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日由于杨锐处迟迟没有消息，焦急的光绪皇帝通过入值的小军机林旭带出第二份密诏(即所谓“衣带诏”)，同时发布上谕，督促康有为速赴上海督办官报局。这一明一暗两份诏书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政变发动在即，光绪已严重感受到了异常的气氛，他希望康有为的离京有助于缓和反对派的情绪，同时也是对康的保护。这份密诏的原文如下：
朕今命你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非笔墨所能尽呀。你可迅速出外，不可以延迟。你一片忠爱热肠，朕深有所知。你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还可更效驰驱，共建大业，朕有厚望(于你)啊。特谕。
本日据说也是慈禧太后最后决定训政的日子，“杨崇伊于初二日至颐和园呈递请求训政的折子，西太后(训政的)心意确定了下来”。原来庆亲王收到荣禄的长信后，即与杨崇伊等策划实施，“是日庆亲王、端亲王同赴颐和园，哭请太后训政，而且说伊藤已定于初五日觐见，等到事机一泄，中国恐怕不复为太后所有了”。“庆亲王与李莲英皆跪请太后训政，立山等甚至说皇上派太监到各国使馆请求除去太后，太后大怒”。其实慈禧是在做戏，从裁撤冗官衙门时起，十几天来到她跟前跪哭请求训政的老臣就没有断过，她就是不答应，因为她认为火候还不够足。她完全知道这些。
康广仁
人是为了激怒她而在编瞎话，但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这样才显得她出山是迫不得已。但伊藤到京觐见皇帝，她不能不重视，担心发生什么自己控制不了的事情。荣禄、杨崇伊等正是抓住慈禧害怕洋人的心理，策动训政的，杨崇伊所上奏折的题目就叫“为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局，引用东人，深恐遗祸宗社，呼吁恳求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止乱萌”折。所谓“东人”，指的就是伊藤；而“大同学会”是已被革职的文廷式在家乡办的维新派学会，加到折子里，为的是牵连打击，报复文廷式从前纠众弹劾李鸿章的旧恨。折中虽也攻击康、梁，但重点还是放在了伊藤身上。
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士人之心。不知何种缘故，引入内廷，两个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的大臣)，借口广开言路，用以安插党羽。风闻东洋前首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要专权执政。臣虽得自传闻，然而近来传闻之言，无不应验。果真用伊藤，那么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于拱手让给别人了。臣身受国恩，不忍缄默，再三思维，惟有仰恳皇太后，追溯祖宗缔造之艰难，俯念臣民呼吁之恳切，即日训政。
值得注意的是，杨崇伊的折子中没有提到袁世凯被召见这件事，可见此时守旧派还对维新派的政变计划一无所知，否则不会用伊藤专政这么拙劣借口作为训政的根据。召见袁世凯是皇帝想要插手军队的信号，但对袁世凯本人，守旧派似乎并没有什么不放心。
林旭很可能是受光绪的委托，先找杨锐追问第一份密诏的落实情况，因此17日白天康有为等人仍不知道有密诏这么一回事，当天晚上，维新同志们仍有雅兴聚饮于宋伯鲁家，“李苾园尚书、徐子静侍郎在我左右，唱昆曲极乐，而声带变微，曲终哀怨动人。谈世事变迁之急，相与忧叹”。但当康有为回到寓所时，看到来访不遇的林旭留下的敦促他出京的诏旨，和要他明日不要外出，有要事相告的字条，康有为才感到，大事真的不妙了。但维新派们并没有放弃，他们还对袁世凯抱有希望，决定第二天面见袁世凯，向他交底。
夜七时，忽奉旨催康有为出京，我(毕永年)说：“如今必败了，未知袁那里消息怎样？”康说：“袁那里有位幕友徐世昌，与我交情极好，我将令谭、梁、徐三个人往袁处明说此事，成败在此一举”。
9月18日(旧历八月三日)，林旭一早携带两份密沼(包括三天前被杨锐压住的那份的抄本)赶到南海会馆，大家“跪诵(密诏)，痛哭激昂”。于是“召集卓如(梁启超)及二徐、幼博来，筹划救皇上之策。袁幕府的徐菊人也来了，我(康有为)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他，徐菊人也哭了，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于是嘱谭复生(即谭嗣同)入袁世凯寓所，游说袁勤王，率敢死之士数百人，扶皇上登午门而杀荣禄，除旧党”。原准备派到袁世凯那里执行特殊任务的毕永年并没有被告之密诏的事，他只看到“康氏兄弟等纷纷奔走，意甚忙迫”。但在午餐时，同住一室的好友钱维骥向他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使他原本就不坚定的意志发生了动摇。
午餐时，钱君(维骥)告诉我说：“康先生要杀太后，怎么办？”我问：“兄怎么知道？”钱说：“刚才梁君(启超)对我说：‘(康)先生的意思是，在奏知皇上的时候，只说是废黜；等到去颐和园时，抓住杀掉就可以了。不知毕君肯不肯办这件事，老兄为何不去探一下他的口气’等话。看来此事是真的了，(你)打算怎么办呢？”我说：“我早就料到，他想要我充当成济的角色。老兄且等着看吧”。当晚，康、谭、梁一夜未归，大概是去袁世凯那里商量此事了。
在维新派诸君悲愤痛哭，康、谭等人密谋策划之时，袁世凯也进了城，正在贤良寺拜望他的老上司李鸿章。两人谈了一上午的“兵事”，用过午饭，袁告辞出来，转赴庆亲王府上拜访，庆亲王当时正在颐和园与一帮老臣苦劝太后训政，但留下话叫袁世凯等他，袁在门房里等到天快黑了还不见他回来，却接到了荣禄传来的命令，说是大沽口一带有英国军舰游弋，要他尽快回防。因为已定于初五召见请训，袁世凯便回到寓所，吩咐幕友办折说明需要提前回津的原因，打算明天奏请提前请训，正在灯下拟稿之际，忽听到外屋人声嘈杂，随即寓所差役禀报有位军机处的大人来访，已下车进了客厅，袁世凯拿过名帖一看，原来是谭嗣同来了。
谭嗣同夜访袁世凯，是百日维新史剧中的经典一幕。具体情况如何，其说不一，我们这里只根据当事人的说法进行判断。谭嗣同、袁世凯是确定无疑的当事人，谭嗣同几天后被杀，没有留下有关这次会见的只言片语，只能从梁启超等人的转述中得知夜访的情况。袁世凯则在数日之后写了一篇《戊戌日记》，是意在表明心迹的备忘录。在场的还应该有徐世昌，但他事后绝口不提此事，也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我们先来看谭嗣同方面的说法。
白天哭过以后，维新派勤王救主的惟一希望就是袁世凯了。晚间，谭嗣同(应该还有徐世昌)一同前往法华寺见袁。稍后，梁启超进内城金顶庙容闳(纯斋)寓处等候消息；康有为则拿出李提摩太交给他的一张列强瓜分中国的示意图，要前来慰问告别的维新同志杨深秀、宋伯鲁、李孟符、王照等人以抗御外侮为名，找更多的人上折，请求调袁世凯所部进京勤王。到了半夜内城城门开启后，康有为也前往金顶庙听候消息。谭嗣同与袁世凯谈过之后按约定来到金顶庙，向康、梁通报了谈话的情况，据梁启超事后的转述，当时的情形是：
初三日晚上，君(谭嗣同)径直造访袁所寄寓的法华寺，直接问袁说：“你认为皇上为人如何？”袁说：“旷代(才有的)圣主啊”。谭说：“天津阅兵的阴谋，你知道了吗？”袁说：“当然，早有所闻”。谭于是直接出示密诏说：“今日可以救我们圣主的人，全在足下。足下想救就可以救的”。又以手抚摸着自己的脖子说：“如果不想救，请到颐和园出首我而杀我，可以得富贵的”。袁正色厉声说：“君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人了？圣主是我们共同事奉的君主，我与足下同样受到非常的知遇，救护之责，不是足下一人之事。若有所教诲，我当然愿意与闻了”。谭说：“荣禄密谋，全在于天津阅兵之举。足下及董(福祥)、聂(士成)三军，全都受荣禄节制，将要挟持这些兵力以行(废立)大事。虽然如此，董、聂不足道，天下强健者惟有足下。若变乱发生，足下以一支军队对抗他们的两支军队，保护圣主，恢复(皇上的)大权，清君侧，整肃宫廷，指挥若定，是不世之业啊”。袁说：“若皇上阅兵时疾驰进入我的军营，传号令以诛杀奸贼，那么我必能够跟从诸君子之后，竭尽死力以图补救”。谭说：“荣禄素来优待足下，足下又如何待他呢？”袁笑而不答。袁幕府某人(即徐世昌)说：“荣贼并非诚心对待慰帅(指袁世凯)的人，以前某公(指翁同龢)想要增加慰帅的兵额，荣说汉人不可以授予大的兵权，所以向来不过是笼络而已。慰帅岂能不知道呢？”谭于是又说：“荣禄固然是(曹)操、(王)莽之才，但绝世之雄，对付起来怕没那么容易吧”。袁怒目而视说：“如果皇上在我的军营之中，杀荣禄还不就像杀条狗吗！”因而与他深谈救护皇上的条理。袁说：“现今营中枪弹火药全在荣禄之子，而且各营哨官也多是守旧的人，事态紧急，既已定策，那么我急需归营，更换选拔将领军官，而设法贮备弹药，就可以了”。于是叮嘱而去。时间已是八月初三夜漏三下了。
袁世凯方面的说法出自袁9月29日(旧历八月十四日)所写的日记，追记了他进京觐见期间及回津后的经历，颇像是为了表明自己心迹的一份备忘录。此时距政变发生已有8天，距六君子就义菜市口只过了一天。袁世凯死后十年，由《申报》分期刊出，据说是得自曾任袁世凯幕僚的张一麐(仲仁)。《戊戌日记》对谭嗣同来访谈话的内容记载较为详尽，可与梁氏的转述相互参校，更能了解事实的真相。
正在内室秉烛草拟疏稿，忽闻外屋有人声，看门人持名帖进来，称军机谭大人有重要公事来见，不等传请，已下车到客厅。急忙索看名帖，原来是谭嗣同。
我知道他是新贵近臣，突然来此夜访，或有应该商量的事情，(于是)停笔出迎，他身着便服(向我)道贺，说是有密语相告，请进内室，屏去仆从家丁。我心里很惊讶，请他进入内室。各道寒暄，申说久仰、相见恨晚等周旋(客套)的话语。谭以相面之术，说我有大将格局。继而忽然说：“袁公初五请训吗？”(我)告诉他现在有英国兵船游弋海上，打算备折明天就请训，马上回天津。谭说：“外侮不足忧，大可忧虑的是内患啊”。急忙询问其缘故，于是说：“公受此破格的特别恩典，必将有所图报。皇上方有大难，除了公没人能救”。我闻言失色说：“我世受国恩，本应力图报答，况且自己又身受不次之赏，敢不肝脑涂地，图报天恩，但不知难在何处？”谭说：“荣某近日献策，将要废立弑君，公知道吗？”我答以在天津时常与荣相国晤谈，察其话中的意思，颇有忠义，毫无此项意思，一定是谣言，断不足以相信。谭说：“公是个光明磊落的人物，不知道此人极其狡诈，外表与公很好，心里甚多猜忌。公辛苦多年，中外钦佩，去年仅升一阶(指袁去年由道员升按察使之事)，实际上是荣某压制的。康先生曾在皇上面前多次力保，均为荣某所阻挠。皇上常说，袁世凯很明白的人，但有人说他不可用。此次越级提升，费了很大的力，公如果真心救皇上，我有一策，与公商量”。于是掏出一份草稿，如名帖的式样，里面开列荣某阴谋废立弑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皇上皇位不能保，就连性命也不能保。袁世凯初五请训，请面付朱谕一道，令其带本部兵赴天津，面见荣某，出示、宣读朱谕后，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为直隶总督，传谕僚属，张挂告示，布告荣某大逆罪状。随即封禁电报局和铁路，迅速载袁某所部士兵进入北京，派一半围颐和园，一半守卫皇宫，大事可定，如不听臣之策，即死在皇上面前等话语。我听到后，魂飞天外，因而追问：“围颐和园要做什么？”谭说：“不除去这个老朽，国家不能保，这件事有我，公不必问了”。我说：“皇太后听政三十余年，迭平大难，深得人心。我的部下，平常以忠义教训他们，如令他们作乱，必不可行”。谭说：“我雇有好汉数十人，并发电报给湖南召集好将才多人，不日可到北京，除去这个老朽，在我而已，用不着公出面。但要求公的有两件事，诛杀荣某，围颐和园而已。如果不答应我，就死在公面前，公之性命在我之手，我之性命也在公手。今晚必须定议，我即进宫谒见，请旨办理”。我说：“此事关系太重，断不是能够草率决定的。今晚即使杀了我，也决不能定，而且你今夜请旨，皇上也未必允许批准呀”。谭说：“我有挟制之法，必不能不准。初五日定会有朱谕一道面交袁公”。
我见他气焰凶悍，类似疯狂，然而他是天子身边的近臣，又不知道他有何来头，如果公开拒绝而变脸，恐怕激生其他变故，所造成的损害必多，只好借词推脱。因此说：“天津为各国聚处之地，若忽然杀害总督，中外官民，必将大起内讧，国家势将瓜分。而且北洋有宋(庆)、董(福祥)、聂(士成)各军四五万人，淮、练各军又有七十多营，京内旗兵也不下数万。本人军队只有七千人，出兵至多不过六千，如何能办此事？恐怕在外一动兵，而京城之内必会立即设防，皇上已先危险了”。谭说：“公可出以迅雷不及掩耳，在动兵时，就向各军分发朱谕，并照会各国，谁敢乱动？”我又说：“本军粮械子弹，均在天津，营内所存极少，必须先将粮弹领取运输到足够使用，方可用兵”。谭说：“可以请皇上先将来谕交给你存收，待布置妥当，一面密告我日期，一面动手”。我说：“我万不敢惜死，只恐怕泄露，必将连累皇上，臣子死有余辜。一经纸笔，便不缜密，切不可先交朱谕。你先回去，容我深思熟虑，布置半月二十天后方可再告诉你怎么办”。谭说：“皇上的意思很急，我有朱谕在手，必须即刻定准一个办法，方可复命”。等他出示朱谕，却是墨笔所书，字甚工整，也仿佛是皇上的口气，大概意思是说：“朕锐意变法，诸老臣均不顺手，如操之太急，又恐慈圣(即太后)不悦，令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同另议良法”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