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比利斯最高的峰峦上，那个美丽清凉的公园仍然被称作斯大林中央公园。听说格鲁吉亚的汽车司机都喜欢在驾驶室里悬挂一枚斯大林像。一位苏联朋友告诉我，斯大林似乎成了山径崎岖的格鲁吉亚汽车司机的守护神。
在莫斯科与塔什干也有马克思像，世界驰名的莫斯科大剧院前便是矗立着马克思像的马克思广场。与列宁像相比，马克思像就显得寂寞了。
我常常忘不掉一九五年为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学唱的一首由苏尔科夫作词的歌曲：
……阳光普照广大的苏维埃联邦，
联邦成为光明的地方，
斯大林灌溉着谷粮，
谷粮堆满在集体农庄。
斯大林是我们胜利的旗帜，
斯大林是青年的曙光……
崇拜总是神圣的，没有神圣就没有崇拜，没有崇拜也就没有神圣。怀着至诚高唱这首歌曲的当时十六岁的共产党员的我，无法摆脱谐音所带来的某种幽默感。谷粮这个词的发音与“姑娘”实在是太接近了，唱起这个歌时我常常觉得似乎是在唱“姑娘堆满在集体农庄”，我同时也真诚地相信，在斯大林的关怀下，苏联集体农庄的姑娘们个个像鲜花一样盛开怒放。
天若有情天亦老！
但直到如今我有时候仍然唱起这首歌。不知道这算不算“为艺术而艺术”，反正并无他意。事物当然也会有另一面。
六月十日，我们离苏回国的前一天，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上散步。由于是星期天，商店都关着门。一位戴眼镜、略显驼背、脸上擦的胭脂极不均匀（稍微不敬一点，我要说她给我的印象像是抹上了红墨水）的女孩子主动用日语与我们攀谈，待我们声明我们并非来自日本之后她改用俄语。她说她是莫斯科大学的学生，她会讲五种语言。她说你们来到莫斯科人生地不熟，如需要帮助，她愿效劳，并且邀请我们到她家去坐，说着便给我们写下她的住址与电话，我们表示感谢。她陪着我们走了六七分钟，闲谈了一会儿，终于转到了正题。她愿以大大高于官方规定的比价用卢布兑换我们手里的美元。
我们谢绝了她的好意之后，又碰到了一位女青年。这第二位比较干脆，开门见山，目的仍在于美元，五秒钟后便向我挥手道“多斯维达尼亚”——再见。
在俄罗斯饭店四周，有好几位“画家”在画莫斯科风光水彩画，他们大大方方地表示他们的画是为了卖美元。
在电视里我多次看到、同时在塔什干的几次盛大宴会上我也亲身经历了这样一些场面。三个长发女人，一两个脖子上挂着电吉他的头发也不短的男子，结合着当地的乌兹别克民歌旋律，用西方夜总会的发声方法、配器和节奏，唱着沙哑、热烈的歌，人们在这歌声中跳起扭摆舞。
扭摆舞在苏联（至少在城市）已经普及。据说当局最初想禁止，但是挡不住，便干脆予以引导，引导到与当地民歌相结合的轨道上去了。
歌手不断地做一些叉腰、前指、向上或向前、向侧把胳臂伸直、把手指张开的开放型大动作，这种动作出自女歌手，似乎缺了一点优美，更谈不上妩媚，但颇富伸展扩张乃至膨胀炸裂的热力，而且很适于充分表现欧美人的修长的四肢美。据我的有限见闻，我认为这种动作全部是模仿百老汇。
与这种歌舞并存的既有比较古典的舞曲与交谊舞，也有非常“土”的乌兹别克与中亚其他民族的传统歌舞。
有一位和我们打过交道的女孩子，她说她的愿望是能有机会嫁给一个西方旅游客人，到西方去。她不掩饰她羡慕西方的物质生活。同时她说，她母亲已经警告她，如果她这样做就要把她活活打死。
在俄罗斯饭店“特殊餐厅”，我们还看到一个穿着牛仔裤的男孩子，每逢餐厅演员演奏演唱起来之后，他就离开座位到空地上扭摆一番。他扭摆得非常夸张，不找任何舞伴，只是在愉悦自己。他的座位前的餐桌上摆着一大瓶香槟酒，跳完了喝，喝完了跳，自得其乐。
在一次宴会上，由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的碰杯，将一杯伏特加一下倾倒在我的喉咙里，一位面孔方圆的苏联朋友兴奋地吻了我三次。这时，悬挂着的扬声器里传来不知是谁的滔滔不绝的讲话声。我问我的这位酒友，在宴会上发表这种听起来颇雄辩的讲话的是谁。酒友耸一耸肩，用一种油滑的腔调回答道：
“谁知道？也许是——××××？”
他说的是一位高级领导人的名字，我认为他的幽默感就算是够大胆的了。
这大概也是一种庄严。在苏联，难得看见外国、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
大街上行驶着不少汽车，莫斯科已经有相当数量的私人汽车。小汽车现在在市场上是热门货，打算购买的人要事先登记，“排队”等上几年。但车的外观和型号都很单一，都是苏联国产，我看到有百分之七十或者更多的小汽车都是伏尔加。
飞机场上起飞、降落和停驶的飞机也不算少，伊尔６２（目前我国民航北京—莫斯科国际航班与北京—乌鲁木齐航班就是用的这种飞机）就算是飞行距离最长、性能最好的了。大同小异的飞机，不是伊柳辛就是图波列夫，再不就是安东诺夫，反正全是苏联自己制造的。
百货商店里摆着大小不一的电视接收机，价格低廉。俄罗斯饭店是一九八一年火灾后重建的，本应是比较摩登的，但许多房间的电视接收机都是大而无彩色，我两次住不同的房间，都碰上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
收录音机还不那么丰富。有的家庭用的仍然是那种笨重的大录音机。据说偶然有一点进口的日本的磁带，立刻被抢购一空，或者转到小白桦商店出售，只收外币。
电冰箱已经普及，也都是本国造，价格便宜、省电，性能规格都是比较简单的那一种。
住房据说已经有了相当大的改善。现规定每人十二平方米，知识分子家庭可以增加十平方米，一般是木地板、塑料壁纸，有热力供应，规格当然比我国一般城市居民楼好得多，但仍显得相当拥挤。许多家庭都是用那种拼合式沙发，白天待客，晚上便变成了床。房屋可以卖给私人，分期付款，房价近年来有相当大幅度的上涨。
去年我曾会见过一位荷兰记者，他是先到莫斯科，后到北京的。我问他莫斯科怎样，他回答：“不大妙，没有吃的——ｎｏｆｏｏｄ。”一个ｎｏｆｏｏｄ——没有吃的，一个ｎｏｓｍｉｌｅ——没有微笑，这与那个美国人的指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但我的印象中在苏联吃的还不错，大面包廉价供应，不限量，特别是黑面包，我很喜欢吃。乳制品——奶油和干酪也不少，干酪的品种和加工的细致远远逊于西方国家。肉的供应情况就有点可疑了。在莫斯科的国营商店，一公斤牛肉卖二到三卢布（相当人民币五到八元），购肉者需要排一点队。在塔什干的自由市场，我看到一队俄罗斯妇女耐心排列着等候猪肉的到来。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市场上，新鲜的、成色极好的羊肉一公斤要价十卢布（超过人民币二十五元），牛肉每公斤六卢布。家禽类似乎更少些，但在塔什干我吃过几次鸡肉，其滋味远远比美国机械化饲养的那种鸡肉好。熟食也很单调，在列宁墓对面的大百货公司的熟食部我只见到一个品种，是一种硕大的肠子，一片大概就够我吃一顿。
饮料的状况也乏善可陈。咖啡毫无咖啡香味可言。啤酒一般，酒瓶子的样子与漱口药水的药瓶子无异，不能给人以任何愉快和美感。果汁品质也相当低劣。这些情况似乎与他们国家的发展水平与国际地位不很相称。要知道，一九七九年苏联就生产了一亿四千九百万吨钢。我还记得年轻时候读过的战后斯大林对选民的讲演，他宣布要在未来使钢产量达到年产六千万吨，引起了“暴风雨般经久不息的掌声”。苏联朋友有一个解释，即他们缺乏劳动力，未能对日用工业品与食品工业投入更大的力量。但是喀瓦斯、葡萄酒与伏特加还是相当不错的，特别是伏特加，柔中有刚，甘而醇，着实可爱。
五十年代，当时的北京苏联展览馆开幕时，我去莫斯科餐厅喝过从苏联运来的伏特加酒，印象不佳，觉得其味如药用酒精。不知这次为什么印象这么好，是他们的伏特加质量提高了呢，还是经过三十年的沧桑之后，我更会尝味道了呢？
糖果点心都好，但包装差得出奇。很好的巧克力糖，只用一种暗淡的蓝色蜡纸包装，无金属箔，无闪光透明纸，无烫金字。
新鲜水果和蔬菜就更加昂贵，但鱼罐头价格低廉。
纺织品看来还不错，但花色品种不丰富，价格也贵。从中国进口的纺织品在市场上极受欢迎，动辄被抢购一空，或者拿到小白桦商店去卖外币。
但总的来说，苏联的食物比西方食物更接近中国人的口味。对于中国人来说，例如美国和联邦德国的食物显得淡而无味，有些味又显得很怪（如甜食上的某些香料），但苏联的食品较能刺激口味，包括生葱、生蒜、芥末、茴香这些我们喜欢用的作料佐菜，在苏联的餐桌上都大大的有。不知道这是不是和地理位置有关，毕竟苏联是我们的近邻，与西方相比，我们同处于东方啊。
除了食品以外，你还可以发现我们两国接近或干脆相同的一些事物和现象。
比如说，书和报纸都比较便宜，文艺演出（包括电影）票价也大大低于西方。我在塔什干纳瓦依剧院看芭蕾舞剧《天鹅湖》，票价一点五卢布。在莫斯科大剧院看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歌剧《沙皇的未婚妻》，票价三卢布。如果是在纽约看同等规格的演出，恐怕要付五十美元。
公共交通、飞机票、火车票都便宜。莫斯科的地下铁道密如蛛网，纵横交错（地下再立体交叉），每个车站都修得极漂亮，管理得也好，乘一次地铁只须十个戈比。而号称方便的美国纽约地下铁道，不但脏污不堪，而且经常发生暴力（抢劫、强奸、凶杀）事件，实在不能望其项背。
再比如，商业服务态度不好，官商作风这个问题也颇带共同性。苏联的许多商店，柜台后面站着疲劳的、面孔呆板的服务员。耐心的顾客一次又一次招呼着服务员，然后服务员来了，冷冷地给你开一个票，你去出纳处交钱，再拿着出纳盖上了“收讫”图章的发货票前去取货。这种场面我们当然并不陌生。
还比如，我到一位苏联朋友家去做客，主人指着他居住的居民楼旁边的地面说：“今天铺设这种管道，把地面挖开，填上以后又要铺设另一种管道，挖了填，填了挖，这是常事。”
当然也有许多地方迥然不同。我这里不谈政治、外交、文化传统上的重大差异，只记一点细节。例如苏联的商业人员收小费我们不收、苏联的饭馆从建筑到装潢到陈设都比我们的好得多，而我们的民航国际航班上的食品饮料供应比苏联好得多。苏联许多产品实惠、坚固、老大憨粗，我们的则轻巧得多。这方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公用电话，莫斯科街头的无人管理公用电话主要是用金属而不是用化学合成材料做的，式样笨重，那电话常常使我联想起健身用的哑铃。
俄罗斯饭店的淋浴喷头大如向日葵花盘，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大的喷头，冲起来倒也过瘾。
有一件事使我难忘，虽然我不能判断这件事是否具有典型性。那还是去年秋天，在北京，我们会见过一次苏联人。苏联客人每人拿着一支笔，一个笔记本，一字不漏地记录我们的发言。而我们的人谁也不记。
当然，我有时也不无苦味地想起，如果我们号召北京的青年登记结婚以后向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或者至少去行一个注目礼，这做得到吗？如果做不到，又是为什么？如果做得到，为什么不做？
让我们再比较一件不大不小的事。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代表团去年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书展，团中有一位作家朱春雨同志。朱春雨回国后写了六篇记叙他的访苏印象的散文，散文很快发表了。如所周知，这些记叙充满了友好情谊与交流的愿望。一些苏联朋友对这些文章能这么快地发表、这么顺利地发表表示惊奇，甚至觉得不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