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迈是个高个子，留着长发，头发式样有点像果戈理。他两次与我们一起吃饭，坐在我们的旁边。他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非常感兴趣，并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见解。例如，他说，鲁迅是中国最受推崇的作家，但是从文体方面，鲁迅对晚于他的作家的影响似乎不如巴金大，也就是说，师承鲁迅文体的作家没有师承巴金的多。“鲁迅的文体可不好学啊。”我说。他又说，他觉得随着时间的逝去，“伤痕文学”的某些作者逐渐暴露了自己在艺术上的缺陷。他还认为，中国目前电影和戏剧上的成就，似乎不如小说大。他对中国小说描写的爱情都那么“圣洁”，不带烟火味，感到不能理解。他特别觉得令人困惑的是《乔厂长上任记》中乔厂长竟然称新婚妻子童贞为“总工程师同志”。我解释说，这个称呼是带有玩笑性质的，是带有幽默感的，绝不是说中国的夫妻互相以职务加同志相称。他将信将疑。他大概觉得中国人太呆板，我却觉得他未免太缺乏幽默感。他还表示了对《夜的眼》和《春之声》的手法的兴趣，并问这种手法能否被编辑部所接受。我说：“他们已经接受了嘛，效果比我预计的还要好一些呢！”
在另一次有关中国文学的交谈中，似乎是冯牧同志提到《人妖之间》，说：“也许外国朋友不了解背景，读起来不那么感兴趣吧？”他的话音未落，几个德国朋友纷纷表示刘宾雁的作品一点也不乏味，他们完全可以读得懂，文章虽长，但他们是一口气读完的。我冒昧地说了一句，大概刘宾雁的文章很适合德国读者的口味：重理性，冷静分析，穷根究底，追求逻辑性和精确性、完整性。我还举出了海因里希?伯尔的《丧失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说德国的某些作品就具备这样的特点。伯尔的这篇誉满全球的小说，与其说是像小说，不如说更像司法机关的案卷或“专案组”材料汇编。冷静、准确、概括，这些似乎是“反文学”的观念，恰恰成就了上述作品。文学现象实在是最多例外，最少统一规格的啊！
七
德国人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有人告诉我，德国人是最讲效率的，时间可以精确到分，他们是最严格、最能干的。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实际接触一下，并不像所传的那样的“神”。定好了时间，迟到几分钟，我们是屡屡碰到过的。从明兴上火车，是我们头一次在德国乘火车，而且明兴是发车站。谁想到发车时就误点十五分钟，登车站台从这个改到那个，又从那个改到另一个，搞得乘客们疲于奔命，为我们搬运行李的工人更是汗流浃背。马加同志问道：“德国的火车也误点吗？”他得到的回答是两个字：“当然。”至于城市交通，屡遇红灯、车行受阻，这也是常有的事。高速公路，立体交叉，无疑比我们强得多，但这些设备多是在城市外围，到了市中心，交通照样是个问题。这些现象也颇发人深思，令人头脑“凉快”一些，牢骚也可减少一些——并不仅仅是我们中国有火车误点问题，城市交通问题。这样说，当不致被认为是提倡向人家的缺点看齐，不求上进的自欺自慰吧！
他们的时间观念要比我们强得多。“时间就是金钱”，这个口号未必散发着的全是铜臭。在城市街道上，我们看到的人都匆匆忙忙，没有一个踱方步、慢悠悠的。有些老太太，也是挺着胸，急急地迈着大步，姿势颇像竞走运动员。在西柏林，陪同我们的是一位个子矮矮的，戴着大眼镜的蔡斯先生。他总是胸有成竹，考虑周到，办事干脆，说话和走路都迅速异常。在那个狂欢的周末，他一再放慢和停下自己的脚步，虽然他明确地说自己是在散步，在逛大街，在东张西望，体验一下柏林市民的生活。但他一抬起脚，便情不自禁地表现了竞走速度，一下子就把客人们扔在了后面。柯岩同志称他为“快先生”，并当面把这个称号奉送给了他，他一笑接受。一路上“快先生”“慢先生”成了中德朋友们的一个话题。当谈到国内的某些吃大锅饭的做法时，马加同志说：“那种办法对于‘慢先生’比较合适。”真是一针见血，令人失笑，也令人着急。
有人说德国人是严肃、深沉甚至有点刻板的。他们是一个理论的民族，喜欢创造各种各样的抽象的体系，习惯于概念和推理的游戏，善于刨根问底及钻牛角尖，他们甚至是常常板着面孔和缺乏幽默感的。这也很难下断语。也许他们之间的说笑不像我们那样多？在乘坐飞机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乘客之间闲聊天，大部分人利用途中的空闲时间阅报，有的在空中也不停止工作。从汉堡到明兴，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德国乘客一直皱着眉头，拿着一张写满了数字的表格，用一个袖珍电子计算器在那里计算，写写画画。这也是抓紧时间的一种表现吧？我们用在“摆龙门阵”上的生命实在是太多了，抑或这也是一种“凉快”的表现？
在海德堡的古代宫殿旁边的餐馆里，我们吃饭时忽然听到了隔壁房间传来的高声谈笑，这使我们非常吃惊。因为在德国，不管饭馆、咖啡馆里有多少人，所有的座位都被占满，即使连柜台前也站着一批整瓶子喝酒的顾客，你也是听不到多少喧哗的，大家都斯斯文文，轻声慢语，表现欢愉的多是微笑，很少听见哈哈哈的开怀大笑。这首先是一种文明习惯吧，确实令人佩服。但为什么在海德堡的饭馆里，说笑声是这样的毫无顾忌，近乎放肆了呢？
果然，一问便知，那是一批美国游客，他们的性格与德国人是不同的。
在汉堡我们碰到了一位正在写博士论文的小伙子，中文名字叫施特凡。他曾在北京大学留学。现在每月从当局领取八百马克的奖学金，正在以对秦始皇的评价为题写一篇学术论文。他就非常活泼、健谈。他说：“现在汉堡污染得很厉害，检察机关对一家化工厂提出了控告，但是这家化工厂有势力，又能走点小后门儿，威胁说如果这家工厂的生产活动受到损害，就会造成多少多少人失业，所以法院也奈何不了他们。”当他谈到他在中国的经验时，他说：“德国的官僚主义是有名的，也是很厉害的。德国的官僚主义再加上中国的官僚主义，那我们就寸步难行了。”他还说了许多有趣的话，神态和声调都像个“北京油子”（这是从这个词的最好的意义上说的）。
陪同我们的苏珊娜小姐成天和我们一起说笑，她笑得非常质朴。有时候在为我们翻译一句话以前，她先兴奋地一笑，由衷地说一声“就是！”表示对我们观点的拥护，然后再译过去。一路上，她把我们说的每一句成语或者俏皮话都记在本子上，认真学习。另一位由国际接待中心临时聘请的克利斯朵夫就不然了。他高身材，大胡须，长着一双碧蓝碧蓝的大眼睛，当他表示惊奇或者有点不耐烦的时候，眼睛就变得愈发蓝起来。他是不笑的，我很少见他笑。无怪乎当我们赠送给他一张韩美林画的动物画——猫头鹰的时候，他端详良久，认真地说：“画得好。每个动物都有自己的性格。而这个猫头鹰的性格呢，就像我自己。”这倒是够幽默的了。
也许，这次旅行当中给我留下最深的活泼和幽默者的印象的是一个孩子，他是明兴一个小学的学生。女教师为了欢迎我们，指挥学生为我们演奏了莫扎特的乐曲。教室很清洁，也很宽敞，一班只有十五六个学生，这样教师的工作就会细致得多。不论小学、中学，还是大学，都是半日制，上午上课，下午时间由自己支配。我提到的这个男孩子，胖胖的，圆脸，深深的笑靥，每一个目光和脸部肌肉的运动都透露着聪明和顽皮。他大概是没能掌握复杂的乐器或者因为什么事而受到惩罚，在器乐合奏中，他很寂寞，无所事事，他的任务只是敲那么一下铜铃。总共敲两三下，却要规规矩矩地站在队伍里十分钟。他抓耳挠腮，心神不定，如芒刺在背。我真同情他，我相信他有着太多的潜在的聪明的精力还没有发挥出来。
有人对我说西德是最富的，德国人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他们的人口平均收入仅次于瑞士而在欧洲居第二位。这当然是事实。人富了就会过得讲究，首先是房子，德国人的住房条件当然是我们无法比拟的。魏克德先生的客厅宽敞舒适，玻璃墙外面是一个山坡，山坡上栽着人工培育的细草。坐在室内，观看着阳光、绿草、蓝天、白云……就像坐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海德堡邂逅的那位经济学博士，他的住房有四百多平方米。至于一些作家、学者、名流，更有许多人有几处房子，分别在不同的城市、乡村乃至国度，然后随着季节的变化和自己的兴趣，不断更换自己的住宅。同时，在德国也有为低收入者准备的比较小的、公寓式的房子，也有的学者住在自盖的阁楼里。房租支出往往占一个人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到百分之五十，其昂贵也是令我们咋舌的。
这种所谓“高消费”的社会的物价，往往使我们觉得难以理解。一场歌剧五十三马克（约合人民币四十五元），一杯冰激凌六马克（约合人民币五元），买一份报纸也要一个半马克。然而，这种高价换取的是更讲究的商品和服务，这也是事实。例如在德国的城市，我看了几处菜店，从外观上来说，这菜店更像我们的王府井大街工艺美术服务部。这绝不是夸张。看看那鲜艳的色彩和光泽吧，再看看那规整的形状、清洁的环境和精致的包装吧，这哪里像我们的带着泥、带着土、带着烂叶子烂帮子的菜店呢！西红柿和土豆，都是经过挑选的，大小一样，颜色相同，装在塑料袋里，放在冰箱里的，这样的蔬菜又怎么能不昂贵呢？
然而西德并不是天堂。“高消费”并不能使人满足，更何况远远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高消费。在许多人追求物质享受的时候，却有一些青年人由于不满意这种物质丰富、内心空虚的社会风气而倾心于宗教，希图到宗教中寻找生活的意义和安慰。星期天在明兴的街头，我看到那么多当神甫、修士、修女的青年男女，不禁惊讶，我问：“他们是因为受到什么刺激才看破红尘的吗？”回答是：“不见得。他们只是在世俗生活中找不到生存的价值和意义才献身宗教的。”但不论怎么样，当一位身穿黑色道袍、把自己捂得严严的年轻美丽的修女在人群中走过，在花枝招展、纷纷显示自己的身材、线条和“性感”的人群当中走过时，她令我觉得相当压抑，甚至不寒而栗。
在海德堡，我们还看到了几位衣衫褴褛的青年人，喇叭裤与紧身衫样子还是蛮俏的，但每个人的服装上都补着几十个补丁，补丁叠补丁，有的补丁已经破烂不堪，布纹布丝以及毛绒绒的纤维末梢和撕开的口子，都看得清清楚楚。这恐怕不是因为贫困，而是一种对于社会追求物质享受的风气的抗议吧？
当然还有各种问题，就业问题、吸毒问题、环境保护问题、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英语叫做代沟问题，隔膜与“凉快”的问题。人毕竟是人，是万物之灵，仅仅物质方面的满足并不能使人幸福。从宫廷出走的释迦牟尼，难道是由于物质上的匮乏吗？物质上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例如，德国是一个汽车工业非常发达的国家，到处可以看到包括在我国、在全世界都能常常看到的“奔驰”汽车的三叶形商标。然而，也正是在德国，我却看到了远远多于中国的那种微型的、廉价的、所谓“甲壳虫”式的汽车。坐在这种简陋的汽车里的人，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幸福呢？另一方面，最新式、最时髦、最讲究的汽车，又能在人们的幸福中占多大的比重呢？
当然，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怀着“酸葡萄”的心理来藐视这一切、来自吹自擂也是不行的。我们的生产、生活水准是太低了，差距是太大了，我们必须通过自己的劳动尽快创造一种更富裕也更文明的生活。否则，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还有人对我说：德国人的生活是腐化的，糜烂的。在汉堡的妓院里，女人的肉体像商品一样展出和出售。有的电影的黄色镜头令人无法看下去，婚姻和家庭极不巩固，影响了下一代的身心健康……
这可能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这次并没有看到这些。当然我们既没有兴趣看这些，我们的主人也没有兴趣要我们看这些。各个旅馆里都有电视机，在电视节目中我们并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可以称为“黄色”的镜头。他们的新闻节目、专题访问和谈话讲演等比较严肃的节目所占时间之长，似乎比我们的电视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有一些德国青年朋友向我们表示了他们对于“古典式”的爱情、东方式的道德的向往和对社会风气的不满。当然，也有的德国朋友（特别是作家），对于中国人对男女问题的回避、禁忌、视为不洁等等表示惊奇和难以理解。
总之，德国人也和别的国家的人一样，是各式各样的人，严肃的和轻浮的、纵欲的和苦行的、左的和右的、神气活现的和谦逊质朴的、自满自足的和愤世嫉俗的……人们的痛苦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人们的追求和希望也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分裂产生在这相互矛盾的倾向里，社会的平衡也恰恰依赖于这相互矛盾的倾向。德国社会向哪里去呢？各人有各人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