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兴办实业可以抵制洋货进口，堵塞银钱外流。
袁世凯兴办的实业，有这么几项：
(1)整顿金融，建立银行等现代金融体系。
袁世凯初任直隶总督，正值国内财政极为困难之时，各省因为支付巨额的庚子赔款，“财币外隘，利源内竭，民生困弊，物力日艰”，直隶又是辛丑之役的主要受害区，北洋机器局造币厂在辛丑之役毁于战火，情况更为严重。天津“银钱荒乏”，市面私钱充斥，物价波动，使工商业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为了缓解金融危机，袁世凯刚到天津就奏请：“仿东西洋各国设立银行例，在天津设户部银行，为行钞铸币之本”。
1902年，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创办银元局，鼓铸银元、铜元，拟以铜元代替制钱，银元代替银两，实行币制改革。其后又开办天津官银号（后改直隶省银行)，发行银两票、银元票、铜钱票。他又多次亲自招集士绅，商议官商合办银行，通过银行发行纸币，逐步以纸币代替金属货币。袁世凯对直隶金融秩序的整顿非常有效，直隶的工商业很快趋于正常，也为天津成为中国北方的金融和实业中心奠定了基础。
(2)倡办工业。
倡导各项实业，是袁世凯任直督期间着力最大，成就最着的一项工程。
袁世凯督直后，一方面从盛宣怀手中夺过了全国最大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一方面又倡办了多项实业。1903年10月，袁世凯委派周学熙开设直隶工艺总局，这是政府主持兴办的实业指导机关，在全国属于首创，该局下设工业学堂、考工厂、制造厂等多个部门，具有生产、科研、教学实习等各项功能。工艺总局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劝导、奖励和推动工商业的振兴。1903年，袁世凯发布了一篇鼓励实业、劝兴工艺的政府文告，号召直隶各界人士“同心努力，急起直追，或独资创办工厂，或纠合同志设立公司，大力开辟利源，推广工业，政府将尽力代为筹划开办之法和保护之方，以扶助成立为主义”。
工艺总局的劝工陈列所里收集了各地各国的最新工业信息，便于实业家们了解世界最新的工业技术。工业学堂聘请外国教员，开设了化工、机械绘图等各门课程培训技术工人。
为了劝导和鼓励本地区的实业，直隶地方政府采取各种方法“劝谕地方绅民，各就本境农业、工艺，设法考究”。工业学堂的教师们和一些工商业专家被派到街头，现身说法，宣传讲演；劝工委员们则分赴各地，劝导官绅创办工厂。政府派吏员对各州县的生产和工业情况进行调查，各厂家和各地创设的工业售品所对国货进行不遗余力地宣传和促销，而对洋货则不予寄售，以响应政府“于洋货进口稍筹抵制”的原则和号召。政府有专门机构对各地厂矿企业进行评测鉴定，并择优予以奖励，一些新式发明还被报到农工商部授予专利权，直隶地区的一些工人还被派赴各地，学习各种工艺。甚至派技术工人出国学习新技术。
原来，“津郡工商多守旧，语以东西洋工艺，实耳目所未经闻见”。近代工业非常落后。经过几年的努力，直隶的实业风气有了显着的变化。一本介绍直隶近代工业发展的文献中称，自此之后，人人各印入实业两字于脑筋中，而如响斯应，学界人人有工业救国之思，商业界人人合工艺创造之思。
在工艺局的组织推动下，直隶工业蓬勃发展，1906至1907年两年间，在直隶工艺局直接支持和贷款的情况下，天津开办工厂11处，艺徒学堂3个。据1913年的统计，直隶的工艺局就占全国的766％。可见，直隶工艺局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这在清末官僚机构中实为罕见。这里有袁世凯的领导有方、知人善任的一份功劳，直隶工艺局摆脱了旧官办企业的昏庸无能，使公办企业摆脱官僚主义积习迅速发展。
在农业方面，袁世凯派道员黄琼、李兆兰为农务局总办和帮办，聘日本人为顾问、技师和教习。1902年，袁世凯派遣黄琼到日本考察农业，黄琼回国后根据日本农业状况，开展农务局工作，并于1903年在保定和天津小站设立两个规模颇大的农学试验场，用科学方法培育良种予以推广。并且在保定设立农务学堂，分种植蚕桑、制造糖酒等科。此外还设有官督商办的烟草公司，仿制卷烟。这些事业给农业科学化开拓了道路。
袁世凯把已经因辛丑之役破坏停工了的天津机器局迁移到山东德州，更名为德州机器局或称北洋机器局。该局以修复天津机器局原有机器为主，组织原有人员经过近二年的迁移、兴建厂房等工作，于1904年10月开工，继续生产弹药和枪支。该局“局度恢弘，规制远大，布置精密，井然有条，足可与外洋机器局相采”，“益叹前督臣(袁世凯)之缔造经营，用心良苦。并且该局于制造军火的同时，兼造各种机器，供应民间招工设厂，辗转传习之用”。这家军民结合的军工厂对促进民用工业的发展是有益的。
另外，兴建了一批企业。仅工艺总局出资助办的就有初等工业学堂、织染缝纫公司、造胰公司、牙粉公司和玻璃厂等企业。天津市区在1904至1909年期间开办的工厂有33家。1903至1907年5年间，直隶150余府厅州县中开办工艺局、所、厂的即达85处，资本总额库平银42万余两。
较大的企业有机器造纸有限公司、万益有限公司(织造毡呢等物)、电灯有限公司、济安自来水有限公司、北洋劝业铁工厂、实业工艺厂、北洋烟草公司和最着名的唐山启新洋灰公司。启新洋灰公司资本100万元，年产水泥20余万桶，是当时全国最大的建材工业。其他较小的工厂和专收女工的工厂也开始创办。
在开办矿产方面，直隶设立了滦州煤矿有限公司。该矿由周学熙主持的天津官银号呈请开办，主要为振兴商务和接济北洋官用煤。
(3)督修京张铁路。
京张铁路是在英俄两国激烈争夺不下的情况下，清政府决定官办，由袁世凯督修的。京张铁路是由中国自筹资金，自行设计，独立修筑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虽然仅170余公里，但途经居庸关、八达岭，层峦叠嶂，地形复杂，工程的难度非常大，施工难度很大。当时外国人曾经轻蔑地断言，中国修筑这样铁路的工程师尚未出世。
袁世凯接过京张铁路的修建任务后，设立路局，筹措资金，他知人善任，任命詹天佑为总工程师兼会办路务，对铁路实行优惠政策，奏准所用钢轨、枕木、机器、车辆等材料免纳厘税，降低成本。
京张铁路1905年6月动工，1906年2月丰台至南口段通车，1909年10月全线通车。在修建的过程中，总工程师詹天佑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使用“人”形铁路设计通过坡度很大的山地，用事实回击了外国人。京张铁路的建成是中国铁路史上的一件大事，詹天佑也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骄傲，今天他的铜像还立在铁路边，而袁世凯的早期督修功不可没。
(4)在天津的市政方面袁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用西法建造当时中国最新式的大批建筑，包括工业建筑、公共建筑、衙署、学校、教堂等，加上原来洋人的西式住宅、洋行、俱乐部、影剧院等，使天津享有“万国博览会”的美誉。
袁世凯在天津建造了中国最早的发电厂和电车电灯公司，天津因此成为当时中国最早普及电力的城市；天津早在1901年就成立了中外合资的济安自来水公司，并在市区推广普及自来水；天津早在1903年就设立电话局，在通讯方面也是领先一步。到1905年，经袁世凯的提议，设立京津之间的电话交换局。19世纪末的天津，街道没有石头路面，没有排水设施。袁世凯上任后，将八国联军拆毁的城墙修建成了中国的第一条环城马路，拓宽街道，并购买了大量电车，使天津城区与租界连成一片。
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是他一生中最有功绩的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的政绩为他赢得了良好和广泛的名声，在辛亥革命中袁世凯出面收拾残局，能得到人们的拥护，和他这一时期表现出的政治能力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