不断钻研、求实、创新、向上的优良学风，生动体现了中国人发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也是北大永葆生机的重要动力。这种优良传统和精神动力，要永远发扬光大。”
□发扬创新精神，用创意点击人生成功的火花
创意每个人“救活”自己的异常思维和才智，从而激活自己全身的能量。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是投石问路者，或难或易、或明或暗，或悲或喜，仿佛不停地挣扎在一个个“陷阱”之中，因此用有效的创意点击人生火花，成为突击生 存的梦想和手段。谁要抓住创意，谁就会成为赢家；谁要拒绝创意，谁就会平庸！这就是说，一个有效的创意绝对闪亮人生！
生活需要信仰，就是像菜需要盐一样。
一个有信仰的人，跟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截然不别，后者浑浑噩噩；前者有追求，有理想。
在众多信仰当中，创意是最独特的，也是最有效的。这种生活信仰，能帮助你找到一份理想工作——工作通常被认为是人生的起点。
北大资深教授邹衡在告诫青年们时说；“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能拯救自己，始终陷入一种痛苦的挣扎中呢？就是因为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却无健康的大脑，完全不能根据自身条件和时机寻找一条有创意的道路。创意是你在百般无奈时、沉思默想时意外的发现，是一种精细的观察，是一种才智的爆发！
生活中，创意更是不可缺少的。从求职为例，职业的多样性，给每个求职创意的人提供了可能。假如只有一种职业适合自己的观点，肯定是错误的，因为它本来就缺少创意，仅仅是一种不愿努力改变自身被动状态的懒惰心理而已。
北大教授认为：“工作惟有改变才能创意人生。这就是说，现代人试图改变人生的方法就是把智慧用在工作的创意中，力戒一种工作适合于己的观点。用不同的工作挑战自我，就是最大的创意！”
只有学会创意，你的职业人生才会多姿多彩，避免烦恼。
北大是广博的，她包容着师生们鲜明的个性，更允许学术上的“百家争鸣”邹衡学生时代第一次参加学术讨论会，看到老师们针对马克思主认体系的问题各抒己见，甚至针锋相对，争得面红耳赤。对于看惯了千篇一律、一下一致的邹衡来说，这无疑点燃了他脑海中久被禁锢的思想火花。他深深地记得，不止一位老师说过：“考试的时候，你们把我讲的内容全部复述出来，最多也只能得‘良’，我要的是你们自己的思想。”这种学术上的包容不仅开拓了他的思维，影响到他的学生时代，而且对他今天的工作思路和方法都是一个启迪、一份宝贵的思想财富。
□求索之路，总在时代的前沿
每一个时代，都有着不同的精神，都有着代表这一个时代的特点。而每一个时代却都有着一个共性：不断求索创新。每一个时代的前沿，都有着最勇敢的人在为更新的发展努力拼搏，寻找着生命的活力。
北大人是善于尊重和继承优良传统的，北大人更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的。无论是在学术领域还是社会领域，北大人总是“敢为天下先”的，也是敢于正视自我和善于突破旧我而蜕变新生的！”
现代社会的竞争，归根结底为知识和智慧的竞争，而知识和智慧的竞争，又归结为学习的竞争。
知识经济是学习竞争经济，是人才经济。人才是学习的最佳体现和载体，是知识的命脉。知识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才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