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洹上村之后，袁世凯把其三兄袁世廉接来同住。在这里，他时而同袁世廉扶杖漫步，下棋谈天；时而同几个墨人骚客吟诵风花雪月，诗酒唱和；时而听莺钓鱼，弄舟水池；时而设宴园中，与妻妾子女共享天伦之乐；时而带着家里人去看从南方请来的蚕娘和纺纱娘喂蚕、缫丝；时而接待一下宾客；时而听听河南坠子和柳子戏……。
与此相适应，各楼堂亭榭上匾额的题名，体现了他对名利的淡泊。他那张头戴斗笠、披着蓑衣在舟上垂钓的照片，更表明他的无心问世。
还不止此，他的生活在其所写的诗中也得到相当的反映。请看下列两首吧：
背郭园成别有天，盘餐樽酒共群贤。
移山绕岸遮苔径，汲水盈池放钓船。
满院莳花媚风日，十年树木拂云烟。
劝君莫负春光好，带醉楼头抱月眠。
烹茶檐下坐，竹影压精庐。
不去窗前草，非关乐读书。
从诗中之意看，他似乎完全陶醉于闲情逸致之中。诸如此类，都被收入《圭塘倡和诗》中刊行流传(袁宅前横亘于洹水上的小桥名圭塘)。
袁世凯这种貌似闲云野鹤式的生活与名士派头，似乎给人一种强烈印象：他看破了“红尘”，下决心要隐遁了，至少也心灰意懒，从此与政治绝缘，不再当际会风云的人物了。其实不然，他做的这些表面文章，是故意给人看的，意在欺骗清政府，借以消除对他的注意力。实际上，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非但没有养成清淡寡欲的习惯，乐天安命，怡然自得，其权势利禄之欲反而与日俱增，益发强烈了。他无时无刻不在窥伺着方向，等待着时机，企图东山再起，重握军政大权，而且相信这个日子终有一天会到来。
袁世凯具有如此坚定的信心，决非出自主观空想。他尽管遭到斥逐，丧失了权力，但并不等于说政治资本跟着全部丢光。其嫡系部队北洋军大部驻扎在直隶、北京一带，由军师徐世昌暗中代为照管着。徐世昌于袁世凯罢黜后由东三省总督调任邮传部尚书，后晋升为内阁协理大臣，不仅得以替袁世凯照管军队，而且掌握清政府的情况，随时向袁世凯报告。北洋军的高级将领们，因清廷将军权集中到皇室，产生兔死狐悲之感，更加对袁世凯念念不忘，不时轻车简从，前往彰德向袁世凯请示或报告消息。过春节的时候，总有一批老部下来给他拜年。对于来访的北洋将领，他都热情亲切地接待，临别时常常馈赠一笔丰厚的程仪，进行拉拢，甚至收留、安置前来投靠的无名部下，借此对整个北洋军产生影响。他还在遥控着北洋军，仍不失为北洋军阀集团的无冕之王。
在虚假的隐逸生活背后，袁世凯十分频繁地进行活动。他同亲戚故旧书来信往，结交达官显贵，在政治上发展着自己的潜在势力；让在农工商部充当参丞的儿子袁克定和徐世昌、冯国璋、段祺瑞、杨士琦等人密送情报；继续贿买奕匡；在家设立电报处，整天机声嗒嗒，同各地联络；订阅各种报纸，观察时局动向；与跟随在身边的少数幕僚研究讨论对付清政府的策略。
诗言志，袁世凯尽管在诗中竭力隐匿政治野心，可是，“寄语长安诸旧侣，素衣早浣帝京尘”“投饵我非关得失，吞钩鱼却有恩仇”等句，已暗藏着对清廷将其罢官的仇恨；从“漳洹犹觉浅，何处问江村”“高轩平北斗，翻觉太行低”“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等诗句的字里行间，他那不甘蛰伏的情绪，也隐隐流露出来了。
清政府对袁世凯有没有防范呢？有的，当袁世凯开缺回籍时，步军统领衙门曾派袁得亮护送，实则让其暗负监视之责。肃亲王善耆派遣的密探也潜往河南。袁世凯难得有一夜高枕安眠。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不致搬家，他闭门不出。对袁得亮，他特别另眼相看，认为本家，从封建宗族关系上套近乎，饮食、衣服予以周到的照顾，银钱、财物大量奉送。袁得亮是个愚蠢平庸、不通文墨、贪财好利的家伙，很快就被糖衣炮弹打中，变成了袁世凯的俘虏。其每月向步军统领送交的报告，都是袁世凯的幕僚为之代劳，不言而喻，在报告里袁世凯的真实情况是得不到反映的。不知载沣是相信了袁得亮的报告，还是被袁世凯“退隐林泉”的做作功夫所迷惑，确实放松了对袁世凯的警惕性。这正是袁世凯所企望的。
光阴似水，袁世凯在等待、盼望、焦急中，阴郁地度过了两年多的时间。
这是极不平常的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国内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人民群众开展了不同形式的反抗斗争。由于官僚、军阀、地主大量兼并土地，商人高利贷资本残酷剥削，清政府不断增加赋捐，以及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农村经济濒于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亿万农民为了求得生存，开展了抗捐、抗税、抗粮斗争，掀起了抢米风潮。斗争开始于1905年，1908年以后更趋激烈，直隶、江西、江苏、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河南、山东、吉林尤为突出。1910年抢米风潮几乎遍及南北各地，以湖南闹得最大。长沙的饥民在一夜之间将一百余家米店全部捣毁，次日又焚烧或捣毁了巡抚衙门、银行、税关、官钱局和英、美、德、日等国的洋行、趸船、货栈和教堂，参加的人数达两万以上。反抗清政府因筹办“新政”，诸如调查户口、筹办地方自治、开办学堂和乡村巡警而加增捐税或借机勒索的斗争也到处发生，有的是小规模的骚动或民变，有的则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如山东莱阳曲诗文领导的起义，人数多达五万，影响周围数县。
黄兴
工人群众为反对剥削压迫而举行的罢工次数不断增多，斗争在继续发展，上海的工人在这一斗争中表现得最为英勇顽强。
在孙中山的领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仍然坚持着武装斗争。1909年，黄兴、胡汉民在香港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倪映典等人在广州新军中发动起义。他们原来预定1910年2月24日前后起义，后因消息泄漏，一部分新军在旧历年时与警察发生冲突，而广州地方当局又下令收缴新军枪支弹药，倪映典被迫提前发动，于2月12日率新军一千余人从城郊向省城进攻，清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打败了他们，倪映典在战斗中英勇牺牲。
起义失败之后，孙中山在槟榔屿会见了黄兴等人，确定了仍在广州起义的计划，具体领导工作由黄兴、赵声负责，选拔同盟会中最坚定的分子作为起义的基本队伍。会后，黄兴返回香港成立了统筹部，作为起义的领导机关。经过长期的准备，定于1911年4月13日正式起义，大批革命党人潜入广州。但事前敌人加强了戒备，再加饷械未能及时运到，起义只得延期。后又得到5月初新军退伍的消息，黄兴遂临时决定4月27日晚起义，亲自带领起义英雄向总督衙门进攻。总督张鸣岐已逃走，黄兴将队伍分成三路冲向城外，打算与预定参加起义的新军和巡防营士兵会合，但在途中即遇到清军的猛烈阻击，伤亡惨重，旋败。事后有人将参加此次起义而牺牲的72具尸体合葬在黄花岗，故此次起义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资产阶级立宪派开展的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斗争，即发动群众，进行国会请愿，要求民权，反对专制，搞得热火朝天。
1908年，清廷在各省请愿代表的强烈要求下，宣布了九年召开国会的期限，公布了宪法大纲及逐年筹备事宜等。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成立，给立宪派的活动提供了合法阵地。他们认为九年时间太长，亟谋提前。12月，十六省议员代表在上海开会，议决入京请愿。1910年1月代表抵京，上书要求一年内召开国会。清廷借口筹备不完全，国民程度不齐，加以拒绝，请愿失败。
代表遂通电各省继续呼吁，在京成立了国会请愿同志会，创办《国民公报》，派人到各省和南洋各埠，进一步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他们发表意见书，公开驳斥清廷不能召开国会的两点理由，批判了资政院可以代替国会的谬论，指出资政院与国会性质绝不相同，一为专制政体之议政机关，一为立宪政体之立法监督机关，人民之所以要求速开国会，正是为了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同时指出，清廷搞的九年筹备案完全是假立宪之名，行专制之实。6月，代表团进行第二次请愿，呈递了10份请愿书。清廷以财政困难、各地受灾为由再次拒绝。立宪派严厉斥责清廷不筹办国会，就是不打算筹办宪政。
1910年10月，资政院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代表团第三次上书请愿，要求宣统三年(1911年)召开国会。各省立宪派也发动人民签名，游行示威，向当地督抚请愿。资政院通过了提前设立议院的决议并上奏。十七省督抚亦联衔电奏立即组织责任内阁，明年开设国会。清廷做了让步，宣布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立即组织内阁，不得再行续请。一部分立宪派停止了请愿活动，而四川、湖南、湖北、直隶、奉天等省的立宪派仍坚持原议，继续斗争。当东三省的代表到达北京后，清廷悍然将他们押解回籍，并下令镇压了其他省的请愿活动。第四次请愿流产。
内阁问题是立宪派和清廷斗争的另一重点。1910年11月，资政院曾参奏军机大臣不负责任，请求迅速组织责任内阁，并宣示军机大臣的责任。清廷宣称：对此问题，资政院无权干预。这种蛮横态度引起各省谘议局的强烈不满，纷纷指斥上谕“俱失朝廷立宪真意，尤动摇国会基础”，“与立宪原则相反”，声言“亿兆人断不期此无实之宪政”！
1911年5月8日，清廷成立了责任内阁，任命奕匡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为协理大臣，下设外务、民政、度支、学、陆军、海军、法、农工商、邮传、理藩十个部，以梁敦彦、善耆、载泽、唐景崇、荫昌、载洵、绍昌、溥伦、盛宣怀、寿耆为各部大臣。在十三名阁员中，满族占九人，汉族仅占四人；而在满族中，皇族又占了大部分，人们称其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是违背立宪原则的，立宪派召集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立即上书，指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不相容，要求另简大员充当内阁总理。又向全国宣告：新内阁执行的政策，均与国民“所希望者相左”，“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清廷不予理睬。7月初，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再次呈请另组责任内阁。清廷回答：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过问。谘议局联合会立即加以详细批驳，并声明：授亲贵以国务大臣，无以明朝廷大公之心迹，皇族内阁问题绝对不能通融。
立宪派还从宪法角度驳斥了所谓“君上大权”，指出国家是国民的国家，不是皇帝的私有财产；君主之地位，不过为国家一个机关。动言君上大权，总揽政治权，实为违反国法，剥夺人民权利；只有以议会为国家最高机关，才能定立宪之局。但载沣害怕组织对国会负责的真正责任内阁之后，皇帝大权旁落，因此拒不接受。
清廷的冥顽不化，使立宪派感到绝望，再也不对清廷抱存幻想，一部分从此愤而转向革命，为他们不久之后参加响应辛亥革命打下了思想基础。立宪派一再发动群众向清廷示威，痛斥上谕，无情地揭露清政府的专制独裁，使清政府陷于孤立的境地，加速了清王朝封建政权的瓦解。他们坚决要求实行资产阶级宪政，为争取民权、自由、国会、责任内阁、宪法而奋斗，提高了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为革命时机的成熟创造了条件。
与此同时，保路运动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浙江、江苏人民继续为争回修筑苏杭甬铁路权利而斗争。而最大的保路风潮则发生在湖北、湖南、广东，特别是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