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方法使用得最高明的要属毛泽东同志。
1959年8月，在武昌东湖毛泽东接见了美国杜波依斯夫妇。毛泽东说：“我虽然上年岁了，但我还精力十足，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流游过。你们如果不反对的话，我还想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但我想杜勒斯、尼克松、艾森豪威尔诸先生也许要反对。”
杜波依斯回答说：“这三位很可能不会反对，而急切地想见到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呢！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又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近日内便动身出发。就算是去旅游了，任何政治问题都不谈，只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想看看他如何打高尔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毛泽东的这段话成为一九七二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最早预兆。
50年代，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恢复两国正常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这涉及中美双方的态度，毛泽东借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委婉地向美方放出了试探气球，而杜波依斯已心领神会地把对方的态度也用相同的方法表达出来从而迈出了双方以后的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
委婉的反击同样有力
俗语有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在社会中与人交往，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如社交场合傲慢无理的对手；自己领导下狂妄自大的下属等，这些人经常会无理的语言或行为上冲撞别人。遇到这种情况时，由于处理的方法不同，其结果亦相差甚远，用错误的方法可以促使朋友反目，成为仇敌，用正确的方法可以化干戈为玉帛，结成知已，由此体现出一个人社交的能力和艺术。
直言的反击虽然也是一种方法，但很难掌握这种说话方式的分寸。搞不好不但会招来对方的不满，甚至显得自己也没有修养，所以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直言的反击。
其实，同样一句话可以表达出不同的含意，因而有时可以根据需要对语句的含意附加巧妙解释，委婉含蓄地达到预期的目的。
俄国诗人普希金年轻时，有一次在彼得堡参加一位公爵的家庭舞会时。邀请一位小姐跳舞，这位小姐傲慢地说：“我不和小孩子一起跳舞！”
普希金微笑着说：“实在对不起，我亲爱的小姐，如果知道你正怀着孩子，我不会请您跳舞的。”说完，他很有礼貌地鞠了一个躬后转身离开了，而这位漂亮的小姐却面色绯红地愣在原地。
“我不能和小孩子一起跳舞”，本来意思是你是小孩子，我不能和你一起跳舞；而普希金却将这一语句巧妙地解释为我腹中有孩子，我跳舞腹中的小孩也跟着跳，这样对小孩不利。委婉地反击了对方的傲慢与无礼。
英国首相丘吉尔能言善辩，巧舌如簧。
有一次，一位女议员对丘吉尔说：“如果你是我丈夫的话，我会在咖啡里放毒药。”
而丘吉尔答道：“如果我是你的丈夫，我会喝掉它。”
在丘吉尔脱离保守党，加入自由党时，一位美丽的年轻妇人对他说：“丘吉尔先生，你有两点我很讨厌。”
“哪两点？”
“你嘴上的胡须和你执行的新政策。”
“哎呀，夫人，”丘吉尔礼貌的回答道：“请不要在意，其中任何一点您都没有机会接触到。”
邱吉尔巧妙地运用语言的艺术来应对尴尬的场面。这种口才的是一种艺术，是一种机智，更是一种胸怀。
周恩来的含蓄幽默
周恩来的外交语言是出了名的含蓄、幽默、有智慧，而且不卑不亢。从他所取得的成绩来看，他的确是机敏过人的一代外交大师。
在访问苏联期间，他曾用汉语祝酒而导致当地领导人的质问：“周，你为什么不用俄语祝酒呢？你的俄语很好嘛！”
他马上反应：“那么我们欢迎你来时以汉语祝酒。”
当对方抱怨汉语难学时他回敬：“下午你来使馆，我们很乐意教会你！”这又一次表现出新中国的自主独立。
一位西方领导人问：“请问总理先生，你们中国人怎么管公路叫马路呢？”
周总理答道：“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马列主义道路嘛！”
在建国初期，一位外国记者曾当面问：“尊敬的周恩来先生，贵国现在一直在大力扫除旧社会的残渣陋习，那我冒昧地问一个问题，贵国有妓女吗？”当时，所有的人都对这个尖刻的问题为周总理捏一把汗，周总理笑了笑，说：“有，在台湾！”顿时响起满堂的掌声。
在新闻发布会上，一位外国记者非常鄙视中国，曾仗着自己国家强大有钱，想羞辱中国的贫穷，他当着众多外国记者的面问总理：你们国家到底有多少钱？周总理非常从容地说：我们国家有18元8角8分。（原来总理把我国当时所拥有的所有面值的钱加了起来，当时还没有百元面值，意思是对那个外国记者说，虽然我们国家并不富裕，但该有的面值我们都拥有了。)顿时外国记者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与喝彩，周恩来的机智幽默的确令人折服，其出色的应变能力也是令人叹服的。
一次，一个美国记者说：为什么你们中国人走路都是低头，像是垂头丧气，哪像我们美国人走路都是昂首挺胸的，多神气。总理回答：因为你们美国人正在走下坡路，而我们中国人正在走上坡路！
记者一眼看到了总理办公桌上的美国派克牌钢笔；记者故意问：“总理先生，您说您是战无不胜的中国人民的儿子，那为什么您还要用美国的钢笔呢？”周总理：“哦，这是一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将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战利品，他将它送给我做为礼物，我觉得很有意义，就收下了！”
记者：哑口无言。
恋爱是一种含蓄美
有一个男青年与一个女孩才见面两次，便心血来潮，写了一封长达20多页的情书，开头就写起了“我最最亲爱的……”。
整封信都热得发烫，女孩读了感觉脸红耳赤、心跳肉麻。女孩透过这洋溢着过分热情冲动的信的字里行间，觉得这位小伙子太轻浮，不庄重，于是很快就将恋爱发展的电路“剪断”了。
有人曾言：爱情是一首诗。爱情很美吗？经历过爱情的人都会有不同的回答。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中国式爱情里，如果双方都倾吐无遗，很可能使爱情索然无味；当让爱情朦胧含蓄时，可能爱情就醉人心脾。
事实上，不管东方还是西方，爱情美表现为恋爱方式也是一种含蓄美。含蓄，表面平静，内在激烈；表面质朴，内在丰富，真正的爱情正是这样。至少在中国或者东方，爱情中的含蓄美贯穿于恋爱生活全过程。
爱情的表达方式，通常有表情、语言、行为、文字、信物五种，古往今来大同小异。可是，在表达时外露还是含蓄，疯狂还是冷静，轻佻还是深沉，却因人而异了，有时甚至大相径庭。
在求爱阶段，不管是通过交谈、书信还是由别人转告，向对方表示爱慕之情，都要态度自然、诚恳，姿态要温文尔雅，语言要恰如其分，行为举止要端庄检点，不能矫揉造作，装腔作势，或污言秽语，甚至咄咄逼人，更不能下跪发誓或闪电式拥抱，否则，嘿嘿，就可能适得其反。
其实，中国式爱情，还是跟西方不一样的。身为中国人，在爱情的阶梯上已走到了第几级，就应该表达什么样的情感，千万不要肆无忌惮地胡绉一通。就算要成为亲密的伴侣了，也最好用含蓄而耐人寻味的词句来表达自己的爱情。
实际上，那些很有素质和水平的西方人，也深知含蓄对爱情的巨大魅力的。
据说，马克思与燕妮相爱已久，但谁也没有先说出那令人心颤的三个字。
一天，马克思和燕妮同坐在河畔的草坪上谈心，马克思凝视着燕妮轻声说：“燕妮，我已找到爱人了！”说着将一只精制的小匣子递过去。燕妮打开小匣子，恍然大悟，原来匣子里是一面小镜子，镜子里映着燕妮那微微泛红的脸蛋。
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既含蓄，又真实，从中领受到更深沉的魅力。当一方爱上了另一方并深知另一方也爱自己，但又怯于表达时，要采用戏剧性的方式，寓爱情的表露于戏剧性的变化中。
男女恋爱的过程，其实就是各自向对方显露优点、才华、能力的过程。恋人间的谈情说爱，在注意对方的心境与交谈场合等前提下，应把握好时机和选择好话题。
第一次约会时，男士应主动寻找使对方感兴趣的话开口，尽早结束“冷场”局面。谈兴被引起后应把大片的“空白”留给对方去“开垦”和“填补”。双方交谈的话题既不能宽泛无边，又不能过于狭窄。赞美对方要恰如其分，言过其实，只会引起对方厌烦，甚至导致不欢而散。
有的人和对方刚见过一两次面，就将自己的“家底”和盘托出，对方一下就被镇住了：见多识广、才华横溢、能力非凡、智慧超群，真是“天下无双，人间少有”的意中人。
但是，当他们的爱情体验逐步加深时，却再也难以向对方提供美好的珍品了，总是在重复最初见面时显露过的一切。总单调地重复，会令优点也成为缺憾，从而导致对方的不满和厌倦，缺乏新鲜感之养份的“爱之花”便枯萎了。
因此，恋爱中的男女向对方显露自己时必须要适度，应做到“细水长流”，让爱情像一条隧道，曲折而幽深，给人以永不枯竭的追求兴致，使神圣的爱情永远充满新鲜感。这就是最有魅力的中国式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