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式推举都督是在11日午后。会议由汤化龙任主席，汤开始发言称：“革命事业，鄙人素表赞同”。随后说：“兄弟非军人，不知用兵。关于军事，请诸位筹划，兄弟无不尽力帮忙”（《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0页）云云。吴兆麟接上发言，陈述了革命可操胜算的形势，末了说：“但首义后军民两政实繁，兄弟拟请在座诸位同志先生公举黎元洪统领为湖北都督，汤化龙先生为湖北民政总长。两公系湖北人望，如出来主持大计，号召天下，则各省必易响应”云云。“众皆赞成，拍掌之声洋溢满座。”（《先着记》第74～75页；《辛亥史料》第83页；《革命真史》正编第36页）
事实表明，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是出自起义者的主动和自愿，而并非听从立宪派人的举荐。
三、黎元洪任都督，“实为当日时势最适当之人选”（《首义记》第一○二页）
为什么一提出黎元洪任都督的议案，立刻就在起义者当中引起“拍掌之声洋溢满座”的反响呢？这不能不从当时的情势、革命党人的认识水平和心理状态等等方面去加以剖析，以求得确切的解答。
首先，从起义者当时的处境来说，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是可以理解的。一位当事人有如下描写：“当元洪未到咨议局前，群龙无首，其时阳夏未定，瑞、张退汉口，收拾溃军，据刘家庙，四出请援；省垣残余旗兵，尚未肃清。同志集咨议局者，经半日之久，一筹莫展，各标营纷纷探问，消息沉闷，固由于汤、黎商洽，辗转需时，不得不尔。然躁急者失望，胆怯者恐惶，至有忿忿作归计者，其情事紧张，较18、19两日更为难堪。午后则武昌城内外，遍贴布告，往观者途为之塞，欢声雷动，至有艰于步履之白发老翁，倩人扶持，拥至布告前，必欲亲睹为快。旅汉外籍人士，闻之亦为震动，皆曰‘想不到黎协统也是革命党’。残敌更心惊胆裂，易装潜逃者，不可胜算”（《首义记》第一○五页）。这说明当起义胜利伊始，顽敌近在咫尺的形势下，的确需要一个能够统驭全局、足资号召，具有稳定军心、指挥退敌的声望和才干的人出任都督。在革命党内，除了黄兴外，无论是蒋翎武还是孙武，都不能胜任，更不用说次于蒋、孙的蔡济民、李春萱、熊秉坤等一流人物了。这样，仓猝之间，把黎元洪推举上台，迫使转向革命，自然会被起义者共同认定为一着好棋。无怪乎黎未出之前，群情惶惑；而布告一贴，就竟至观者塞途，欢声雷动。如同熊秉坤形容的：“于是革命军大振，具以领袖得人”（《武昌起义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92页）。
其次，黎的上台，同革命党人对“排满”的理解不当也有联系。原来，提倡“排满”是革命派用来动员民众，借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的手段。但由于宣传上的渲染过甚，而民主主义的启蒙工作又相对地薄弱，以致不少人通常地把实行共和仅仅理解为政体方面的更易，而没有认识到那是政治上层建筑领域内新的统治阶级取代旧的统治阶级的过程。如同参与起义的杨玉如说道：“当时党人惟以满人为革命对象，汉人中即属官僚或不革命者，概不敌视。黎元洪虽无革命思想，然党人以彼同属汉族，终必表同情于革命。”（《先着记》第72页）所以，尽管起义者知道黎元洪于10日晚间还坐镇四十一标第三营，制止士兵响应，并残杀两个革命党人。但一经吴兆麟加以辩解，说什么“彼一时，此一时，他做满清的协统，自然要忠于满清，现在要做革命军的都督，也自然忠于革命”（《鄂州血史》第90页），大家也就没有异议。为什么黎元洪被起义者普遍地认为是最合适的都督人选？就是由于他们当时只能有这样的认识。如果以我们现在所达到的思想水平为准则去衡量，那他们确实会招致犯了错误的责难。
再次，正由于广大的起义士兵对建立政权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且当革命酝酿阶段，一般是从事秘密活动，无论是文学社还是共进会的干部，其学识才力只可能为少数人所称道，而难于使众多的一般成员所了解。所以，当武装斗争刚刚获得胜利，推举都督的课题迫近眉睫时，在10日晚间率领各标、营起义的指挥者当中，竟无法发现一个合适的人选。于是，不少人反而“以为旧日官僚、政客、进士、举人都富有经验学问，而自觉能力薄弱，资望不够”。又有一些革命者，“平日自命清高，轻视政权，鄙弃官禄”（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1页），怀着“不竞权位之心理”（《首义记》第一○二页），以至“参加咨议局会议桌上之官僚政客，其声价反比多年革命老同志为高”（温楚珩：《辛亥革命实践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61页）。这种思想状态，也是导致黎元洪成为起义者众所瞩目的都督人选的原因之一。
最后，还应当提到，因革命党人内部仍然存在着分歧，在都督人选的问题上需要有所缓冲，也使黎元洪的上台被认为是适宜的措施。当时，文学社和共进会虽实现了联合，但两个团体之间并没有完全消除芥蒂。不仅蒋翊武和孙武在都督席位上可能产生争执，就是孙武和刘公之间也存在矛盾。湖北党人派居正、杨玉如赴沪邀请黄兴、宋教仁来鄂，也就寓有避免蒋、孙、刘发生冲突的意思。起义胜利后，黄、宋未到，蒋、孙、刘三人虽不在场，但举出其中任何一人都不免出现纠葛，因而使当时人觉得推举黎元洪倒较为恰当。这种结果，如同李春萱说的：“正所谓鹬蚌相争，渔人得利。”（《纪事本末》，《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60页）
种种原因，使得黎元洪出任都督一度成为大得人心、颇孚众望的事件。这从当时武汉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这个事件的反映可以看出。当黎元洪还固执地拒绝推戴时，不仅有马荣、李西屏先后以刀、枪相逼，且有“朱树烈并举刀自杀，血溅满座以感之”（《知之录》第266页）。及至都督推定，“此事传至军中，士兵有鼓掌欢呼的”（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34页）。告示贴出，“往观者途为之塞，白发老翁亦以先睹为快”。（胡贽：《辛亥史话》，《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211页；《先着记》第75页）初时，黎元洪消极抵制，拒不任事，不少起义者深为忧虑。蒋翊武自新沟归来，不禁失声痛哭，对张难先说：“都督如此情形，将奈之何？”（《知之录》第274页）10月13日下午，都督府召开军事会议，黎元洪任主席，当众宣布：“不计成败利钝，与诸君共生死。”会场内“掌声如雷，与会者群欣喜若狂。”（《知之录》第280页）不少当事人后来评论道：“故元洪任都督，实为当日时势最适当之人选。”（《首义记》第一○二页）“足证我党人当年预定计划之不谬。”（《辛亥史料》第87页）数十年后，有人曾“访问首义士兵多人，都说非黎协统出来不行，可见当时一般心理。”（《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49页注）
四、历史地、辩证地看待黎元洪出任都督的问题
如果说，当革命党人聚集于咨议局推举都督时，在武昌存在着比黎元洪更为适宜的人选而没有获得推举，或黎的上台不符合群众的心理。那么，这就叫做革命党人犯了错误；也可以说是黎碰上了某种偶然的机缘。既然不存在上述情况，则黎出任都督这一事件，就不应作为当时起义者的过失来看待，并从这一角度去汲取经验教训；同时，也需要肯定事件的合理性，历史地考察它对当时革命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无庸讳言，在起义迅速胜利，群龙无首，而政权亟待建立的紧迫时刻，黎元洪的出任都督，就使得革命派之间为都督一席所可能出现的争执得以避免；也使政权的建立不致因都督的难产而搁浅；且有利于争取汉族官绅采取背离清廷的立场，减少了抗拒革命发展的阻力；而敌人也因此深感自身的孤立。如同章太炎撰写《大总统黎公碑》时所描写的：“瑞澂始谓小寇蜂起易定，故走江上兵舰待其变。闻公（指黎元洪——引者）出，乃去。”这虽然有所夸张，但也不能视为无稽之谈。从这方面说，武昌首义胜利的迅速扩展，革命内部获得一定的稳定，原因之一，是黎元洪的出任军政府都督。
武昌首义后各省响应，当然是由于革命在全国发动的时机已经成熟，是起义在一个政治、经济、军事重镇得到胜利所引起的共震。但黎元洪的出任都督，与此也多少有关联。起义各省有些巡抚、统制、协统一类的官僚，或立宪派人士的附从革命，各有其内在原因；但黎元洪的上台，不能不说是某种程度上为他们作了榜样。一位首义的参与者事后也认为：“平心而论，各省闻风响应，黎之被迫参加革命也有一点推动作用。”（《辛亥革命实践记》，《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81页）
诚如当时人的回忆：革命党人“最后决举（黎）元洪，岂非以其资历名望，是以消反侧而号召各省响应哉？”（《首义记》第一○二页），这可以看作是推举黎元洪所获得的成效的如实评述。因此，把黎元洪一开始就作为篡窃首义政权，蛀蚀革命果实的角色来进行描绘，是有欠公允的。
然而，在历史上是合理的事件，并不是只有积极作用而没有消极作用。肯定黎元洪的上台产生了有利革命的效果，并不意味着这就否定了他破坏革命所带来的危害。应当说，他在这方面是劣迹昭彰的：诸如攘夺首义政权，离间和残害革命势力，裹胁“独立”各省向袁世凯妥协，破坏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等等罪行，是必须加以揭露和谴责的。
确切地说，黎元洪出任都督这一事件的本身就包含着对革命的“利”、“害”两个方面。“祸为福倚，福为祸伏”，中国古代思想家如此表述事物内在的辩证关系，也存在于这个事件的演变过程中。黎元洪的上台，既有利于起义者及时顺利地建立政权，稳定局势；但同时就倚伏着使起义者丧失政权的危机。黎为其他省的汉族官绅作了附从革命的楷模，起到孤立清廷的作用；但同时也造成了所谓“咸与维新”的局势，倚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隐患。所以，武昌首义的胜利及其对全国的影响，同黎元洪出任都督有联系；而辛亥革命的失败，也于此显露端倪。
总之，革命党人推举黎元洪是没有过错的，他们无非按当日情势做了应当做的事。黎元洪的罪过，不是他当了都督，而是像一位当事者后来说的是他“重违拥戴初意”（首义记》第一○二页），背离了革命党人推举他的意愿。革命党人的失策，在于没能使黎元洪改变封建地主官僚的立场，不曾有效地制裁黎的破坏活动。如果要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就应当就这个方面进行探讨，才能获得借鉴。(选自《江汉论坛》1981第4期)
黎元洪与武昌首义元勋张振武遭冤杀案
（一）武昌首义
1911年，近代史上以干支纪元为辛亥年，是不同寻非的一年。
进入1911年，病入膏肓、气数已尽的清王朝如同行将就木的老人，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革命党人武装起义的浪潮此起彼伏，从未消歇；满清的统治如大厦将倾，“吱吱”作响，隐隐可闻。
9月14日，在武昌雄楚楼10号刘仲文(名公，一名湘)家中，来自武汉三镇一批年轻军官在聚会，这是两个反清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社多次密谈、实现联合以后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共议反清举事、建立民国的大计。文学社的前身是振武学社，1910年12月因其反清活动暴露，被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侦知觉察，由同盟会会员蒋翊武、刘复基、詹大悲等人改组，借“研究文学”为名，次年1月借新年团拜之机，成立于武昌黄鹤楼，公推蒋翊武为社长，王宪章为副社长，以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在新军中开展武装反清活动。共进会是1907年成立于日本的革命团体，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由同盟会会员张伯祥、焦达峰和日知会成员孙武等人发起，谋划策动长江流域武装起义。1909年在武昌设立总部，联络长江下游各会党，组织中华党，统一行动。采用同盟会的誓词和三等九级军制，将誓词中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公推刘仲文为大都督，多次谋划武装起义未果，后逐渐转向运动新军。在同盟会的策动下，这两个革命团体终于联合起来，发动武昌起义。
当时，随着反清革命浪潮的汹涌澎湃，伺机而起的革命党人令清朝官吏一夕数惊，惶惶不可终日。武汉处于瞬息万变之机，武装起义一触即发。
9月24日，共进会、文学社在胭脂巷61号机关部召开联合大会，商议首义计划。双方公推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孙武为参谋长，并任命军政府组成人员，其中理财部部长为张振武。会议确定10月6日(中秋节)为起义日期。此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消息风传武汉三镇，“革命党中秋起事”闹得满城风雨。湖广总督瑞澂惊慌万分，召开防务会议，采取应急措施，以换防为名，对驻汉新军进行打乱建制的调防；士兵的子弹收缴存库，提前一天过中秋节，节日实行戒严，士兵不准外出。由于这个变化，革命党人的起义计划受阻，起义总指挥部决定改期，于10月11日起事。
根据联合大会双方的决定，以文学社总机关武昌小朝街85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共进会总机关汉口长清里98号为“政治筹备处”，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增设制造炸弹的机关。10月9日下午，在装配炸弹时不慎失火引起爆炸，孙武被炸伤送往医院，引起闻声赶来的俄国巡捕注意。刘仲文避匿，革命党人制作的炸弹、旗帜、文告、袖章、名册、印信等被抄获，转交清方。被捕者在审讯中畏刑吐实，起义计划暴露无遗，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先后被捕，蒋翊武在混乱中侥幸逃离武汉。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经审讯，坚贞不屈，当晚被斩首于督署东辕门外。凌晨，全城戒严，军警四出，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武汉三镇革命党人的机关相继被抄，收捕达32人。湖广总督瑞澂自以为得计，立即通告全城：“此次匪巢破获，可以安堵一方。须知破案甚早，悖逆早已消亡。”并马上向清政府发出告捷电报邀功：
本月初旬，即探闻有革命党匪多人，潜匿武昌、汉口地方，意图乘隙起事，当即严饬军警密为防缉。虽时传有扑攻督署之谣，瑞澂不动声色，一意以镇定处之。
张彪、铁忠、王履康、齐耀珊各员，以及各员弁警兵，无不忠诚奋发，迅赴事机，俾得弭患于初萌，定乱于俄顷。
现在武昌、汉口地方，一律安谧，商民并无惊扰。租界教堂，均已严饬保护，堪以上慰宸廑。
岂料，正当瑞澂得意忘形之际，清政府的嘉奖电还未发出，当晚7时就爆发了武昌首义，清祚永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