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存在这种感觉。不只年轻时是这样，就算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很多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加以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息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同，但节制血气，是相同的，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须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倔强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若能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每天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至于强毅之气，不可或缺，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话说：战胜自己就是强。所说的强制、强恕、强为善，都是战胜自己的意思。如不习惯早起，而强迫自己天没有亮即起；不习惯庄重肃敬，而强迫自己静坐斋戒；不习惯劳营，就强迫自己与士兵同甘共苦，勤营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持之以恒，而强制自己持之以恒，这就是毅力。除此之外，力求以气势胜人，这只是刚愎罢了。二者看起来相似，其实是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慎对待。
一日比一日谨慎，以求办事成功。总是忧心如焚，恐怕一事无成。总而言之，千万要忍耐，“久而敬之”这四个字，不仅仅是对朋友如此，不管什么事都应该这样。
胸有成竹，方可行事
曾国藩“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论战思想，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时间，为以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国藩这种处事从全局考虑，从长远考虑，值得后人借鉴，也值得我们思索。
曾国藩早年深研《易经》，对《易经》中的“潜龙在渊”特别注意。他为人处事谨慎小心，时机没有成熟之时，从不敢轻举妄动。
1853年，曾国藩借用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团勇约千人，创建湘军，刚创建时称为湘勇。曾国藩预备扩练团勇万人，他把这个计划告诉江忠源。江忠源不晓事情的利害关系，不加思索马上向皇上上奏，结果曾国藩兵马不整，枪炮没有齐全就被咸丰皇帝督促征战。第一次征调是在1853年，太平天国西征军进攻薪、黄一带，武汉告急，清政府急令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曾国藩先是推脱，结果清廷接连下令催促。第二次是同年12月，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庐州，清廷下令曾国藩带船炮兵速赴安徽救援。第三次是1854年2月，太平军成功偷袭清军黄州大营，清廷又一次催促曾国藩赴援武汉。
曾国藩思虑再三，抗旨没有发展。他觉得湘军刚刚创立没有实战经验，且人数不多，水陆两军加在一起不过一万余人，这时与太平天国的百万之师对抗，简直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因此曾国藩为保护尚在襁褓中的湘军，一直没有发兵支援包括自己老师吴文镕在内的部队。
曾国藩早年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乾卦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待时而动，要善于保存自己，不要轻举妄动，曾国藩深刻明白其中的道理，凡事没有一定的把握，切勿轻举妄动，羽翼没有丰满时，更不可四处张扬。
曾国藩早知太平军兵多将广，善于打战，特别是水战。曾国藩认为他们绝非乌合之众，如没有一支强有力的部队，轻易不敢与他们抗衡，因此曾国藩决心不惜重金装备军队。与太平军作战，首先是在水上，所以必须要有一支习惯水上作战的部队，曾国藩决心创建水师。
筹建水师需要大批资金，为解决这一问题曾国藩在咸丰三年(1853)秋，奏请提取途经湖南解往江南大营的粤饷银四万两，用作购船造炮的经费。接着又从广西购得造船的上等木材以造船。曾国藩在衡州设立制造总厂，由成名标任监督；又在湘潭设立分厂，由精汝航任监督。召集大批能工巧匠，日夜赶制船只，主要是拖岳、快蟹、长龙三种船型。
曾国藩还不惜花费重金，从广东购置大批洋炮，为让水师船能够更好地提高战斗力，曾国藩悉心研究了各炮位的作用，并配置了用途不同的各式战炮。咸丰四年初，曾国藩将湘军水师船炮准备齐整。曾国藩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剑较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此次募勇成军以出，庶与此贼一决死战，断不敢招集乌合，仓促成行，又蹈六月援江之故辙。虽蒙廉饷之饥，获逗留之咎，亦不敢辞。”
面对曾国藩屡次抗旨，推脱不愿参战，许多人不理解，有人说他铁石心肠，眼睁睁看着老师吴文镕被太平军打败，也不伸援手，事做得太绝，还处处以各种理由搪塞。曾国藩为拒绝出征在奏折中处处以四省合防为词，称“事努所在，关系至重，有不能草草一出者”，咸丰皇帝阅后非常不高兴，用讽刺的口吻在奏折上批道：“今览你的奏章，简直以为数省军务一身承当，试问汝之才力能手，否乎！平日矜诩自夸，以为天下人才没有超过自己的，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于天下！”
从这里可以看出皇上并不理解曾国藩的苦心，在皇帝眼里曾国藩不过是个无知而又自夸的书生。因此，咸丰皇帝再次催促曾国藩赶紧增援，并下旨说：“你能自担重任，当然不能与畏黄者比，言既出诸你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
曾国藩接到圣旨，还是抗旨不行事。他又上奏折，在奏折中诚恳、坦荡地说道：“臣自知才智浅薄，惟有愚诚不敢避死而已，至于成败利钝，一无可恃。皇上如果责臣以成效，则臣惶悚无地，与其将来毫无功绩受大言欺君之罪，不如此时据实陈明受畏黄不前之罪。”并进一步诉说“臣不娴习武事，既不能在籍月匠丧守孝贻讥于士林，又复以大言债事贻笑于天下，臣亦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乎！每到夜间焦思愁闷，只有痛苦而已。为臣请皇上垂鉴，怜臣之进退两难，诚臣以敬慎，不逮责臣以成效。臣自当惮尽血诚，断不敢妄自矜羽，亦不敢稍涉退缩。”
咸丰看了奏折，方知道其中的原因，他被曾国藩一片忠心所感动，此后再没有催促他增援各省并安慰他说“成败利钝固不可逆睹，然汝之心可质天日，非独朕知。”曾国藩“闻命感激，至于泣下”，从此更忠心于清政府，并为主东征西战几十年。
曾国藩坚持不打没有准备之战的原则，前后四次抗旨，也没有顾念师友的私人情谊。1853年湖北第一次危急，他的老师吴文镕写信求援后，皇上又下圣旨令他救援，他还是按兵不动，后来王鑫誓报江西谢邦翰等人被歼之仇，积极要求赴援湖北，他才勉强同意。后由于接到“武昌解严，暂缓赴鄂”的谕旨，他立即取消赴鄂之行。
过了不久，太平军西征部队回师西上，吴文镕多次发信请求支援均被其拒绝，曾国藩多次写信与老师，在信中反复强调草草发兵的危害，并请求老师一定谅解。吴文镕为人正直，能顾全大局，面对这种情况，没有对学生大加责难，虽然他清楚曾国藩不出兵自己必死无疑，而他仍然相信曾国藩的设想，并支持他切勿草草发兵的原因。
在信中吴文镕说道：“我今为人所逼，以一死报国，无复他望。君所率东下，东南大局，完全依仗大使馆一人，务以持重为意，倘若你有不测之险，恐怕连后来的继承人都找不到了。我虽然是老师，牵涉国家的分量还是不如你重要。希望三思。”
不久，太平军大军攻来，吴文镕不敌，不愿弃城逃命，最后殉城自杀，曾国藩知道此消息后悲痛不已，但为顾全大局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过了不久太平军发兵庐州，庐州守将江忠源重病在身，守官又不听调度，没有积极设防，致使延误军机，江忠源身陷险境，危在旦夕，派人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不让水师出征，只派刘长佑率一千新勇由陆路赴援，结果为时已晚，城破之后江忠源支撑病体与太平军搏杀，后被部将扶上马背，江忠源不愿弃城而逃，手击马耳使马倒地，然后纵入江中自杀身亡。
吴文镕、江忠源的死对曾国藩是个沉重打击，二人中吴文熔是自己的老师，时任湖广总督，平日给了曾国藩很多的帮助，江忠源是自己门生中办团练最早、任职最高、最得清政府信任的人。江忠源的死，曾国藩失去一员大将，好比砍去自己的左膀右臂。
曾国藩“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论战思想，为自己赢得了充足的时间，为今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但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曾国藩这种处事从全局考虑，从长远考虑的方式，“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的方法，值得后人借鉴，也值得我们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