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仿对每个人而言都不困难，事实上，我们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孩子是怎么学会说话的？体坛新手怎么跟前辈学习的？一个有抱负的商人又是怎么成立他的公司的？全是模仿来的。这里举个在商场中简单的模仿例子。现代社会有个通性，就是在甲地可行的，往往在乙地也能适用。所以在商场有些人能够赚大钱，就是透过我们所说的跟进方式。如果有人在北京，开了一家生意鼎盛的快餐店后，那你看着吧，在上海也会成立相同的商业店；如果有人在广州经营一家专门供应奇装异服以达宣传效果的生意，很有可能在沈阳和大连也会有相同的生意出现。所以有很多人事业成功，就是在市场尚未饱和之前，把甲地成功的做法，依样画葫芦地搬到乙地去，就这么成功了。类似的同样情形，你可以学习别人证明有效的方式再制一个。如果可能，再加强一下，要成功就有如探囊取物了。
当今世界上，最成功的模仿者应当首推日本。日本经济令人目眩的背后是什么？是了不得的创新？可能有一些吧，但是如果人翻开过去20年的工业历史，就会发现很少有重大的新产品或尖端的科技是发源于日本。日本人只不过剽窃了美国的点子和商品，从汽车到半导体的一切东西，再加以巧妙的模仿，只保留精华，改进其余部分。
有许多人公认钢铁大王卡内基是世界首富，你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吗？很简单，他模仿洛克菲勒、摩根和其他金融巨子。他留意好些人的一举一动，研究他们的信念，模仿他们的做法，就有了今天。为什么张海迪不只是活下来，而且能够从别人所无法忍受的打击中振作起来？当她还躺在病床上时，他的亲人就为他念一些曾经克服重大难关之人的事迹，这让他有模仿的对象，使得奋发的意念压过了所遭受的悲惨经历，他也有了今天。所以成功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异，不在于他的境遇，而在于他选择从什么角度去看自己，从那些方面去着手行动。
在今天善于学习，勇于创新已形成了现代成功者的必备素质，智慧的模仿者可以从他人身上学到自己必备的东西，从而为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伊索寓言里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天，动物在森林里聚会，突然间一只猴子出来跳舞，动物看到它的舞姿都赞不绝口。
你一句，我一句，大家热情地赞美猴子。
一只坐在角落里的骆驼，看到这样的情况，心里非常羡慕。骆驼心想：“我也想个办法，让大家称赞一番。”
于是，骆驼就站起来大声说：“各位，请安静一下，我要跳一支骆驼舞给大家看。”动物听了都很兴奋，张大眼睛看着。
骆驼鞠躬之后，开始摇摆身体，它滑稽、丑陋的舞姿，不仅没有获得动物的赞美，反而引来大家哄堂大笑。
骆驼觉得很难为情，就偷偷地溜出森林躲起来了。
寓言中的骆驼因为愚蠢模仿的结果，很难为情地躲进森林里。其实，并不是所有模仿都会落得如此不堪的下场。模仿可以分两种，一种是愚昧无知、不用大脑、东施效颦式的模仿。另一种类型的模仿是智慧型的模仿，即在模仿的时候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故事中的骆驼正好与刚才所讲的例子相反，没有创造力的模仿，只会给自己带来不幸和损失。只有保持敏锐的观察力，注意到别人所没有注意的，把握时机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才能使自己走向更好的未来。
著名的宁红集团是一个以保健茶为核心的现代化集团，该集团创业初期曾面临负债780万元的困境，正是由于总经理涂翌利率领集团精干力量开发新产品，使得宁红集团走出了一条新路。1991年春节刚过，宁红的几十名精兵强将奔赴全国几十个大中城市去进行市场调查。在调查中，他们发现：国内的“回归大自然”之风已经悄然兴起，生活富足的城市居民渴求身体健康，而市场上的保健品虽然花样繁多，但优劣难分，而且保健茶处于萌芽期，市场品种稀少，保健功能也处于摸索阶段，国内的市场潜力巨大。正是在这样全面而细致的市场调查基础上，涂翌利成立的“宁红保健茶业中心”从此一发不可收，推出了大量保健茶的新品种，在国内同行企业中获得领先优势。
创新在这里不仅是企业兴旺的促发因素，更是维持企业长盛不衰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还将是推动企业走向未来辉煌的关键因素。
□突破前人的束缚
我们在学习前人的优秀的同时，也为自己编织了一张无形的网——前人固有的思想的一张网。这张网给了我们学习中的许多知识，但有时候也网住了我们自己的思想。此时，只有勇敢地否定前人，冲破这张网，才能够创造新的东西，得到新的发展。
凡事不破不立，破才能立，破是为了立。因此说，批判的态度是激发创造性思维的动力，批判的精神是科学家的可贵品质。不加分析地跟着别人跑，这对创造是有害的。邹衡曾举个一个反学界的例子。
18世纪化学界流行“燃素学”。这种认为物体能燃烧是由于物体内含有燃素的错误学说，严重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误使许多科学家都去积极寻找燃素，没有一个人对此表示怀疑。瑞典化学家舍勒也是热衷于寻找燃素的人，他从硝酸盐、碳酸盐的实验中，得到了一种气体，实际上就是氧气。但他却以为自己找到了燃素，命名为“火气”，并解释为火与热是火气与燃素结合的产物。舍勒如果不受燃素说的影响，当时就得到了氧气的发现权。英国人普利斯特在实验中也得到了氧气，可是也因为笃信燃素说，而把氧气说成“脱燃素的空气”，遭到了舍勒同样的命运。
后来，普利斯特把加热氧化汞取得“脱燃素的空气”的实验告诉了拉瓦锡。拉瓦锡却未从众，他不受燃素说的束缚，大胆地提出怀疑，经过分析，终于取得了氧气的发现权，使化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要敢于否定前人，培养提出问题的能力。学习新知识，不能完全依靠老师，也不能盲目迷信书本，应勇于质疑问题。勇于提出问题，这是一种可贵控索求知精神，也是创造的萌芽。创造的机制是：由于知识的继承性，在每个人的头脑里都容易形成一个比较固定的概念世界，而当某一些经验与这一概念世界发生冲突时，惊奇就会开始产生，问题也开始出现。而人们摆脱“惊奇”和消除疑问的愿望，便构成了创新的最初冲动，因此“提出问题”是创新的重要前提。
1922年俞平伯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诗集《冬夜》。该诗集收录了俞平伯数年间创作的一百余首新诗，在我国的新诗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地位。
当时，由于我国的新诗发现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对新诗创作的理论探讨与总结，就显得格外需要与迫切。俞平伯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在此方面卓有建树。
在《冬夜》的自序中，俞平伯现身说法地总结道：
“我怀抱着两个做诗的信念：一个是自由，一个真实。做诗原来是件具体的事情，很难用什么抽象概念说明它。但若不如此，又很不容易有概括的说明，只要不十分拘执着，我想也或无碍的。
“我不愿顾念一切做诗的律令，我不愿受一切主义的拘牵，我不愿去摹仿，或者有意去创造哪一诗派，我只愿随随便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在此，俞平伯无所顾忌地道出了自己的两大创作理念，一是自由，二是真实。他的所有创作都是基于上述理念完成的，因而带有鲜明的个性与时代特色。这两大创作理念也可以被看做是新诗创作中具有共性的基本原则。
在新诗的艺术形式上，俞平伯的主张可谓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畅通无阻——什么格律、音韵，什么“主义”、“流派”……以往诗歌创作中的清规戒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他束缚，他只需用当代的语言，去表现出丰富的自我，丰富的世界，那么，这就是诗。
这一段关于新诗创作的宣言，对新诗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均进行了深刻的探索与总结，对当时我国尚处于萌芽状态的新诗创作运动，无疑具有重要的指导与推动作用。
俞平伯就是这样，以北大为舞台，以诗歌创作为出发点，开始了他一生的文学之路。
偷平伯是一位敢于向前人“争锋”的“破网”之人。
俞平伯他一生的最大成就也就在于红学研究领域。而初步文坛时以诗歌创作为主的俞平伯，又是怎样走上红学研究之路的呢？
早在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着扎实功底的俞平伯先生，从学生时代起，就已熟读《红楼梦》，并对部伟大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日后的研究成果，可以说是厚积薄发，水到渠成。
俞平伯与他的老师胡适先生关系非常密切，胡适对俞平伯十分欣赏，曾邀请俞平伯帮助增删《尝试集》；而俞平伯对胡适也是极其敬重，因而在学术研究上，也便不知不觉地受到胡适的很多熏陶与影响。
1921年初，胡适倡导“整理国故”，其本人潜心精研《红楼梦》，写作完成了著名的《〈红数梦〉考证》。受其影响，他的弟子中掀起了一股“红楼”热。
这段时间，俞平伯在《红楼梦》的研究方面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半年之久，他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保持了密切的通信联系，主要通信内容，即是探讨《红楼梦》的种种问题。可能是由于初涉红学领域，此间他并未拿出什么像样的研究成果。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与胡适红学大师的对话与切磋，为俞平伯日后在红学界一鸣惊人，奠定了功不可没的基础。
到了1922年的春天，蔡元培与胡适这两位大名鼎鼎的学者，就红学研究的不同方法，产生了激烈的争论。二人在报刊上你来我往地论战，引起了俞平伯极大的兴趣，也促使他将自己的红学研究进一步进行深入化与系统化。
俞平伯的红学研究，是以重考证的“自传说”为基石，与胡适不谋而合，而与蔡元培的“索隐派”针锋相对。
面对德高望众的北大校长蔡元培，俞平伯这个初生牛犊没有丝毫的畏缩。也许，正是由于蔡元培所大力倡导的学术自由的北大校风所使然，俞平伯竟然大胆撰文，对蔡元培的观点与研究方法进行了无所顾忌的批评。
敢于校长争锋，也许，这是仅能在北大才会出现的奇迹。
原本在红学界藉藉无名的俞平伯，就这样一炮打响，正式踏入了红学研究这块神圣的学术领域，并一举成为以研究作家的身世、情感与思想发展为主的“新红学”的代表性人物。
这年的7月，俞平伯完成了他的重要著作《红楼梦辨》，并在本书中提出诸多新颖独到的看法与观点，给当时的红学界，注入了一股全新的活力与生机。从此“新红学”不仅可与“索隐派”分庭抗礼，而且渐渐占据了优势。
俞平伯就是这样勇于否定前人，敢于走创新之路，从而成为了红学界的大师。
一个世纪以来，北大人不知有多少次为创新而向历史发出挑战了，或许人们已经把他们的容貌淡忘了，但他们的精神，他们对历史做出的贡献却一代又一代地影响着北大人，影响着千千万万的青年人。这也许正是北大的魅力源泉吧。北大把“创新”作为治学之精神，不仅仅是希望北大人能够成为创新的代表，而且更希望创新精神能让中华民族泛出更耀人眼目的光彩，能使中国的进步在前进的世界中加快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