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孙传芳刚一踏上天津地界，就被负责巡查的张作霖手下一名小队长发现了，他知道张作霖同孙传芳有“斩将”之仇，虽谈不上什么不同戴天，可是这也足够成为张作霖收拾孙传芳的理由了。这个小队长并没有马上将孙传芳逮捕，而是偷偷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作霖，以为这样可以从中捞些奖赏。
张作霖听后，只是摆了摆手叫他下去，没有下达逮捕的命令，更没有给他什么赏钱。孙传芳这么快就北上来了，可见他对于合作之事多么地着急，看来江西一役他败得不清。
中午，孙传芳被平安地接到了蔡家花园，一见张作霖，孙传芳马上走上前去，紧握住张作霖的手，然后又向其深施一躬，说道：“雨帅，对不起了，馨远在这里给雨帅赔礼了。”大家都被孙传芳的举动惊呆了，但是马上又都反应了过来，他是想将往事的种种画上一个军号，同时也对孙传芳的能屈能伸感到由衷地敬佩。
张作霖紧紧拉着孙传芳的手，笑着对他说：“馨远不必将以前的事记挂在心上，上次总参议来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过去的事我们大家都不要再提了。馨远，这一路上舟车劳顿，你辛苦了，你能亲自来天津我很高兴。”说话间，一干人等来到了客厅。
孙传芳顺便打量了一下客厅的布置，肃穆而清幽，想这张作霖虽是土匪起家，可是在战场这些年的摸爬滚打，让他渐渐消除了匪气，增添了霸气。大家都纷纷落座，孙传芳重又鞠了一躬，满脸诚恳地说：“过去我们有什么误会，那都是兄弟之争，没什么大不了的，多谢雨帅不计前嫌，出手相助。”然后方才坐下。
在一阵寒暄之后，谈话的内容才渐渐转入正题，张作霖问道：“不知经过江西一役后，馨远在南京还有多少部队？”
此话一出，让孙传芳不觉有些心头一惊，他得琢磨一下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才好：江西战败，福建又失手，如今五省只剩三省，还都各怀鬼胎，能听从我调遣的部队真是所剩无几了。可是也不能实话实说呀，那岂不让张作霖笑话。因此孙传芳盘算了一下说：“真是难以启齿，在下直属的部队不足5万人，五省联军还有20万左右。兵力实在是不足，所以还请雨帅多多帮忙啊！”
张作霖一听，暗自笑道：“还在这儿硬撑门面呢，你有多少人我还不清楚。如果你真要是有20万人，你还用得着冒着生命危险来天津求我？”想是这么想的，可是张作霖也不急于点破，既然双方都想合作，还是别弄得大家都下不来台的好。于是张作霖笑了笑，说：“是这样啊！我们东三省的联军约有80万，连同效坤的直鲁联军，差不多有百万人。只要我们齐心协力，对付革命军，我们还是有很大胜算的。”
孙传芳一听张作霖这么说，人家出了80万，自己连20万人都不到，也显得自己太没诚意了。于是孙传芳说：“雨帅，我这个五省联帅也实在是羞于启齿，所以这次我回到南京，将手下之事料理清楚，我情愿回浙江，让出江苏来请鲁军接防。这样鲁军就可以坐镇南京，以便指挥前方。”
“这事万万不可，传了出去，别人会以为我张作霖是在乘人之危，还望馨远三思。”张作霖拒绝道。
张宗昌也是满脸通红，满口的不同意：“就是，你把我张宗昌看作什么人了，我虽不是什么做事光明磊落的大丈夫，可也不是那种不讲义气的小人，乘人之危的事我做不来。馨远，即使你真打算不要江苏了，也还是换个人去接管吧，反正我们鲁军是不会去的。”
孙传芳一听大家都这么说，忙解释道：“如今既然大家都有统一的意思，为了方便指挥，我们应组成一个安国军指挥部，将我们三方手下的15省统一起来。我同意由雨帅担任安国军总司令。”
孙传芳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在场所有人的赞同，倒是张作霖自己显得不好意思起来，谦虚道：“我何德何能担此重任，成立安国军的提议我同意，但是这个总司令之职我看大家还是另选高人吧。”
“雨帅，你就不要谦让了，这里除了雨帅没有人有资格担当这个职位。”孙传芳连忙说。
“大家都同意让你当，你就当嘛！这么婆婆妈妈的。”张宗昌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既然大家这么看得起在下，那我也就却之不恭了，还希望大家以后能够通力合作，共同对抗北伐军”于是，安国军就这样在孙传芳的鼓动之下，成立了。
随后，张作霖又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任命孙传芳和张宗昌各为副总司令，毕竟这二人手里也有近40万的兵力。孙传芳也是一阵推脱，最后还是应承了下来。
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张作霖对孙传芳说：“本想多留馨远几日，好好儿款待，以尽地主之谊，可是眼看阴历年关将至，你也快些回南京，整顿队伍，准备反攻吧！”
和谈进展得非常顺利，结束之后，张作霖大摆筵宴，什么鹿肉、熊掌、银鱼等等举凡东北名贵的菜品都拿出来招待孙传芳了，这可让孙传芳有些受宠若惊。
酒足饭饱之后，孙传芳同杨文恺回到了法租界的私宅。第二日，在张宗昌护卫队的保护之下，回到了南京。对于此次北上，孙传芳非常满意，他不但同张作霖和张宗昌化干戈为玉帛，而且还成功地请来了援兵，他现在总算可以高枕无忧了。
进入12月，天津变得更冷了，几乎是滴水成冰，可是张作霖这儿可是忙活得热火朝天。1日，张作霖在天津宣誓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同时并任命孙传芳为安国军副司令兼苏、皖、赣、浙、闽五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杨宇霆为安国军总参谋长。张作霖答应孙传芳会尽快派张宗昌南下，支援其部队，并为其提供弹械方面的支持。
这个安国军表面上来是一个对抗革命军的北洋军队联合体，可实际上它的内设机构非常正规。张作霖不但组织了“安国军司令部”，而且还设置了军务厅、总务厅，甚至秘书厅等多个部门，俨然已成了一个变相的政府了。
回到南京后的孙传芳显然精神多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唉声叹气了，他有后台，有援兵，现在有人给他撑腰了。到了南京，孙传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宣布他已就任安国军副总司令一职，并告诉与会的所有人，他在天津和张作霖见面的详细经过。大家都非常诧异，联帅什么时候去的天津，他们怎么都不知道。大多数人都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有了张作霖的支持，他们可以不用惧怕革命军了。可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觉得不应该跟张作霖合作，毕竟两个派系从前是势不两立的，但既然现在已经决定了，他们也无话可说了。
在会上，孙传芳在部队的整编和调度上做了很大调整，并发布了整编命令：
陈仪为第1师师长，并兼任徐州总司令；卢香亭为第2师师长，兼任扬州总司令；周凤岐为第3师师长，兼任南京卫戍总司令；上官云相为第4师师长；刘凤图为第6师师长；梁洪恩为第7师师长；崔景港为第8师师长；李宝章为第9师师长，兼上海守备司令；郑俊彦为第10师师长，兼淮安镇守使；马葆珩为第11师师长；陆殿臣为第12师师长；刘士林为第13师师长；李梭义为第14师师长；阮肇昌为第15师师长；王普为第3混成旅旅长，兼芜湖镇守使；马祥斌为独立旅旅长，兼皖北镇守使；杨士荣伟安庆守备司令；白宝山被海州镇守使；马玉仁为扬州镇守使；马仁奎为独立旅旅长，兼南通镇守使；李养斋为独立旅旅长。
整编命令发布完以后，孙传芳忍不住笑了：“我确实有14个师和4个独立旅的军队，一共20万人。所以东南边还是我的，谁都别想跟我争。”孙传芳太得意了，以至于他忘了这其中有很多不安因素，而每一个不安因素都足以致命。
一切都布置妥当了，转眼间旧历年也到了。这个新年孙传芳过得很安心，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虽然这一年里，他的烦心事还真不少，地盘也由原来的五个省变成了三个省，可是最起码联奉让他解决了眼前的一大难题，这个年他还是能够过得稳稳当当的。
这几日，孙传芳是每天枕着金陵梦醒来，心里别提有美了！突然有一天，他的梦被惊醒了，一份载着坏消息的电报被呈现在了他的面前：安徽总司令陈调元已经通过范熙绩的关系和国民革命军的唐生智发生了接触，随时有投靠革命军的动向。
陈调元一直是孙传芳的一块心病。在江西一战中，陈调元先是带兵来援，可是在经过几次挫败之后，竟然大呼“保持中立”。虽然这样，可是孙传芳也并没有责怪于他，孙传芳一直认为他待陈调元不错，不会负他。
陈调元是个给人以忠厚热情的表象，其实颇善营谋的人。他为人慷慨，好应酬，尤其善交际应酬，工于趋附，能笼络各派系军阀，且擅长见风使舵，善于估计政局的变化，是一个纵横阖闾的军人政客。因此无论是孙传芳，还是后来的蒋介石都对他颇为重用。
说起来，陈调元同现属革命军中的几位高级将领都颇有渊源。光绪三十四年冬天，清政府陆军部在湖北南湖设立陆军第三中学堂，李钟岳为总办，范尚品为监督，陈调元任地理教官。唐生智、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早年均曾在湖北陆军中学学习，因此陈调元算是他们的授业恩师。
其实早在革命军进攻南昌之时，陈调元就听说他在陆军学堂的旧识唐生智已投靠北伐军，且升为北伐军军长。陈调元对时事的分析相当透彻，他认为革命军代表的是正义之师，而北洋政府只是在苟延残喘，灭亡是迟早的事，虽然北洋各派系都在努力挽回局面，但恐怕是无力回天了。所以凭借着以往的关系，通过唐生智的撮合，陈调元与蒋介石达成了默契，他乃旁视北伐军直攻南昌、修水、铜鼓一线，卢香亭、郑俊彦等部基本被歼，之后南昌失守。
这边陈调元虽然已有意投靠革命军，但是另一面他仍然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安徽，可是没想到已经有人将他投靠革命军的消息告诉了孙传芳。陈调元虽然有些提心吊胆，但他仍然装作不知此事。
孙传芳自从收到陈调元似乎已叛变的消息后，又开始坐卧不安了，他找来了卢香亭，想与他商量一下接下来该怎么做。
卢香亭稍有些小谋略，他建议孙传芳不能就这样置之不理，也不可马上就兴师问罪，不如先试探一下。当下，两人商量决定，由卢香亭带着20万的军费，去找陈调元，一来是安抚一下，二来探一下虚实。于是，卢香亭拿了20万来到安徽。
卢香亭刚一到安徽，陈调元就已经明白了他的来意，他热情款待了卢香亭。酒席之间，两人闲话家常，说了很多，又聊到了当前的局势和孙传芳。他十分真诚地对卢香亭说：“联帅待我不薄，我愿为联帅效犬马之劳。请香亭兄给联帅捎一句话，就说安徽问题，请他放心，这里如磐石一般，谁也别想涉足。”
卢香亭一听，陈调元将话说得这么明白，也就没有多做停留，匆匆赶回南京复命。回到南京，卢香亭把陈调元的话对孙传芳重复了一遍。虽然这样，可是孙传芳心上的石头并没有完全落下，他知道无风不起浪的道理，可是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陈调元已归顺革命军，他不能采取任何办法。如果他调集军队除了陈调元，到头来是一场误会，他岂不是又损失一股力量，现在正是用兵之时，损兵折将的风险他可是承担不起。
从1月开始，南京的天气开始慢慢地转暖，孙传芳的心从张宗昌到来的那一刻起真正解冻了。张作霖没有食言，他派张宗昌率领许琨、诸玉璞等人给孙传芳送来了一批军饷和枪支弹药，以表示支持。
孙传芳当然也是大摆筵席，欢迎直鲁兵将来到南京。为了稳住张宗昌等一干人等的心，使其死心塌地与他共同对抗蒋介石，孙传芳提出让出江苏，由诸玉璞来当江苏的都督。张宗昌只是形式上推脱了一番后，便欣然接受了。他告诉孙传芳，等到打败革命军，他还是要带着诸玉璞回山东的，江苏就会还给他。就这样，孙传芳把江苏白白送给了张宗昌。
现在看来，孙传芳的地盘又缩水了。丢了江西、福建之后，孙传芳本打算退保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这三个地方保住了，他仍然是享用不尽的。可是如今他又将江苏拱手送给了张宗昌，另外坐守安徽的陈调元又同他有二心，现在看来真正属于孙传芳的地方也就只剩下浙江一省了。如果浙江再失手，孙传芳这几年拼死拼活奋斗打下的江山也就付之东流了。
综合当前的形式，孙传芳做了一个现在看来足以让他败北的决策：撤军江北，守江而治。这个决定一提出，招来了所有人的反对，可是他们又了解孙传芳，他总是一意孤行，听不进任何人的意见。就这样，在众人的反对声中，孙传芳还是作出了“撤军江北”的决定。
孙传芳在一年之中做了两次错误的决定，这两次决定也注定了他失败的结局：他是该进的时候不进，不该退的时候反倒退了。
全国上下都还沉浸在旧历年的喜庆当中，蒋介石已经开始筹划下一步的作战行动了。1927年旧历年初，国民革命总司令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制定了进军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蒋介石将进攻的首要地点定在了上海和杭州，然后在直捣孙传芳的老巢南京。北伐军再次兵分两路，一路为东军，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率领第1、第14、第17、第19和第26军，从赣、闽两地多个方向分兵攻打浙江，夺取杭州、上海，进而直取南京。另一路为西路，由蒋介石亲自率领从赣、鄂沿长江两岸向皖、苏推进，主攻南京。
为了表示对唐生智的信任，蒋介石任命其为西路总指挥，率领第4、第8、第9、第11、军巩固武汉，主力进入豫南，策应其他西路军作战，并与冯玉祥部取得联系，伺机进取豫中，牵制北面的敌人。
事实上，此江西一役战败后，孙传芳所能调动的军队也不过七八万人左右，孙传芳将其整编为5个方面军，如今他已大部分撤至江北的沪宁、沪杭两条铁路线上。孙军开赴浙江境内作战的总人数也有3万有余，而他的大本营——南京已是无力看管，只得由张宗昌率领8万直鲁军在此驻守。
如此一来，浙江南部的北伐军与蜷居浙江北部的孙军已形成了强弩之势，双方力量对于浙江一地似乎都志在必得。1月上旬，双方开始了第一次较量。白崇禧指挥第三军由南昌出发，贮备经东乡、玉山一带进入浙江境内，在富阳与孙传芳军队不期而遇，双方开始了一场激战。
富阳之战，孙军在早有预谋的情况下获得了胜利。相较之下，北伐军由于力量薄弱，再加上准备不足，只得败退。1927年的第一次交战，孙军告捷，这个消息传到孙传芳的耳朵后，乐得他直拍大腿，“第一仗就打得如此顺利，这是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