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代中期我看过一部苏联电影《萨特阔》。那时一切苏联电影包括反特片与驯兽片一律令我倾倒。《萨特阔》里有一段俄罗斯大地、俄罗斯田野的空镜头，伴着又寂寞、又辽阔，充满热恋和忧思的俄罗斯民歌女声领唱。这画面和这歌声是那样攫住了我的心，我感到一种不可言状的、像是在野外观看夕阳落山一样的激动。我想，真是了不起的民族，了不起的土地，了不起的人民。我想，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天空出现什么风云，都无法改变也无法抹杀我对于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爱。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那样一种预感。
苏联人民也没有忘记五十年代。甚至是太天真地、太不面对现实地说着五十年代。
一位女汉学家与《青春万岁》的导演、我们代表团的黄蜀芹同志谈起影片来，她问：“你们怎么会现在拍这样的片子？拍这样的片子会对你们个人有什么影响？”
这问题提得好生突兀。按照她们掌握的信息（这位女汉学家去年秋天访问过中国），也按照她们的思想方法，她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在中篇小说《相见时难》里曾经写过，中国是这样伟大、深邃、痛苦，简直是深不见底。许多指手画脚地议论中国的人，其实还没摸着它的边呢。
黄蜀芹同志回答这位苏联女汉学家说：“我们觉得五十年代的许多东西还是好的，虽然那时也有幼稚和简单的地方。”
女汉学家争辩说：“我不同意说那是幼稚和简单，那是美好的心灵嘛！”
谢谢了。
有一位诗人不断地到饭店看望中国艺术家。他胸前别着不少勋章绶带。他说，他是《莫斯科—北京》这首歌的词作者。他把他作词的另一首歌颂中苏友谊的歌曲的复印件（上面有歌词的汉译）拿给我们。他不断地说：“斯大林！毛泽东！”兴奋异常。
近两年，中苏民间往来有了一些恢复。一些五十年代曾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者、专家，去了苏联，总要到他们曾经就学的母校去看望老师和同学。他们给我讲述过这种返校的场面，夹道欢迎，献花，然后是抱头痛哭。久别重逢，哭那失去的时光，也哭苏中关系的现状。有的苏联朋友边哭边说：还以为今生今世再看不到你们了，听说十年期间把留苏人员全部枪杀了。也有的边哭边问：“为什么我们两国关系坏成了这个样子？”
对于绝大多数苏联老百姓来说，这个问题简直是个谜。
旅舍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压低声音问我们：“怎么样？现在我们两国关系好一点了么？”当获得肯定以后，她欣慰地说：“这就好，这就好！”
在第比利斯街头，我们与两位个子高高的、身着深色连衣裙的中年妇女攀谈起来。她们自我介绍说是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她们说：“听说中国客人要来，我们都高兴极了，我们就盼着我们的交往能够恢复！”
也有的苏联人向我们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同样压低了声音，不知为什么）：“你们怎么看待列宁，你们国家有没有列宁的雕像？”我说：“列宁当然是伟大的革命导师，他领导的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每逢重大节日，天安门广场要悬挂马、恩、列、斯的照片。至于雕像，不多，因为中国的城市雕塑本来就很少。”我本来还想谈一点我对建雕像的看法，但为了尊重苏联人民的感情，便没有多嘴。提问的人听了我的回答，脸上显出既欣慰又纳闷不解的神情。
还有人问，你们现在还读马列著作吗？有的人干脆问，你们是不是还搞社会主义？这样的问题我们听了也许觉得哭笑不得，却反映了一种习以为常、自以为是而又无法自解的逻辑模式，当然，也反映出他们获得的有关中国的信息是多么不翔实。我们告诉他们，中国的大学讲授马列主义课程，国家出版社正在出版自己编译的迄今最新最完全的《列宁全集》新版本，我们的宪法规定了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我不知道是我们的回答使他们感到惊奇费解还是他们如此提问使我们费解惊奇。
也有人听到了我们的肯定回答以后表示：“那我就放心了。”
他放心了，我却没有那么放心。就某些老百姓而言，我倒觉得苏联人似乎比中国人更孩子气些。他们是习惯于接受那种简明教科书式的、令人容易放心的非此即彼的推理方式了。他们好像理解不了由大脑皮层日益细密繁复的现代成人为主组成的现今国际社会，解不下（读“该不哈”，这是一句陕西方言）它的多线、多面、多向、多层次性——也可以说是它的恼人的复杂性。
但是他们的自我感觉大多很好，他们国家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包括空间技术和新式武器。一些五十年代去过苏联的我国同志告诉我，如今苏联的面貌变化很大，人民的衣食住行、文明礼貌都大有提高。
苏联有一个做法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便是一贯重视知识分子。也许苏联政府是世界上最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政府。比如说一个作家，在成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后立即可以享受到许多福利待遇乃至供应。我们至今有轻视表演艺术从业者的旧习气，但在苏联，一个名演员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人民演员、功勋演员、国家奖金获得者这些身份都是极大的荣誉。在我们下榻的俄罗斯饭店的东南方有一幢巨大的尖顶大楼，其规模几乎与莫斯科大学媲美，被称为“艺术之家”。用我国六十年代的名词来说，那是给“三名”“三高”们居住的高级住宅。我们也看到过苏联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的办公楼与住宅楼，显然高于平均水平。各地修建的科学宫、艺术宫、文化宫、电影之家，都非常漂亮宏大。文艺家各协会的办公楼与活动场所，恐怕堪称是世界第一。
我们参加过一个宴会。先是来了加盟共和国的部长、副部长级领导人，自然了，部长同志们都是气宇轩昂，够“份儿”也够“派”的。这时光临了一位诗人，据说诗人的著作翻译成了五种语言（按，也不能算很多）。按行政级别此诗人本来是隶属于部长同志手下的。但诗人一来，部长、副部长立即退居两侧侍候，甘作绿叶陪衬，由红花诗人突出一番。诗人口若悬河，热情洋溢，挥洒啸嗷，旁若无人。喝了两杯以后，拍桌子打板凳，站到椅子上大声疾呼地演说，尽情发挥，如入无人之境。部长并不以为放肆，他只在宴会结束前起立发言半分钟，表示对诗人百忙中亲临主持宴会、为宴会增色的感谢。
重视、吸引、团结知识分子，是苏联政权得以巩固的一个重要因素，或者说是一个重要经验。真正有学问、有本事的人能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能得到较好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能得到相当的社会地位，这就使“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成不了大气候，不论西方的宣传报道有多么凶。
当然，以我的有限时间和材料，做出这样的判断或嫌太大、太表面、太感想式了。
好也罢，坏也罢，友也罢，敌也罢，牢不可破也罢，亡我之心未死也罢，反正苏联不简单，也不容易。到一九八七年，苏联就该庆祝十月革命七十周年了。七十年来，还没有别的事件像十月革命的影响这样深远。他们硬着头皮、有时候也吹着牛皮，在没有先例而又困难重重、常常是在骂声一片的形势下，硬是搞起了自己的一套，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足以与得天独厚的资本主义头号强国美利坚合众国相抗衡、相争夺、平起平坐。而且他们自认为在领导世界、拯救人类，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舍我其谁”的全球战略、它也许不太愿意承认的超级大国意识，倒颇与一些美国人相似。我在美国也碰到过一些自我感觉颇佳的朋友，他们热烈地、如数家珍地讨论这个洲那个洲、这个国那个国的事情，似乎都比当地人该国人更了解当地与该国。他们都勇于也“善于”对外国的事情做出“小葱拌豆腐——一青（清）二白”式的判断，并流露出令人吃惊的责任感。
我不知道这是正剧、悲剧、还是喜剧。
《访苏心潮》写罢，赞曰：
天道无常，人间沧桑。
成败功过，相因相生；
恩仇敌友，相反相成。
彼美人兮，彼芳邻兮，
此起彼涌，此覆彼倾。
天地为炉，造化为工；
热情如火，大智如风，
岁月如蓬，华年如梦。
青山依旧，浪潮几度；
往事非烟，来日有征。
相见时难，心潮难平；
握手有温，碰杯有声，
似喜似悲，似嘲似颂。
几行涂鸦，噫，难表我衷。
１９８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