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夏天，声势浩大的北伐战争开始了。
6月初，整个广东都笼罩在夏日的暑气里，北伐工作也在这时进行得热火朝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迅速通过出师北伐的议案，并将这次北伐的口号定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其实这只是蒋介石定的一个政治策略，当时的北伐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都无法比较，所以国民革命军必须采取个个击破的战略。蒋介石故意放出风去，并没有要与孙传芳和张作霖为敌的意思，暂时先叫他们安心。
北伐战争
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并组建了国民革命军。在经过了东征和南征之后，国民革命军在不断地发展壮大，广东革命根据地也得到了统一和巩固。而与此同时，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也掀起了全国工农运动的高潮。这一切都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斗争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这次的北伐战斗以孙中山生前提出的口号为革命目标：打到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完成国民革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同时这也是民心所向，历史所趋。
首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了《国民革命军北伐宣言》，陈述了进行北伐和推翻北洋政府的理由。宣言中说：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己，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者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生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敦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而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阅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
7月上旬，广东地区进入到一年中的雨季，连日来雷声不断，大雨瓢泼，地上积水成河。国民革命军8个军，约10万余众，在蒋介石的率领下，在“打倒列强，铲除军阀”的口号声中开始奔赴战场。在北伐军中，一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也位列其中，他们或担任各级党代表，或担任政治处长，也有任基层指挥员和战斗员的，这也是国共的第一次合作。
7月中旬，中共中央也发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在主张中，中国共产党号召了全国人民应该同心同德，支持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任务，这样才能推动全国革命形势向好的方向发展。
北伐是一场革命性、正义性的战争，同时也是一场长时性、困难性的战争。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种军阀混战的时期，“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是个亘古不变的生存法则。国民革命军将其讨伐的目标锁定在三个大的军阀身上：一是直系吴佩孚，他占据湖南、湖北、河南三省和河北一部，拥兵月20余万；二是由直系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统辖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五省，有兵力20万左右；三是奉系张作霖，控制着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约有兵力30多万。这三股力量各雄踞一方，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上作威作福，称王称霸。
湖南是北洋军阀围攻广东国民政府的前沿阵地，也是革命向北发展的军事要冲，再加上吴佩孚佣兵自傲，轻视革命力量，其自身又是拼凑的杂牌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所以经北伐军研究决定将进攻主力放在湖南、湖北上，全力消灭吴佩孚的势力。
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向湖南进军，就这样，北伐大战的序幕从湖南拉开了。
北伐军可谓是人心所向，大军刚进驻湖南，湘军唐生智率领部下就投靠了广州国民政府并改其部为第8军。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工农群众也奋起响应，北伐军所到之处引起一片欢腾，所以这支队伍一路所向披靡，杀到了长沙。
吴佩孚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7月中旬，吴军叶开鑫部被迫放弃长沙守城任务，向后撤退。就这样，北伐军竟然没费一枪一弹就攻下了长沙。
蒋介石率司令部全体人员于8月上旬抵达长沙，这时长沙已被北伐军占领了约一个月之久了。当蒋介石凌晨3点到达长沙时，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5万余民众在中共的组织下齐聚长沙城内，共同欢迎蒋总司令的到来。这次可能是蒋介石从政以来一直到最后，受到的来自普通百姓最高的拥戴了。
就连蒋介石本人面对着如此激烈的场面也忍不住感动地说：“此次国民革命军自广州出发至长沙，沿途民众放爆竹致敬，商店公平交易，迷路者则为之指引，任重者则为之分担，疲者设凳。渴者给茶，饥者授食。其对全军傒来与助之诚意，盖有如此者。”
次日，蒋介石在长沙发表了讨吴宣言。从此蒋介石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国民革命军准备兵分三路，对湖北发起全面进攻：
中央军以武汉——武胜关伟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正当北伐军轰轰烈烈地与吴佩孚部交战之时，对于统辖五省、拥兵20万的孙传芳蒋介石也做了多方面的考虑。早年里，吴佩孚与孙传芳也倒有些交情，更何况孙传芳的部队是从吴佩孚那里分裂出来的。蒋介石担心，吴、孙二人会兵合一处，将打一家，那样的话北伐军势必会遇到困难。所以蒋介石一面痛打吴佩孚，一面致电安抚孙传芳，劝其归降。
蒋介石在电文中表明国民革命军并没有进攻其管辖的东南五省的意图，如有进攻之意，又怎会屯兵于湘东而不进呢？这样岂不错失战机。同时蒋介石还用近乎于讨好的口气对孙传芳说：“兄与弟爱国同心，而进行方法则不无出入，今日救国要以民众为本，断非少数军人所得而私。封建制度绝不能幸存于今日，所望兄内审国内情形，外瞻世界趋势，依然加入革命路线，共为爱国彻底之谋。”
孙传芳是个警惕性很高的人，他本与蒋介石毫无瓜葛，蒋介石北伐了，而且还三番两次地致电向其“问候”，他自然明白蒋介石的那点儿小心思，因此给蒋介石也回了电，明确指出他保持绝对中立，不会蹚吴佩孚那趟浑水的。
其实细算起来，吴佩孚对孙传芳也算有知遇之恩。孙传芳原为王占元不下，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之所以能在后来崭露头角完全是靠着吴佩孚的提拔，在当年的湘军援鄂一役中，孙传芳大败，是吴佩孚及时地拉了他一把。
可是孙传芳可不是这么想的，他认为他现在的江山是他自己打下来的，吴佩孚和他只是互相利用的关系，并没有所谓的知遇之恩。所以当吴佩孚被国民革命军打得一败涂地的时候，孙传芳还在暗自窃喜。其实孙传芳一直都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了，从此直系中便唯他孙传芳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的战争最好是两败俱伤，这样他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
吴佩孚恐怕连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打的是这种算盘吧。他天真地以为，他过去曾有恩于孙传芳，更何况孙传芳是他一手提携的，念在过去的恩情上，在这个时候他总该拉自己一把吧。
孙传芳现在可是一心等着吴佩孚日落西山呢，可是他还不敢把叛吴的主张表现得太明显了。他的部下里有很多拥护吴佩孚的，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马玉仁等人都是吴佩孚的信徒。所以孙传芳表面上表现得十分恭顺，他可不想因一时的小不忍乱了大谋。
此时，孙传芳所统辖的东南五省境内也不是很安稳，因为夏超和周凤岐二人皆是私心很重的人。民国初期，夏超是浙江一带有名的霸王，无论谁出任浙江督军都得给他几分薄面。自从孙传芳出任五省联军司令后，夏超一直心里不服，他曾给吴佩孚打密电诉苦，说孙传芳为人刻薄又薄情寡义，而且还暗示吴佩孚，只要他一声令下，他夏超就反了孙传芳。
吴佩孚在处理这件事上显得比较重情重义，他一面告诫夏超切莫轻举妄动，一面劝孙传芳不要自相残杀，并向其保证夏超不会反他。吴佩孚本是好意，可是却引来了孙传芳的反感，使他更加强了铲除夏超的决心。
孙传芳一下子成了吴军和革命军的红人，吴佩孚是好话说尽望他支援，蒋介石也是一心拉拢其归降。素有“笑面虎”之称的孙传芳是两面都应承，两面都不得罪。
8月中旬，为了表示诚意，蒋介石派张群为代表，去杭州游说孙传芳。
张群边走边看着，杭州真是个好地方，青山碧水，鸟语花香，亭台轩榭，古香古色，真是个养生的绝佳之地。这孙传芳还真是会挑地方，难怪他不愿与北伐军合作，他所据五省各个都是好地方。孙群想，如果是他，或许也不愿放弃这些儿地盘吧。
张群来到孙传芳帅府，孙传芳热情地接待了他，并大摆筵宴，与他推杯换盏起来。席间，孙传芳与之博古论今，谈天说地，但就是避正题而不说。张群见其如此能言善辩，不觉称赞道：“孙大帅，依我看你不像个军阀，倒像一名政客。”
孙传芳一听这话，不高兴起来，冷冷一笑道：“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们，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
孙传芳生平最讨厌别人在他面前大放“公仆、政客”之阙词。1924年孙中山先生宣传革命时，曾大肆提倡“为官应当人民公仆，不要当老爷”。看到这个言论时，孙传芳几乎笑破了肚皮，他恶毒地说：“现在当官的都说自己是人民公仆，欺世谎言以此为最无耻，凡是仆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不是赚主人的钱，就是勾搭主人的姨太太，心狠手辣的做梦都想把主人连骨头带皮吞进肚里。我不是公仆，我是父母。天下父母，没有不爱子女的，爱民如爱子才是，才能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做好事！”
张群也素闻孙传芳最讨厌官场上的那一套了，忙停了恭维的话。面红耳赤的张群在孙传芳面前尴尬了好一阵，才入了正题。
“馨帅，蒋总司令让我代他向您致意，问候您。”
孙传芳眨了眨眼睛，暗自合计，“你总算入正题了。”可是孙传芳故意冷下脸来，说：“我和蒋先生素无往来，他愿意向我致意，那也烦请张先生代我向他致意了。”
张群一看孙传芳不大高兴，不禁提心吊胆起来，可是他是奉命而来的，他必须得把蒋介石的意思传达明白。
“蒋总司令敬佩馨帅，知道您是个知大体、识大局的人。如今中国已不同于往日了，人们都向往和平，倾心革命，中国革命也是势如破竹无法阻挡的。蒋总司令希望馨帅能够顺民意而动，和他一起完成统一大业！到那时，蒋总司令会以五省总司令之职以赠。望馨帅考虑。”
孙传芳嘿嘿一笑，心里想：“蒋介石啊蒋介石，你还是真大方，让老子白给你打江山。五省总司令？老子不跟你干也照样是五省总司令，损兵折将地也捞不着什么好处。”
孙传芳向来没有把蒋介石和他的北伐放在眼里，况且北伐能不能成功还是个未知数，他才不会跟着他四处瞎闯呢。
想到这儿，孙传芳冷漠地笑着说：“张先生，听说你也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来的，照时间算起来，我还比你早一年呢，咱可是正经百八儿的学友。学友对学友，和尚不亲帽子还亲呢，我得对你说实话，我这人自由散漫惯了，不愿看别人的脸色做事，也不愿让别人掺和我的事。所以请你转告蒋先生，我要保障东南五省的人民安居乐业，我们双方最好无不干涉。”
在这些话里，孙传芳虽冠以“同学、学友”之名，可是在张群听来却是越发地刺耳，可是又不好发作，只能作罢，别了孙传芳回长沙复命去了。
孙传芳说得没错，张群也是出自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孙传芳是1907年入校的，张群较他晚入一年，这样算起来他们的确是学友关系。在这里孙传芳故意拿“学友”二字说事儿，弄得张群下不来台。
想来这张群的一生也颇多波折：他在日本时便与当时在日的其他人一道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应招回国，在上海军都督陈其美手下出任参将一职，但是一直都不如意。后又任23师参谋，89团团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张群被迫流亡日本、印度尼西亚等国。1916年回国后，担任护国军副官长。袁世凯死后，护国军解散了，张群只得另谋差事，在北京当了个农商部参事。等到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后，他又在成了元帅府的参军。再后来，什么警察厅长之类的官职，张群统统做过。现在，他又成了蒋介石北伐军的参议。这让孙传芳很不看好他的这个“学友”。
张群回到长沙见了蒋介石，将孙传芳的话故意添油加醋渲染了一番。蒋介石一听，不禁有些火儿了，孙传芳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得，等收拾了吴佩孚后，你孙传芳的好日子也算是过到头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