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汉堡的美丽的湖边，矗立着一幢灰白色的楼房，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饭店。旅店的排场确实与众不同，店门口总是站着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笔挺的深色燕尾服，打着雪白的领结的仆人，为所有的客人开车门，开店门，叫车；下雨的时候打着伞迎候。楼下的会客大厅也特别宽敞辉煌。站柜台的服务人员显得精干、文雅、标致和彬彬有礼，好像是精选出来的。高级旅舍自有高级旅舍的价目表，同样的冰激凌在这里吃要多付成倍的马克——当然，多付的马克会换来一种身价高贵的自我满足。
这些排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老人，一个穿着整洁、动作拘谨、目不斜视，悄悄地活动在楼下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的老琴师。每天下午四点，他开始上班，在一架电子风琴前端坐下来，埋头演奏一支又一支的温文尔雅的乐曲。乐曲的音量不高又不低，它不会打搅任何人的谈话，却又分明萦绕在你的耳边。乐曲的情绪不悲也不喜，它似乎意在使客人愉悦，却又难以捉摸。老人的表情呢，也是这样淡漠而又礼貌，专注而又恍惚，满足而又忧郁，洞悉一切、与世无争而又有所企求、有所期待。
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个老人，没有一个人与他说话。在这个红光紫气、色调温暖、摆设华丽、灯光通明又充满了一种橄榄油和茉莉花的芬芳的大厅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这个著名的海港、著名的商业和文化城市汉堡的最大的一家旅舍里，老人显得孤独、遥远和陌生。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老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而命途多舛、落魄江湖吗？他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具备真正的音乐家的素养，到头来仅仅为了口而按钟点出卖他的手指吗？他有一个幸福的或是不幸的或根本没有自己的家庭吗？他有孩子吗？他向往真正的艺术真正的音乐吗？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诞生了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国家。他不可能没有听过科隆市附近的贝多芬故居的古老幽香的楼板发出的吱吱声吧？当他想到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协奏曲、室内乐和交响乐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注视着他，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极为复杂的情绪。但是我并不了解他，我说不清我的感受，我的联想和想象带有太大的冒险性，虽然曾经靠得那么近，然而太匆忙了，这只是匆匆来去中的匆匆的一瞥。
这也就是我的西德之行的状况。我的印象众多、深刻，牵动着我的情思；然而，试图归纳和叙述这些印象，却太冒险。
二
最难忘的是海德堡的雨夜。六月十四日，一个奇热的天气，下午，我们离开了西德南部的最大城市明兴（慕尼黑），乘火车前往海德堡。天气闷热欲雨，这四个小时的火车中我们所出的汗，比在德国逗留的其他全部时间加起来所出的汗还多。然而窗外的风光仍然是非常宜人的，到处是茂密的绿树、庄稼、草地。看不见裸露的地面，即使起风的时候也不会扬起一点尘沙。青青的小麦中时而出现一簇一簇的洋红色的鲜亮耀眼的罂粟花。终于，在一个傍山依水的地方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只有两万五千居民的旅游城镇、风景胜地海德堡。
当晚，我们在大河桥头的窄小却别具风格的古堡里，与当地的文化、新闻界著名人士会见，共进便餐。仨一群，俩一伙，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与葡萄酒，一边热烈地、无拘束地交谈起来。直到夜十一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这次文艺沙龙式的集会过程中，外面不时下着阵雨。告别主人走出来就到了桥上，雨却停了，凉风习习，水光灯影，令人心旷神怡。于是，我们提议步行回去，因为这里离我们下榻的鹿街旅舍距离并不远。
陪同我们访问，并充任向导、翻译，被我们戏称为“司令”的是精通汉语的苏珊娜小姐，她欣然同意了我们的提议，沿着第一个拐弯处，向着遍地盛开着玫瑰的山坡走去了。
这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连我们作家访问团的最年长的马加同志，虽已七十高龄，也健步如飞，老当益壮地小跑起来。小雨似乎激起了精神，冲散了疲劳，大家连说带笑，叽叽嘎嘎，又是称颂晚间聚会的主人的热情谦逊，又是赞美海德堡的风光如诗如画，又是念及我们的祖国的锦绣河山。大江南北，长河上下，不知有多少风景宜人之处，丝毫不逊于欧洲的游览胜地，只是在进一步保护和美化环境、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乃至于广告宣传方面，还有待于做大量的工作。这样，说笑之中，不觉愈走愈高，愈走离河流愈远，愈走树木和花草愈密，然而，仍然见不到我们的旅馆的踪影。
最早对“路线问题”提出疑问的是我们的女诗人柯岩同志。她说：“我们走错了！”又说：“小心，别遇上狗。”
然而，我们其他人都是“紧跟派”。我们的“司令”苏珊娜小姐热情、友好、细致、朴素、任劳任怨，安排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们都坚信跟着她走是不会错的。这时，她正带着我们从山路折向一个石阶梯，每一个石磴都相当高，曲折狭窄，别有一番乐趣。雨下得大了，我们的头发，衣衫都已经湿漉漉的了，然而兴致却愈来愈浓，甚至觉得如果真迷了路，倒也不赖。当时唯一叫人担心的是马加同志，但马老一再发出豪言壮语：“没事！”因此，女诗人的怀疑就得不到响应，而且她的关于狗的警告还受到冯牧团长和我的友好的嘲笑，冯牧同志说：“不要紧，有狗也只咬男人，不会咬妇女的。”
看来，先知先觉者总是要受一点误解的，嘲笑柯岩的话音未落，传来了狺狺的狗叫声，显然，石阶梯是属于一个私人的住宅的。幸好狗被锁着，不然还真麻烦了。
此时，苏珊娜小姐也承认是迷路了，于是我们又匆匆下行，然后，向碰到的一个中年男人问路。
这位偶然碰到的先生立即把我们让到他的客厅里，我们几个北京来客已经有点落汤鸡的架势了，又狼狈、又兴奋、又快活。原来，这里是一所为外籍人员开设的德文补习学校。与我们邂逅的德国朋友是这所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对北京来客表示热烈欢迎，而且提出两条建议：一、路虽然不远，但因雨大，最好还是叫出租汽车来。二、邀请我们次日到他这里共饮咖啡。
这两条建议都被接受了。我们很快乘车回到了拥有五百年历史的、小小的、古色古香的鹿街旅馆。第二天，临出发去法兰克福以前，我们也应邀去拜访了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自然而然的友好情谊的德国教师，并一同到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家里做客。当我们总结这次迷路的经验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好像回到了童年，好像获得了一种久已失去了的顽皮的乐趣。同时，大家一致认为，苏珊娜小姐之所以有小小失误，显然是受了“小迷糊阿姨”（这是柯岩的一本书的题目）的传染。
三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自然而然的，也只有自然而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友谊、热情、欢乐，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六月八日下午，在西柏林的汉堡旅舍，自由柏林大学社会哲学系东方研究中心的瓦格纳博士和顾彬博士前来看望我们。这是两位年轻的汉学家，顾彬博士汉话说得很流利，一见我就把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包括有方纪、艾芜、师陀、赵树理、秦兆阳、王汶石、周立波、李准、西戎、刘心武、李陀、王亚平和我的作品的中国短篇小说选（德译本）赠送给我。会面以后，他们邀请我们先到瓦格纳家中饮茶，然后到另一个汉学家家中吃饺子，冯牧与马加同志与瓦格纳同车走了。顾彬建议我和柯岩以及翻译王浣倩同志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前去。迎面第一条大街上，只见黑压压一片骑自行车的青年呐喊而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其阵势，只有一九六七年一次我在北京东四见到的“联动”的车队可以相比。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一次和平的（从表情上看应该说是快乐的）示威，内容是要求限制以至取缔汽车，以保护环境。
在瓦格纳博士家里，我们就中国文学的现状进行了广泛而自由的讨论。顾彬说，他们这一批年轻的汉学家，许多人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中国感到兴趣的。（极左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当天上午，我们在参观“柏林墙”时，已看到了六十年代写在“柏林墙”上的西柏林“红卫兵”的标语。）一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了解到十年浩劫的真情，这使他们感到沮丧。顾彬还说，他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感兴趣，而对《最宝贵的》颇表失望，对此，我只能报之以微笑。瓦格纳博士问道，“你那篇小说里提到的德国老头伦蒙和苏联作家英沙罗夫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问得我莫知所答，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旧俄作家屠格涅夫，他们回答说知道。然后我谈到《贵族之家》和《前夜》，他们耸了耸肩，当我说明英沙罗夫并不是苏联作家而是《前夜》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时，他们两个相视而笑。
和德国的中青年汉学家讨论当代中国文学是很有趣的事情。（老汉学家多半是研究“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在汉堡，我一踏进老汉学家傅吾康教授的家门，就看到了醒目的“难得糊涂”的中堂和“知足长乐、能忍自安”的对联。）瓦格纳的客厅里摆着那么多中国杂志。柯岩说，那里的气氛使她以为是回到了北京的某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我们谈到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我们还谈到了对某些香港出版物的某些说法的看法，很可能大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是，直率的讨论却是亲切和融洽的。
然后，我们来到另一位中年汉学家施德满先生家里。施德满的小院子里，两棵大树的巨大树冠下已经坐满了客人，有德国的汉学家，有华裔德籍学者，还有来自台湾的骨肉同胞，长凳上、靠椅上，坐的坐，站的站，欢声笑语，十分活跃。不一会儿，在北京语言学院派遣到柏林大学任教的张讲师的协助下，施德满夫人端来了他们包的饺子。饺子个儿很大，很好吃，也很解决问题。之后，女主人又端来了她亲手制作的中式甜点杏仁豆腐，也是高质量的，非常实惠。
黄胡须、身材不高、质朴而又热情洋溢的施德满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住房。房子不算大，室内陈设也比较简单。显然，男女主人都是“中国通”加“中国迷”，处处摆着中国货、中国工艺品，挂着中国画。主人对我们的参观没有做任何准备，甚至施德满的工作室里被子也没有叠。苏珊娜小姐对我说，追求物质生活是市民们的趣味，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是并不讲究的。看来，天下“老九”也是一般“黑”的。施先生津津乐道的还有两条，一个是他的带有自动消字设备的打字机，如果打错了，一按消字键，再按原来错打的字母就可以消掉，真可谓舒卷如意。翻译王浣倩试了一下，她的打字技术和打字机的方便适用都受到了喝彩。另一个是他的阁楼，阁楼原来并没有，是他自己盖起来的。所需工具不过一把电钻，钻好了孔，买来各种板材，拼合之后，拧紧螺丝就多出一间小房来。“老九”自盖小房，北京柏林也是颇有共同之处的。无怪乎后来到了汉堡，一位华裔德籍友人建议笔者买一个电钻回国，以便改善和扩大住宅。笔者考虑再三，一是对自己的劳动能力缺乏自信，一是钻完洞后到哪儿去找板壁材料，一时还想不清楚，故而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