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成功励志曾国藩为人处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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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曾国藩的安邦绝学(5)

列强对中国广阔的市场早已眼红,一直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携先进的武器侵略中国,企图把中国变成殖民地,作为原料产地与产品销售市场。虎门销烟之后,列强借此机会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

晚清政府积贫积弱,八旗绿营子弟又荒淫没有才能。英国船坚炮利,武器装备精良。战事从一开始就有往一边侧的势态。这时,晚清朝廷中的保守派占了上风,主张议和。于是,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这是晚清丧权辱国的开始。

1840年的一声炮声,震醒了一些中国人。像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这振聋发聩的倡议。然而,在这个初始阶段,中国人还提不出“师夷长技”相对具体较完整的方案来。中国的近代化还处在艰难的起步阶段。

在中国,第一个提出“师夷智”方案的,是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洪仁轩。他于1859年在《资政新编》中描绘了中国近代化的第一幅美丽蓝图。它曾作为太平天国的“天法”公布,从政治、经济、法制、文化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措施。

虽然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已在走向衰颓,政权渐趋封建化,宗派主义恶性发展,加上战事仍频,这个方案其实并没有能付诸实施,只是纸上谈兵,然而它反映了中国必须变革师夷长技,以跟上世界发展大势的历史要求,它放射着中国人民的希望之光。

曾国藩始初从战争中认识到应师夷长技,同治五年二三月间,他给纪泽的书信中也谈到“洋药治病,立时应验”,对洋人避雷之法,“在室则束铜丝于屋顶,引雷入土,在舟则束铜丝于桅颠,引雷入水”很感兴趣。又说“洋人谓高屋长桅旗杆大树最易引雷,不可不慎。”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常识的东西,在百多年前却是曾国藩科学的启蒙。

同治元年五月,曾国藩就形成了成熟的师夷长技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改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功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

他感到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所以应师夷长技,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

曾国藩深刻认识到湘军必须配备大量火炮。湘军水师正是凭借洋炮的炽盛火力,在咸丰四年大破太平军水师而攻陷武昌。湘军水上胜利,又为曾国藩验证了使用西方火器的威力。然而,两次鸦片战争中,就算是僧格林沁的精锐马队,也抵挡不了英法联军的枪炮,这些事实给曾国藩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这是促使曾国藩要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师夷长技的根本原因。

因为清朝坚持封建制度,从本质上和历史的发展背道而驰,衰败是必然的结果。尽管曾国藩提出师夷长技以振兴清王朝,而振兴清王朝毕竟不是修修补补就能够实现的,必须从根本上变革。因为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几千年的封建统治,满清的统治阶级包括曾国藩在内,都不可能认清这个基本的事实,并选择合适的道路。

通商

【原文】

就各省海口论之,则外洋之通商,正与内地之盐务相同。通商系以海外之土产,行销于中华。盐务亦以海滨之场产,行销于口岸。通商始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盐务亦起于广东,由闽、浙而江苏、而山东,以达于天津。吾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用兵之时,则重敛众商之费,无事之时,则曲顺众商之情。众商之所请,其国主无不应允。其公使代请于中国,必允而后已。众商请开三港口,不特便于洋商,并取其便于华商者。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今译】就各省海口来说,与外国人通商,恰好与内地的盐务相一致。通商是让海外的土特产在中国销售。盐务也是以海滨所产的盐,行销于口岸。通商开始于广东,由闽、浙波及到江苏、山东,最后到达天津;盐务也开始于广东,由闽、浙波及到江苏、山东,最后到达天津。我们以“耕战”二字立国,西方各国以“商战”二字立国,打仗的时候,就加重各商人的税赋,没有战事的时候,就顺乎众商人的意愿。商人所请求的事情,他们的君主都是答应的。他们的公使代替商人请求中国,也一定要中国答应才罢休。众商要求开放三个港口,这不仅便利外商,而且对于我国的商务也有好处。中国和外国通商贸易,互通无有,购买外国人的商品,是很名正言顺的事情。

洋务之识,挽救国难

曾国藩在培养人才方面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留学教育之先河,他选送幼童入美国中小学学习,冲破了封建传统旧教育的框架,是近代教育史上一项突出的改革,推动了新教育的发展。

曾国藩一生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二是首先提倡洋务运动,并付诸实践,成为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之父”。

曾国藩原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后来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当时位高权重,由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转变为一种新的思想体系,对内维持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以中学为体,以西学为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纵容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它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的市场,大量农民与手工业者破产,清政府为了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斗争日剧尖锐。早已此起彼伏、连续不断的农民起义,终于汇成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面对日益严重的内忧外患,素抱有“救世”之志的曾国藩,为挽救清王朝的灭顶之灾而开始探索救国之路。

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重视并引进了西方的武器,他认为“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在清政府和资本主义列强抗衡的过程中,承认资本主义列强的力量强大,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刀之末”。

左宗堂洋务运动是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中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这是能够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让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还有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随着人们对洋务运动的重新认识,从而对其首领曾国藩也必须重新认识。洋务运动被论证为中国第一个近代化运动,所以曾国藩就成为中国近代化的倡导者和开创者。

中国的近代化运动虽然始初就有怀着各种目的洋人的参与,但其主流是中国人自己的活动,它的爱国性和进步性已日益被更多的人所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