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步骘、朱然等人的担忧，孙权很不以为然，他说：“我待蜀国不薄，没什么地方对不起他们，怎么会这样呢？司马懿上一次入侵，不过10天就退军了，蜀国千里迢迢，怎么可能及时得到消息而出兵支援我们？人家治国，修理城池、打造战具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这边也在治军，难道说我们也是为了攻打蜀国吗？我以身家性命向诸位担保，蜀国不会背盟。”
一个大脑如此清醒、政治眼光如此敏锐的人同时又正在导演一场在日后传统史家看来昏庸至极的“二宫构争”，这种反差难道仅仅是个偶然吗？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二宫构争”是孙权出于某种政治目的而一手导演的。和历史上诸多因为昏庸而导致储位之争的皇帝不同，孙权挑起这场“二宫构争”是因为他的圣明。虽然史书一再回避孙权在这场政治风波中所担任的总导演、总策划的角色，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诸多的蛛丝马迹。
实际上，早在孙登时期，孙权就有意制造一场“二宫构争”。孙权最初为这场“构争”设定的主角是太子孙登和三儿子孙和，但是孙登在赤乌四年的突然去世打乱了孙权的原定计划。
韦曜编著的吴国官方史书《吴书》记载：“（孙登）弟和有宠于权，登亲敬，待之如兄，常有欲让之心。”这个记载相当可疑。历史上不是没有主动让贤的太子，光武帝刘秀的长子就曾做过这样的事情，后来被传统史书传为千古美谈。《三国志?吴书?孙登传》将孙登塑造成了古往今来，做太子做得最好的第一人，在品行上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他会有让位之心也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这一条本来可以进一步拔高孙登的光辉形象的记载却没有被陈寿所采纳而放进《三国志》里，陈寿的用意值得我们深思。
更荒谬的是，孙登年长自己的三弟孙和整整15岁，在这么大的年龄差距之下（古人早育，这样的差距已经是父子之间的年龄差距了），孙登却有待孙和如兄长的举动，这实在是匪夷所思。只能有一个解释：孙登的让位之心另有蹊跷。
另外一些迹象也显示出了孙登的太子之位的不稳固。在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下，子以母贵，母以子荣；太子只能从皇后的儿子们中间选择；儿子做了太子，母亲也自然应当升任皇后。但是孙登做了整整21年太子，孙权却坚决不立其母徐夫人为后，尤其是到了后期，孙权竟然想立没有儿子的步夫人为皇后。立太子却不立皇后，这就暗示着：太子的位子仍然存在变数。在暗示孙登太子之位不稳固的同时，孙权还在暗示谁会成为太子职位的有力竞争者：他对三儿子孙和的宠爱过度，超出了其余所有的皇子，同样也超出了太子孙登。与此同时，孙权还刻意宠爱孙和的生母王夫人。
日后孙和做太子，孙权立刻立其四子孙霸为鲁王（其余诸子可没有这样的好运），并对他“宠爱崇特，与和无殊”，这样的景象和孙登为太子的时候，孙权过分宠爱孙和如出一辙。孙和之母王夫人受到孙权的宠爱，仅次于步夫人，但是孙和为太子的时候，步夫人已经去世，孙权却仍然不愿意立王夫人为皇后，而且对王夫人的宠爱还莫名其妙地消失了，这也和孙登之母不得立为皇后的情形如出一辙。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孙权在第三次立太子的时候，前脚刚刚册立了幼子孙亮，后脚就将孙亮之母潘夫人册封为皇后。同时，还将其余二子分封到地方为王，彻底确定了他们的名分，堵死他们对储位的觊觎之心。
孙登的政治嗅觉相当灵敏，在去世之前，他已经预感到了储位之争灾难的来临，为了避免这场手足相残的悲剧，他有意主动让位给兄弟孙和，这是孙登的良苦用心。只可惜，他不了解他的父亲孙权的另一种良苦用心。
“二宫构争案”这场由孙权一手导演的阴谋所针对的，是东吴集团内部日益强大的江东世族势力。这一点还可以从孙权为此案设计的最后的结局中得到明确印证：孙权有选择性地在太子党和鲁王党中对朝臣们进行清洗。被处死或流放的陆逊、顾谭、朱据等人全是江东世族的代表、吴四姓的家族掌门之人，他们的倒台意味着他们各自代表的家族的没落，也代表着江东世族完全退出了东吴的统治秩序的核心。
但是，孙权这样处心积虑的安排在消除了来自江东世族对皇权的威胁的同时，却又埋下了另一个隐患。
太元二年，孙权病重，召诸葛恪等人嘱咐托孤后事。孙权在托孤大臣的选择上又一次体现出了他的良苦用心。大将军领太子太傅诸葛恪作为首辅，其身份是流寓士族第二代；中书令孙弘是孙权晚年的心腹，参与了“二宫构争”案的全部策划；会稽太守滕胤出身江北流寓士族，“尚公主”，与孙氏有姻亲关系；将军吕据也是流寓士族第二代，其父吕范是孙氏家臣；侍中孙峻是孙氏宗族。
这是一个以流寓士族为主体，辅以心腹和宗族势力的托孤班子。在孙权看来，以流寓士族为主体可以防止皇权旁落，而辅以心腹宗族，则是给皇权的集中再加上了一个保险。这样的组合虽然谈不上固若金汤，但其稳定的性能无疑是很不错的。
但是，千算万算，孙权还是漏算了一着：流寓士族们固然因为社会基础薄弱而不易对皇权造成威胁，但因为同样的原因，流寓士族一旦掌握权柄，支持他们的力量也同样显得薄弱。这就决定了诸葛恪的首辅地位是很不稳固的。孙权刚刚去世，中书令孙弘就对诸葛恪首辅地位发起挑战，欲矫诏除去诸葛恪。虽然由于宗室代表孙峻站在诸葛恪这边，孙弘最终失败了，但这件事情却给了诸葛恪极大的触动。他当政之后，不顾众人反对，力主发动东兴之役，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个人威望，以压伏东吴众臣，巩固自己首辅的地位。但是，一则东吴内部托孤班子彼此勾心斗角；二则曹魏实力远胜东吴，内外逼迫之下，东兴之役以惨败告终。这反而给了诸葛恪的政敌们一个扳倒他的绝佳机会。
孙亮建兴二年冬十月，孙峻发动政变，谋杀了诸葛恪，其时距诸葛恪入朝辅政仅一年零六个月。自此，东吴进入了一段昏暗的权臣时代。而这正是孙权生前最为忧虑的事情，他和江东世族们几十年明争暗斗，就是为了防止这一天的到来。而今，这一天还是到来了。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江东基业。
采取伪造储嗣之争的方式来彻底击溃江东世族的势力，对孙权来说，也是迫不得已。吕壹案之后，因为年龄的关系，孙权感到了强烈的紧迫性。他必须在有生之年替后人彻底解决集团内部的江东世族问题。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孙权伪造“二宫构争”，借此发挥以达到彻底击溃江东世族的目的，说明他已经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采取这种方式的后果孙权也是清楚的，但是，和东吴千秋万代的基业相比，牺牲掉两个儿子还是值得的。孙权深知自己的身份：他首先是一个皇帝，其次才是一个父亲。
“权沉吟者历年，后遂幽闭和”。“二宫构争”的戏不能不接着往下演，孙和与孙霸也不能不按照早就已经写好的剧本走向自己的命运：孙和先被幽闭，随后被废；孙霸被赐死。只有这样的结局才能将阴谋伪装到底，才能安抚或者麻痹东吴庙堂上下的人心，才能最大限度地不损害整个东吴政权的稳定。但是，从孙权的“沉吟”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位父亲隐隐作痛的舐犊之心。
孙和被废之后，孙权一改嫡长子制度，舍弃五子孙奋，六子孙休，而立幼子孙亮为嗣，孙奋一方面为人品行不端，另一方面其母不称“夫人”而称“仲姬”，可见出身较其余诸子卑贱。他没有为嗣的资格。但孙权不立年长的孙休为嗣却另有玄机。孙休的妻子是朱据的女儿，他和吴四姓的朱家的这种婚姻关系决定了他不可能被孙权立为储嗣。
太元二年，在人生最后的日子里，孙权又一次想起了他那被废徙在故鄣的穷山恶水的儿子孙和。出于补偿的心理，孙权将孙和立为南阳王，居长沙。但这仍然无法改变孙和的命运。
废太子的身份注定了他无法平安度过余生，于是在建兴二年，会稽王孙亮执政，孙和就被迫自杀。
十二 “吴下阿蒙”《孙权劝学》的道理
后人多不认为孙权是位大英雄，就连在《三国志》的洋洋百万字中，孙权好像也没一点顶天立地的真本领似的。不过在你读过《三国志?吴志?吕蒙传》后，就会对孙权有个新的认识，至少在感情上，给予这个历史人物人重新的定位。
一个人包括最高统治者，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孙权亦不例外，然而作为吴国的“一把手”，他却时时劝学于下属，不顾劳累，费尽口舌，充分体现出一把手的忧患意识。至今读来，其借鉴甚至指导现实的意义还不过时。
三国时期吴国有位大将，名叫吕蒙。此人武艺高强，战功卓著，深受吴王孙权的信赖。可吕蒙有个毛病，就是不爱读书学习。别人屡屡劝他多学点知识，可他每次都推三阻四的，认为自己一介武夫，读书有何用？这回，孙权又来劝他了，结果怎样呢？让我们来看《孙权劝学》一文，它会给我们一个惊喜。
原文这么说：
初，权谓吕蒙曰：“卿今当涂掌事，不可不学！”蒙辞以军中多务。权曰：“孤岂欲卿治经为博士邪！但当涉猎，见往事耳。卿言多务，孰若孤？孤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蒙乃始就学。及鲁肃过寻阳，与蒙论议，大惊曰：“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蒙曰：“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
翻译过来的故事应该是这么讲：
起初，孙权对吕蒙说：“你现在当权掌管重要事务了，不可以不学习！”吕蒙用军中事务繁忙多来推托。孙权说：“我难道想要你成为研究儒家经典传授的学官吗？只是应当粗略地阅读，了解历史罢了。你说你的事务多，谁比得上我（事务多）呢？我经常读书，自己认为非常有好处。”吕蒙于是开始读书学习。等到鲁肃来到寻阳的时候，（鲁肃）和吕蒙讨论评议，非常惊奇地说：“你现在的才干、谋略，（已）不再是（当年）吴县的（那个）阿蒙了！”吕蒙说：“和读书人分别一段时间后，就要重新擦亮眼睛用新的眼光相看了，长兄为什么认清事理这么晚啊！”鲁肃于是拜见吕蒙的母亲，（与吕蒙）结为朋友（后）就分别了。
我们可以看到，孙权劝学，先一语破的，向吕蒙指出“学”的必要性，即因其“当涂掌事”的重要身份而“不可不学”；继而他又现身说法，指出“学”的可能性。使吕蒙无可推辞，“乃始就学”。从孙权的话中，既可以看出他的善劝，又可以感到他对吕蒙的亲近、关心、期望，而又不失身为帝王人主的身份。
“卿今者才略，非复吴下阿蒙”，是情不自禁的赞叹，可见鲁肃十分惊奇的神态，以他眼中吕蒙变化之大竟然判若两人，表现吕蒙因“学”而使才略有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长进。需要指出的是，鲁肃不仅地位高于吕蒙，而且很有学识，由他说出这番话，更可表明吕蒙的长进确实非同一般。
自此，吕蒙和蒋钦二人利用业余时间专心学习，钻研经书，事隔多年，在某些方面，其专业水平之高甚至连那些自命不凡的老儒士都望尘莫及。
孙权常常在众人面前感叹，越是身居高职，越是富贵荣显，就越要勤奋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作所为可供群众效法，成为国家栋梁之才。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是吕蒙对鲁肃赞叹的巧妙接应。“三日”形容时间很短，“刮目”是擦拭眼睛，表示十分惊奇、难以置信的样子。并且，他还很爱才。从吕蒙的答话中可见他颇为自得的神态，他以当之无愧的坦然态度，表明自己才略长进之快之大。孙权的话是认真相劝，鲁肃、吕蒙的话则有调侃的意味，二者的情调是不同的。
最后以“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结尾。鲁肃之所以主动与吕蒙“结友”，是因为鲁肃为吕蒙的才略所折服而愿与之深交，表明鲁肃敬才、爱才，二人情投意合。这最后的一笔，是鲁肃“与蒙论议”的余韵，进一步从侧面表现了吕蒙才略的惊人长进。
从另一方面，我们有不难看出一点——为什么在吕蒙“非复吴下阿蒙”的时候，鲁肃才和吕蒙“结友”，这里面难道没有一层社会原因吗？当吕蒙有了才华，有了见识，鲁肃看出来，这小子，以后肯定有大作为，现在何不早早交友，以后大家相互之间有个照应。看来，一个人有没有很多朋友，你有没有“利用价值”还是很重要的！
在孙权劝学中，鲁肃、吕蒙的对话，一唱一和，互相打趣，显示了两人的真实性情和融洽关系，表明在孙权劝说下吕蒙“就学”的结果，从侧面表现了吕蒙的学有所成，笔墨十分生动，这也是《孙权劝学》全文的最精彩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