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初的问题：精神的迷乱是怎样产生的
八十年代初，在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包括我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历史和现实的真问题。
就我个人而言，这个问题是和我的痛苦的文革回忆连接在一起的。如前面几讲所介绍的，文革开始时，我在一所中等卫生学校教书，因为当时像我这样的从北京去的大学生还很少，就凭这一点我就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修正主义的苗子”，再加上我出生在一个旧官僚家庭里，我的父亲又在台湾，就被判定为“反革命孝子贤孙”。问题是，我自己对这样一些“罪名”的态度：我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但却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苗子”的指责；而且我没有任何的怀疑和反抗，而是努力地在自己“灵魂深处”去“爆发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有孔孟儒学提倡的自省传统，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又一直在鼓励这种自省式的“修养”。在那样的教育下，我们是不可能怀疑那个把自己打成“反革命”的，只能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为了给突然强加给自己的屈辱地位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一个自己能接受的解释，我就去读马恩列斯的著作，同时读鲁迅的著作，抄了四大本语录，至今还保留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革命》、《鲁迅对小资产阶级文学革命家的批判》、《鲁迅的战斗精神——严肃地解剖自己》、《对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鲁迅思想改造的历程》。抄的目的就是想从中找出一个解释。我发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毛泽东和鲁迅都从知识分子与普通人民的关系的角度，严厉地批评了知识分子的弱点。这样的批判使我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我终于从中找到了一个能够说服自己的逻辑：人民是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少数，尤其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更是少数中的少数；而自己这个少数接受了大多数人民的哺育，却又一心想着个人的发展，脱离了大多数人民：这本身就是违背了道义，自然是“有罪”的。现在的“革命”就是代表大多数人民来惩罚自己，这是“罪有应得”，自己也因此得以从“原罪”中解脱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挽救。
即使在惩罚中受到一些委屈，这不仅是革命中所难免的，而且也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必然要牺牲少数人的利益，要心甘情愿——我甚至从这样的自我牺牲中获得了某种神圣感。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间，我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的根本改造，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
到文革结束，才猛然省悟：这不过是一种精神的迷乱。
我们必须追问：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这样的逻辑是怎么形成的？这就必须对逻辑的前提进行根本的追问：应该怎样看待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这就是八十年代的学术研究：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现代思想史、文化史、文学史研究，所面对的问题。
知识分子和人民关系历史的清理
在八十年代我有一篇比较重要的论文，题目是《胡风：“五四”传统的历史承担》，从总结胡风切入，对于“五四”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关于知识分子与人民关系问题的思考与认识过程，作了一个历史的考察和梳理。
文章首先指出，在二十世纪初，列宁提出二十世纪是“亚洲的觉醒”的时代，同时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真实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因此，中国的“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必然是“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这样，“以‘振兴民族精神，改造民族灵魂’为己任的新文学，它与人民（特别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下层人民）的血肉联系，是由其自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我们通常说“五四”是人的发现的时代。其实这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具体得说，“五四”人的发现有三大发现：妇女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劳动人民的发现。鲁迅后来回忆说，他从小受的传统教育是把农民看成是花鸟一样，到“五四”才懂得了农民也是人，有人的独立价值和意义。因此，他说他的写作是“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所包含的对下层人民的“不幸”的真诚的同情，对启发人民觉悟的重视是十分明显的。但鲁迅又强调改造国民性，也就是说，在知识分子和人民的关系问题上，他是更注重知识分子对国民的引导和启蒙的作用的，所以他又有“现在没奈何，也只好从智识阶级……一面先行设法，民众俟将来再谈”的说法。这样一个问题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发生变化。左联成立以后，提出“文艺的大众化”问题，并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开始时还是强调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导师，知识分子有提高民众意识的责任，基本沿着“五四”的启蒙主义思路，后来就遭到瞿秋白的尖锐的批评，他说你们这些知识分子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你自己以为是大众的老师，你们有资格去引导大众吗？你们不配去引导大众！一方面他批评知识分子脱离群众、蔑视群众的倾向，他的这种批评在今天看来还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但问题是他在批评知识分子的同时，又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一种贬低知识分子的倾向。他使用了“不配”的概念，这就把知识分子排除在民众之外了。这种倾向，尽管还处于萌芽状态，却是一个危险的开端。当时鲁迅就看出来了，他在《门外文谈》里指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这就坚持了“五四”启蒙主义的原则。他同时强调，知识分子“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他不比大众高，也不比大众低，也不在大众之外，“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
但是鲁迅的观点在当时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倒是越来越倾向于瞿秋白的观点，逐渐把知识分子从大众当中排除出来了。到了四十年代，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四十年代是一个战争的年代，而中国的战争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在战争中知识分子的作用就很有限了，拿枪杆子的人在四十年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地位越来越重要，而拿枪杆子的主要是农民，所以四十年代的时代思潮就主要向农民倾斜。知识分子的软弱无力，鲁迅早就感觉到了，他曾说过北洋军阀孙传芳我们写一万首诗也赶不走，一炮把他打走了。在严峻的历史现实面前，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启蒙主义往往显得很软弱无力。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毛泽东就提出一个命题：“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这个命题在当时是深得人心的。知识分子在战争中特别感受到作为知识个体的无力与无用，迫切希望和有力量的人结合起来，融入一个战斗的集体，因此，毛泽东发出“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号召是能够得到知识分子自身经验和反省的支持的。
毛泽东又把这个命题再往前推一步，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而所谓“化”，毛泽东解释说：“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这就把知识分子视为必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的对象，不仅外表要工农化，内在的心理、思维、情感，生活习惯、生活方式都得“工农化”，“化”的结果就是知识分子的消失。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知识分子的形象就真的没有了，有也被当作改造对象，是非常可笑的人物。
你看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文采多可笑，一出现就是丑的。赵树理的作品里是没有知识分子的。这就是“彻里彻外”的“化”。工农和知识分子“相结合”这一具有历史合理性的命题，就变成了单一的改造知识分子的命题，工农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蜕变为改造与被改造，一方“化”掉一方的关系。
当时对这种思潮提出质疑的是胡风。他仍然坚持鲁迅的立场，强调“知识分子也是人民”，不能否定知识分子的作用，现代知识分子是和现代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否定知识分子就等于否定现代思想；也不能把人民美化、理想化，特别不能把农民美化，把小农经济、小农意识美化，实际上是一种民粹主义思想。
胡风在这里将四十年代“知识分子与民众的关系问题”上所发生的向民众，特别是农民绝对倾斜，以至否定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倾向，归之于一种民粹主义思潮，在八十年代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胡风：“五四”传统的历史承担》中，这样写道：“我们当然不能夸大四十年代民粹主义思潮（倾向）——如前所述，它并不占据四十年代思潮的主导地位，是被历史的‘正面’掩盖着的‘反面’，即使是胡风的反对者、批判者，也不能把他们的思想简单地概括为‘民粹主义’。但是，民粹主义思潮（倾向）的存在与影响又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指明这一点，并且弄清楚它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认清建国后民粹主义思潮或隐或显的发展，也许还会有助于我们对建国后思想界、文化界、文艺界一些问题认识的深化。”——我这段话其实是暗含着这样的意思：民粹主义思潮在四十年代仅是萌芽，或者说还有着某种“正面”意义，到文化大革命就有了恶性的发展，需要认真清理了。
对民粹主义的反思
于是，在九十年代初期，我的一部著作《丰富的痛苦》，在讨论堂吉诃德和哈姆雷特关系问题时，就专门有一节讨论俄国的民粹主义的问题。我关注、讨论的是屠格涅夫的《处女地》，小说写到了俄国“到民间去”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的思考和选择。这批俄国的民粹主义者都是贵族出身，他们觉得贵族身份本身就有一种罪恶，他们从贵族的有罪感出发，“怀着几分空想，几分忏悔，几分利他主义的神圣感，渴望着和‘人民’打成一片，为他们服务，抛掉自己原有的一切，跟普通老百姓完全一样，做一个‘简单化’的人”。小说主人公，一个贵族妇女甚至说：
“做个洗锅子、拔鸡毛的邋遢姑娘”，“也许就会拯救祖国”了。
但他们放弃贵族身份，“走向人民”以后，却陷入了深刻矛盾中：
“我就像一个坏演员，扮着自己不擅长的角色，是非心和怀疑都不中用了，连那种挖苦我自己的、可怜的幽默感都不中用了”，“啊，我在那些时候，多么诅咒我的神经质、敏感、感受性强、喜欢挑剔，这一切都是我的那个贵族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他有什么权力把我送到这个世界上来……生出一个美学家——又扔他到污泥里面！”——这里所谓“美学家”和“革命实践家”的矛盾，贵族知识分子在走向民众的时候的表演感、自卑、自怨、自我谴责、自我诅咒，以至自我嘲讽……都具有极大的真实性与概括力。
最可悲的是，这批脱离贵族家庭走向民众的知识分子，就像当年堂吉诃德那样，首先出卖他们的就是那些老百姓。他们去演讲，农民不但不听，反而将他们捆绑起来送交官府，带头人竟是被他们看作是“俄国老百姓的化身”的农民。结果这些知识分子又回去了。
记得当时我讲到、写到这里时，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的：当时，我主要是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的，其实这是一种自我清理。我从俄国民粹主义者那里，看到了我自己；我在追问我在文革期间屈服于“群众专政”的原因时，我找到了民粹主义思想对我的影响。我的结论是：民粹主义的路是走不通的，而且是应该抛弃的。
对中国现实中“堂吉诃德与桑丘关系”的追问我当时关注的还有“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关系”。过去我一向认为，桑丘是堂吉诃德的崇拜者，屠格涅夫就说过，堂吉诃德对民众总是有一种征服力量。但在九十年代初，我重读塞万提斯的这本书，却发现小说的后半部发生了变化：堂吉诃德慢慢向桑丘靠拢。
更重要的是，这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发现：在四十年代的中国，“堂吉诃德”与“桑丘”的关系发生了一个质变：思想界提出了一个“堂吉诃德向桑丘学习”的命题。
而且这样的知识分子向农民靠拢的倾向，不仅发生在革命的知识分子身上，还发生在一些在许多人看来是属于自由主义派的知识分子身上。最典型的就是废名。抗战时期他是在家乡农村度过的，他和当地的乡亲朝夕相处以后，就觉得农民才是社会的基础。当然这是很有道理的。但他接着又反省知识分子，说知识分子最不懂得国家的根本，就提出了一个“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命题。于是像废名这样的知识分子也自觉地向桑丘靠拢。
这里有一篇非常有代表性的文章，叫《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作者是著名的女新闻记者杨刚。她这样写道：“在我的内心里面那个要活的东西，不是我自己，而是一种更大更大的东西，比我大了几万倍还不止，我不过是他的形体之一。”这个“更大更大的东西”就是“人民”，“千千万万的人民”——这也就是前述我在文革初期用以说服自己的“多数”的力量。深感自身的无力和渺小的知识分子于是渴望融入这“更大更大的”“多数”中，成为“人民”中的一员，“我们”中的一员，成为“他的形体之一”，而完全消融了自己。于是就获得一个全新的信仰：“无论用怎样的方式，做什么工作，必须是于人民有利”，“要有一颗心，为人民而感觉，而痛苦，而愤恨，处心积虑”，为此而不惜“放逐了那些无谓的自我感伤”，“放逐了晦涩，放逐了轻灵，放逐了那种为将来写作，把眼泪流在背脊上面的罪恶欲望”。尽管明知自己“不能够理解”人民，却要发誓：“一分一厘也不要浪费在写人民以外的东西上。”这样，“人民”在这些知识分子这里就成了一个“绝对物”。
被遮蔽的另一面
今天反过来看，这样的反省是有必要的，其中的历史经验教训，至今仍有意义。但也可能遮蔽了一些东西，如对“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的意义估计不足，对民粹主义的思考还有些简单化。更重要的是，我这一时期的著作都集中在知识分子自身的反思，普通人民的生活与命运，却在自己的关怀的范围之外。这就又引发了新的反省和新的思考。