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黎元洪宁愿不要这一切。他要的是自己的独立人格。
“淡泊名利”，说说可以，真要拒绝唾手可得之巨名与暴利，得有多大的意志和多高的品格啊！
黎元洪退到了王府井大街一隅的东厂胡同里。离袁氏远了，离政坛远了，离自我却愈来愈近了。
他为自己的家起了个堂号，叫“大德堂”，此后，在此向左邻右舍前院后街扩展的房地产买卖中，就均用“黎大德堂”名义进行了。做个有“大德”的人，不再趋炎附势迎合谁，这样活着，即使钱少点，又何其畅快！
入住东厂胡同后，黎元洪就开始拒领副总统月俸及公费，并自请裁撤“副总统办公处”。他自我“下课”，不当这没滋没味的二把手了！不再去备受袁氏欺凌的参政院主持会议，更不去中南海里去拜见“老大”——那边，称帝的鼓点越来越密。他以消沉来表明一个天良未泯的政治家对窃国者的忿忿然。
就在他刚刚在这“大德堂”里安好家末过仨月，中南海里传出“登基”的喧嚣，他参与创建的“中华民国”竟成了袁氏的“中华帝国”，首任大总统摇身变为了“洪宪皇帝”！
袁“天子”颁布的第一道诏书，就是册封黎元洪为新帝国的“武义亲王”。次日，新朝的衮衮诸公奉袁皇帝之命浩浩荡荡赶来东厂胡同致贺。王府井一带，居然为之路塞！
好一个黎元洪，只着便装出面，以示对新朝的不承认，他不卑不亢地告诉文武百官：
大总统虽明令发表，但鄙人决不敢领受！盖大总统以鄙人有辛亥武昌首义之勋，故优予褒封。然辛亥革命起义，乃全国人民公意，及无数革命志士流血奋斗，与大总统支持而成。我个人不过滥竽其间，因人成事，决无功绩可言，断不敢冒领崇封，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各位致贺，实愧不敢当！
说完后，他转身入屋，甩下的满院子贵客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这番名副其实的“推辞”，绝对是篇经典的骂贼书。你看，黎元洪开口闭口称袁为“大总统”，而决不称其为“皇上”或“吾皇”，当然也就更不会自称是“臣”；而且，他直奔主题地提到武昌首义，为的是让在场的文武百官牢牢记住，“辛亥革命”的胜利是怎么来的，别忘了他袁世凯也曾为之努力过！袁氏斗胆称帝，就是“生无以对国民，死无以对先烈”！
这时的黎元洪，不再是一声不吭的菩萨，简直成了怒目的金刚！
当天下午，有人奉袁命来为黎元洪量制“亲王”制服。平素和蔼的黎元洪却黑着脸表示：“我非亲王，何须制服！”一句话，把来人打发出门。
数日后，尴尬的袁世凯又派要员手捧“诰令”请其接受王爷之封，但倒霉的“钦差”竟被一向温文尔雅的黎元洪骂出门去！
没几天，潜出京城的蔡锷将军在云南首举讨袁大旗。黎元洪闻讯，击节赞曰：“松坡(蔡锷字松坡)不愧英雄本色！”这是英雄相惜的夸赞，又何尝不是黎元洪个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写真？
半年后，恼羞成疾的袁世凯一命归西。黎元洪按法律程序，于袁氏辞世次日在东厂胡同住宅中一切从简地宣誓接任。
忠厚者往往执拗。为了维护民国政体，黎元洪以誓不从逆的执拗扞卫了正义的尊严与个人的纯洁。如此“大德”，难道不该在这东厂胡同的名宅里有一尊不大不小的雕像吗？
绕过假山，我还真发现了一尊雕像！
我将信将疑，有点近“像”情更怯地走上前。
其实我知道，共和国的研究所里，断断不会有民国先总统的雕塑，尽管是考古单位。但我又多么想在这个院落里一睹这位周旋于各军阀巨头中的文弱元首的姿容啊！
雕像立于北边那排清代旧房的门前空地上，黑色的大理石基座上，一位穿西服的中年男子在凝思。
像下，一方铜牌，趋前读过，方知果然不是黎氏尊容，而是已故夏鼐先生的座像。
我这才模糊记起，夏先生乃我中华着名考古学家，似曾任该所所长。也许，身后这排房子就是他生前的故居或办公室吧？尽管此像不姓黎，但能在本单位院内为自己的学者领导竖碑立像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不过，为什么不是黎元洪的雕像呢？
先前的大德堂内院里，空空如也，没有人回答我的疑问。南边的那座月亮门那边时有学者模样的人出入，但他们与我相距甚远！
雕像后那排灰瓦红壁的老房子，已被封条闩紧了门缝。门两边的红柱上各悬一方我们常见的那种挂着小锁的小木箱(上有“举报箱”仨字)。东侧的方箱之上，钉着一竖条小木牌，“图书室”三个有些歪扭的字告诉了我这所厅堂现在的用途。
从这排房子在整个大院中的位置和其不凡的气度猜，它也许就是当年的内院客厅？
黎元洪自我放逐后，并未门前冷落车马稀。恰好相反，比他孤零零呆在瀛台时更为热闹了。高朋满座，鸿宾接踵，东厂胡同，冠盖盈门——不怕别人讥讪泡妞的蔡锷将军秘密南下前来过，许多看不惯老袁称帝的政客们来过，湖北原籍的同乡故交也来过。人们来谒副总统，不为溜须拍马，只为互通声气，相泄牢骚。
有人回忆过，不吸烟也不喝酒的黎元洪先生待客也是既无烟亦无酒，只白水一杯。君子之交，十分清爽。
民国五年(1916年)端午节那天下午，一向不上门的总理兼陆军部长段祺瑞在黎的湖北籍老友张国淦陪同下，忽然造访。
按说，段总理既是来向副总统报丧的，也是按礼仪向继任领导请示工作的。然而……
这时发生的事，《北洋军阀史话》里有段非常有趣的记叙：
段祺瑞和张国淦的车子驰抵东厂胡同黎寓的门口，张抢先进入内院向黎报告：“总理来了。”接着又仓皇又喘着气说：“总统过去了。”
……黎走入客厅像个木偶似地坐在主位上，段、张分坐两边，段向黎三鞠躬，黎也欠身答礼，段不开口，黎也不出声，张更不敢讲话了。这幕哑巴戏做了四十分钟，段站起来向黎半鞠躬告退，黎茫然站起身来送客。段临走时向张交代说，“副总统方面的事，请你招呼！”张这才抢着问：“国务院方面的事呢？”段答：“有我。”一面说一面跨上汽车，车子就开动了。
其实黎元洪已经听说了袁氏过世的消息，但这个谨慎的人不敢轻信，遂派自己的大女儿前往中南海打探。在中南海里居住的时候，女儿经常出入袁的内宅。女儿亲眼见到怀仁堂里尚未入殓的袁世凯的尸体盖上了黄缎子的陀罗经被以后，他才始信轮到自己施展身手了。
然而，一切尚没来得及筹划，段祺瑞就堵上门来演了出哑剧。并且，一句“有我”，把自己打发得远远的了。在其位，谋其政。身为最高领导人，却被属下如此轻视，黎元洪即使再谦和，也不会无动于衷啊！
是的，擅权的段祺瑞根本没把继任总统放在眼里。黎与段的矛盾由来已久(当年正是段带兵赴鄂逼黎来京就职的)，但从这一天就表面化了。“府院之争”的种子，其实在这东厂胡同里就开始萌芽了——“府”乃总统府，“院”为国务院，黎元洪当总统后与国务院总理段祺瑞的一次次争执，成为了民国五、六年问(1916年至1917年)政坛上最引人入胜的格斗表演，是彬彬文人与赳赳武将的过招。
后来几天，在对待袁世凯的葬事上，黎元洪显然也不能让段祺瑞满意。老袁过世以后，段总理以下所有的政府官员都表现得悲悲切切——连周树人(鲁迅)这样不信邪的部员都被派去守过灵呢！
出殡那天，八十人的“皇杠”抬着老袁从当了三个礼拜灵堂的怀仁堂出来，已经诵了三七二十一天经的和尚、道士们，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为这个要回老家的亡灵大声超度。新华门外搭的三座素彩牌坊下挤满了貌似悲伤的各级官员，本应亲自垂泪执绋的继总统黎元洪却并未露面。只是在灵枢运出新华门的那一刻，他才姗姗而至，且一言未发，只向那具沉重的棺材行了鞠躬礼后，便转身回他的办公室上班去了。
本该由继任总统主持的公祭仪式，也由段总理代表了。
黎元洪知道，自己的这番轻慢态度不可能不激怒欲化悲痛为力量的老段和那一班北洋军阀们。他一直是“他们”之外的一个。
他当然更知道，老段在清朝时就是统制(师长)、军统(军长)、提督(军区司令)，还署理过权力极大的湖广总督，而自己的军衔远在其之下，最高只是个协统(旅长)。在论资排辈的官场上，这足以让段祺瑞很看不起自己。虽然自己也是北洋学堂的科班军人，但却是李鸿章的北洋水师派，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那个北洋陆军不是一个“派”。所以，他一个南方人，因缘附时当上继任的总统，是以段为首的北洋军人们的抬举，自己要坐牢元首之席，必须让着段总理点儿。
这位“好人政府”的倡导者和力行者，天真地以为袁时代的个人专制将葬送在自己手中，一个西方式的中国将统一起来并摆脱困境。为此，他大力恢复了议会与被取缔的政党，他还响应孙中山的倡议拟按美国模式将中国地方分治，为此他延请北大着名教授李大钊先生参与起草相关法案；他把袁时代的总统府预算从近二百万元一下子降至不到六十万元。
北京政坛上，居然有了点“无边光景一时新”的气象了。
须知，蔡元培先生正是被黎元洪亲自任命为北大校长的(我曾见过那份黎任命蔡任北大校长的“大总统令”复制品)，由是而使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刘半农、李大钊等一代知识分子精英成为一呼百应的时代巨子。
回溯北洋时代，没有哪一任最高统治者能比黎元洪在台上时表现得更为开明与从容。
不幸的是，向往西方民主制度的黎元洪偏偏遇上了个性情刚愎喜欢揽权且连袁大总统也敢顶撞的武夫段祺瑞。当初老段拿你当领导，并不是真让你管事儿。可你，竟真的要说了算了！于是，段祺瑞得寸进尺，“泥菩萨”欲忍不能，“府院之争”就越演越烈。
一桩极端的例子令黎大总统恼怒得无以复加：
那天，段派其心腹、国务院秘书长徐树铮将军前来呈送一份福建省三位厅长的任命书。盛气凌人的小徐居然颇不耐烦地嚷嚷：“总理那边已经定了，总统就不必看了，只管盖上章就行了。”瞧瞧！这哪是一个政府官员对国家元首应有的态度？
黎元洪决不是盖章机器！在当政第二年的春天，为中国是否对德国参战一事，段祺瑞又目无领导地在内阁通过了与德绝交书，且咄咄逼人地亲率全体阁员来“府”，请总统盖章。黎以“事关重大当再考虑”为由，未允盖章，老段竟愤然递了辞呈一甩手去了天津！黎大总统终于忍无可忍——不干拉倒！遂下令免去段的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的职务。
黎、段之争终于白热化。
权力从来因人而异，对性情刚烈的强人来说，只要有实力，名义可有可无；反之，则名实难副，要么当个舒舒服服的傀儡，要么活活被气死。不信，你看，光绪贵为一国之君，却保不住自己爱妃的性命，更管不了襄助他改良大业的维新党人的死活，最后，连自己的皇位差一点也保不住；而老袁当权时，却管他什么议会制还是内阁负责制，从来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黎元洪自忖不是铁腕袁世凯，但又绝不愿做光绪第二。于是，就难受，就幽恨，就每每在这假山上下踱来踱去最后终于踱不下去了。
让他不得不逃出此宅的，竟是他请来北京“调处国事”的军阀张勋！众所周知，民国六年(1917年)初夏，一直留着长辫以示对清王朝依恋的“辫帅”张勋率所部抵达北京后，上演了一出“宣统复辟”的历史闹剧！
大是大非面前，黎元洪再一次表现出了忠厚人的执拗——他正告前来劝他退让政权的张勋的说客：并非我个人贪恋这个位子，而是“民国系国民公有之物，退位一节，当以全国国民之公意为从违！”
他避居东交民巷后，立即通电全国：
吾国由专制为共和，实出五族人民之公意。元洪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始终民国，不知其他。
“始终民国，不知其他。”真是一句顶一万句，在原则问题上，黎元洪一步也不让。
好在马上又被黎总统重新任命为总理的段祺瑞大事不糊涂，当即在天津举兵讨伐张勋，并在打败“辫帅”之后，亲往东交民巷迎黎元洪回到东厂胡同，诚所谓“相逢一笑泯恩仇”。
假如——尽管历史不能“假如”，我还爱一遍遍替黎、段两位民初时的巨子“撮合”——你黎先生为政再圆滑些，你段将军待人再谦恭些，北京政府是否会由此走上民主之途，而中国政坛是否会不再风诡云谲？须知，总统与总理本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都想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并在历史上留下清誉。
回到东厂胡同的黎元洪已心灰意冷，请远在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权力，自己携家眷亲随等黯然离开大德堂，去了天津，当寓公去也。查史籍，民国六年(1917年)7月1日晨，张勋拥溥仪复辟；2日晚，黎元洪赴东交民巷避难；3日，段祺瑞马厂誓师，14日进入北京，并迎总统回东厂胡同私宅；8月28日，黎迁居天津。
天津的黎宅有两处，我去看的只是其中的一处。
但这已经是不复存在的一处了：1976年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大地震，不仅使唐山、天津一带瞬间死难了近三十万条无辜的生命，而且，还使数不清的老房新宅轰然变成一地残砖碎瓦。这其中，就有黎元洪遗下的那幢十分漂亮的洋楼。
2000年6月的一个下午，我和伙伴赶到天津的解放南路探看原黎公馆故地。原德租界的威廉路中段，只有一幢可望而不可即的雄伟巨楼矗立在先朝副总统的废址上，门口有两位立得笔直的士兵在站岗。士兵身后的红漆大字标牌赫然注明：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委员会
倒也有趣，若黎元洪有幸活到共和国时代，起码也是全国政协常委了。不过，他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寿限的，他死的那年，已经六十四岁了，大大超过了20世纪二十年代末中国男人的平均寿命。
黎元洪先后寓居天津两次，换言之，亦即他曾两度出任大总统又两度辞职回津——第一次是因理不好与段祺瑞的关系，结果把政局搅得乱七八糟自己不好意思再干了；第二次是被急于取自己而代之的直系军阀曹锟压迫得走投无路不得不灰头土脸地回到这海河边上。
说来生气，不是那个打败了奉系的曹锟一个劲央求，自己哪会再度出山？曹锟的头号大将吴佩孚以少胜多，赢了直奉战争，曹氏便想登上大总统的宝座，只因一时觉得分量不足，加之吴佩孚的坚决反对，才不得已请出了德高望重的前总统黎元洪。
于是，民国十一年(1922年)6月(上一回当总统也是6月)，黎元洪在各方的拥戴下专车入京，二度就任大总统。
五年的赋闲，使他已无意于政治。这位爱吃西餐、爱穿西服、爱骑洋马、爱打网球的欧美思想与方式的崇尚者，此时已成为谁也不敢小觑的大实业家，他在房地产、金融、矿业等诸方面的大商海里弄潮嬉浪，居然如鱼得水。他辞退了代总统冯国璋按月发给他的三千元生活津贴，这既是表明了他一贯清高的为人准则，也说明他家私殷实并不缺钱花。
他是在军阀们答应“废督”“裁兵”“整理财政”三项复职条件后才回到东厂胡同的。
其实他明白自己为何能卷土重来。曹锟的资望不够，南方孙中山的割据政权“军政府”又一直存在，只有他才合适做各方都认可的元首。
老友章太炎也看出了这点，那个连袁世凯都敢骂的“章疯子”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